《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作业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作业思考题：1、克林顿政府“参与和扩展战略”中在欧洲及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上的主要内容及做法是什么？答：1994年7月，克林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即《国家安全战略：参与和扩展》，“参与和扩展战略”由此正式出台。

“参与和扩展战略”涵盖了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三大支柱的内容，体现了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新特点，其中，在欧洲及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上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有：第一，推进西方民主制度，重视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在这方面，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将重点落在俄罗斯和东欧等“新生民主国家”，支持和推动它们的转轨及民主化进程，确保冷战胜利成果，并使之成为有价值的外交和经济伙伴地区；对中国则奉行施压和接触并重的接触政策，促使中国朝美国希望的方向变化，逐步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中；而在该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林顿政府则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人道主义行动”等，促进民主和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扩大西方的影响。

同时，对敌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则力求在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它们，并在必要时予以打击和惩罚。

第二，推行“一个超级大国主义”，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不受挑战。

在欧洲，克林顿政府大力推动北约东扩，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为新成员国，并与俄罗斯签署了相互关系文件，对俄罗斯，既在政治、资金方面给予一定援助，又严加防范，防止东山再起。

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重新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加强美澳、美新和美韩双边安全同盟，对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实行预防性遏制，谋求“建立强大和稳定的亚太共同体”。

在拉美，宣布阿根廷为美国非北约同盟国，进一步推动美拉合作，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泛美政治经济联盟。

在中东，继续支持以色列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并举，维护反伊拉克同盟，对伊拉克等国严加防范和打击。

同时，注重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以便减少“领导的风险和代价”。

第三，把经济安全提到全球战略的高度。

美国一方面采取强硬贸易政策和灵活多变的措施手段，努力扩大对外贸易，拓展海外新兴市场，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以北美大陆为主干，向南美、亚太和欧洲多翼伸展，即争取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主导亚太经合组织，筹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以图在21世纪初稳坐世界经济头把交椅。

同时，加强西方七国集团特别是美、日、德三大经济力量之间的政策协调，强调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的作用，推动全球经济自由化。

第四，提出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军事安全战略。

具体要求是一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保持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二加强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努力削减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三通过展示武力、干预行动等手段来遏制侵略；保持强大的防务能力，以便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性冲突”。

此外，还在质量建军上下工夫，通过配备现代化装备和改进作战手段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在推行这一战略的过程中，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有增无减，引起世界各国包括其盟国的强烈反对。

虽然美国的实力同其领导世界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国际上多极力量的发展也制约着美国全球战略的施行，但该战略的推行对世界安全环境和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

2、80 年代中后期起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特点？为什么说集团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经济竞争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答：80 年代中后期起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大国力量为中心的三大地区经济集团的逐渐形成和发展，集团化趋势进一步明显，这强化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趋势。

美、日、欧三极经济格局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各个地区经济集团之间的渗透与竞争，这也反映了世界经济力量的调整与重组，是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轨，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这不仅加剧了国际经济竞争，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还推动世界经济加速向多极化发展，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双重影响。

这种集团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经济竞争，因为随着地区集团化趋势的发展，各地区集团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上相互渗透和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强。

而与此同时，集团之间的经济竞争则更加激烈，更加尖锐。

各区域对外并不是封闭的，集团化又增强了区域内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对外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区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规模和层次空前提高。

国际经济矛盾不但将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为集团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即使在各集团内部，竞争也进一步加强，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各异的国家，随着贸易自由化措施的实施，必须在“平等条件”下自由竞争，所以这种趋势加剧了国际经济的竞争，特别是对经济力量较为薄弱的国家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

这种集团化趋势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因为一方面地区经济集团化有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使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在区域内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另一方面，区域集团化也有助于市场的迅速扩大，从而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地区生产和贸易的增长；最后，这还有助于通过区域内部竞争的加强，促进资本的集中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繁荣。

所以，欧共体在1958年成立之初，出口贸易为346.47亿美元，到1991年已达13775亿美元，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相应从31.9％上升到39.5％。

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美加墨3国间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

1994年美墨双边贸易比上年增长了23.1％，美加贸易增长了14.9％，加墨贸易增长了35％，这些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

3、概述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中对华政策和关系的演变；分析近几年来日中关系“政冷”的症结并论述应如何发展两国关系。

答：日本经过战后至50年代中期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争取“自主外交”两个阶段后，自70年代起推行“多边自主外交”方针，主动恢复日中邦交，谋求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

进入80年代后，日本政府开始实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

在这一系列的演变中，对华政策和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

1972年9月，日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8年8月双方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83年又确立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日中关系四原则。

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在访华前夕说，重视中国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宣布在1990~1995年向中国提供8100亿日元贷款，修复了中曾根内阁执政时期日中关系中所出现的裂痕。

1990年海部内阁率先打破西方对华制裁，恢复第三期对华日元贷款。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

同年10月，日本天皇和皇后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将日中关系推向新的阶段。

1995年、1997年，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两位首相先后访问中国，两国经贸关系、人员往来、文教和科技交流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93年日中贸易额达到390亿美元，1996年达到624美元，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

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日本对华投资不断增加，实际投入资金位居中国利用外资第二位。

连续四期日元对华贷款至1997年底已愈2万亿日元，居各国对华贷款之首位。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日中关系中也存在诸多严重问题。

日本朝野某些人热衷于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与台独分子勾结，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使台湾问题复杂化。

1995年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一度冻结对华贷款。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分子多次登岛修建灯塔，制造事端。

一些日本政界要人一再不顾中方立场，参拜靖国神社。

少数极右分子肆意歪曲历史，否认日军侵华战争事实，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日中关系中尽管有消极因素，但对日本来说，出于其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及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愿望，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日中关系。

所以从主导的方面看，日本仍重视和推进日中和平友好合作关系。

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有两大着眼点：1、采用务实、折中而温和的对华政治策略基调无疑出于日本全球战略的考虑及亚太战略中作为支柱的中国的重要性提升的现实。

20 世纪90 年代日本官方提出的“三个转变,两个协调”的对华新主张就充分体现了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其大国战略的对华外交归宿点。

首先,日本要重振“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争取尽早删除旧敌国条款,挤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充当世界大国,离不开政治大国中国的支持。

其次,日本要建立国际新秩序,抗衡美国的单极世界体系,要在美日同盟框架内向美国争取一种更加平等的伙伴地位,增大外交自主性,争夺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亲和中国,来温和地平衡美日贸易与安全体系的不对称,并利用中国的繁荣与地区影响力来增加日本对美国的外交砝码,保持对美的外交主动性。

最后,日本外交重点“亲美入亚”的转换,要在亚洲积极扩张影响力,编织亚太范围的安全保障机制,在东亚多边框架内发挥主导作用,推进地区事务的解决,如参与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问题的和平解决,防止核武器扩散,确保东亚地区稳定,都离不开东亚大国———中国的谅解与合作。

2、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中日国家力量对比优势的显著变化,日本对华接触战略中防范与牵制的强硬一面也在逐渐显现。

近代以来,中日一弱一强的地缘格局正在经历结构性改变。

随着日本经济的停滞与衰微,其运用经济力量操纵与扩展影响力的空间缩小,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却正处在历史性复兴时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与规模、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并扩展自己影响力的中国带给日本的不仅仅是民族心理的嫉妒与不安,还有力量对比失衡时产生的敌对、防范心理和政策反应。

冷战前对中国进行借重的砝码作用消失后,日本长期潜存的以邻为壑的观念开始明朗化, “中国威胁论”开始盛行,并大有演变为日本国民普遍心理的趋势。

日本经济自身的脆弱性与对外资源的依赖性的特点与近几年其国内政治保守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反映在日本国民心理上,就表现为对中国的恐惧,加上日本国内追求做“正常国家”的外交目标,使对华强硬的政策愈来愈受到欢迎。

而这也是近几年来日中关系出现“政冷”的主要症结所在。

从近几年日本对华外交实践看,日本采取的是一种两面性接触战略:既合作又防范,既和中国建立一种对等合作的关系,又要对中国进行牵制。

因此,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就必须充分利用中日友好合作的基础,采用现实主义态度,既要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明确;又要机动灵活地对待日本国民中大国意识滋长产生的必然反应与合理成分。

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要学会“求同化异”,以向前看的精神对待过去的事情,避免激化矛盾;在战略问题上,要加强相互间的理解,防止出现战略误解导致的对抗,要对日本保持一种客观全面平衡的估计,努力促使两国关系朝互信、开放的良性循环发展;在区域与国际范围中,要通过积极融入地区组织与国际体系,扩展中国影响力,编织中国的地缘势力范围,充分借重与东南亚、俄国、中亚等新兴力量的合作来抗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