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难忘那个年

难忘那个年——岁月划痕之二十六到1961年，我们家已有七年没有回过饶阳老家了，父母都觉得应该回去看看。

另外，他们也想考察一下，有没有举家回迁的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在城里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

一提老家，我就想起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村，那个小院，满脑子美好的回忆，恨不能立即就回去。

可母亲却为回去穿的衣服犯愁，她想新衣还乡，可手里没有那么多布票，钱也非常紧张，不可能做到一人一身新衣服，最后只能将就，不破就行。

可我仅有的两条裤子都打了补丁，母亲只好用她的条绒裤子给我改造了一条。

我试穿的时候发现，膝盖那块儿明显毛儿少。

可那时条绒裤子是好裤子，我能有一条就很知足了。

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回老家，完全是因为交通太不方便。

饶阳到保定并不太远，也就180华里左右，可饶阳到保定没有公路，不通长途汽车，来往颇费周折。

当年我和母亲从饶阳来保定的时候，就是绕了一个大三角才到的。

我们要先步行40里到安平县，再从安平坐火车到磨头，到磨头再倒火车到石家庄，最后从石家庄倒火车到保定，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

这么多年过去了，饶阳到保定仍然不通汽车，我们再回家还得绕道儿。

好在不用绕石家庄了，保定有了直通安平的长途汽车。

可我坐车时发现，长途汽车竟然是没有棚子的大卡车。

也不知这条线路一贯如此，还是让我们赶上了春节的临时加车。

涌上车的男女老少至少有三十多人，还都带着大包小包，挤得绷绷的。

车开之后，风就起来了，呼呼地怪叫着，硬往人们的衣服里钻，吹得人直发抖。

途中好多地段是土路，坑坑洼洼，汽车扭在上面赛过风浪中的船，颠得人直想吐。

由于太冷太颠，所有的人都蹲下或坐下了，挤得更加瓷实，谁也甭想动一动。

我的身体靠在一个坐满人的大行李上，垂下的几只脚就挂在我脑袋旁边，我很烦那些脏鞋，可躲无可躲。

我的一条腿被旁边的人压麻了，像有无数的针在扎，我想挪动一下缓一缓，可怎么也动不了。

我想救助于母亲，可母亲正背对着我，蜷缩地抱着不到一岁的三妹，很难转身。

想救助于父亲，父亲抱着二妹，拢着大妹，也已被挤得难以动弹。

最终我谁也没有叫，就那么强忍着。

煎熬了一上午，我们才到了安平县。

安平县汽车站外，没有一点儿县城的样子，坑洼的土路，低矮破旧的民房，随意摆放的货摊，满街乱跑的穿黑棉袄的脏孩子，让人感觉像是进入一个破落的大村。

在安平吃了一顿很贵很糟的饭之后，父亲雇了一位推独轮车的农民送我们到饶阳。

车上除了放上我们带的东西，还坐了大妹、二妹，三妹由父母轮换着抱，我就只能跟着走了。

慵懒惨白的冬日，空旷凄凉的麦田，不见尽头的小路，不时刮起的黄风，吱吱作响的独轮车，只顾走路而一言不发的父母，似乎都在催我的倦意，我越走越没精神，渐渐落在了后面。

母亲见状，说她们慢些走，让我赶一赶。

这时路旁出现了两只长得近乎一样的小山羊，它们不知是在练习打架，还是在真的打架，撞起了头，同时后退，同时前冲，同时歪起头抬起前腿，又同时落下去，随即便是一声清脆的犄角撞击声。

我看得很开心，完全忘了疲惫，也忘记了赶路。

远处，传来母亲喊我的声音，我只好告别小羊，去追他们。

追上了他们，我又感到了疲倦和焦躁，多次询问父亲还有多远，父亲总说快到了，快到了，可就是到不了。

直到太阳落了山，我们才到了饶阳县城，穿过县城才到了我们老家东关村。

父亲对村子已经陌生，因为饶阳后来又发过大水，父亲记忆中的一些房子已被冲毁。

我们是打听着才找到家的。

可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家，大门没有了，院墙没有了，两间东房没有了，两间南房没有了，带高台阶的3间大北房也没有了，只有两间似乎是盖在洼地的低矮北房。

房砖砌得歪歪扭扭，缝儿也没有勾，还露着黄泥，一看就是大水过后抢建起来的。

北房的南边还胡乱地堆着不少旧砖，应该是没有用清的倒塌房子的旧砖吧。

北房的西南边有两间西房，建在了一米多高的土台上，看上去要齐整些。

父亲一敲门，奶奶迎出来，姑姑一家也迎出来，还真是我们家。

屋里已点上油灯，可并不明亮。

露着椽子的屋顶很黑，墙也很黑。

外屋进门处的左首是一个锅台，锅台南边的墙上有一个凹进去的方洞，里面贴着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神像，北边是进入里屋的门。

里屋靠南边窗户是通长的大土炕，西墙边放着一张旧桌子。

北墙边上放着一个大板柜。

屋里还没生火，好像比外边还冷。

姑夫立即到外面去生煤球炉子，由于没有拔火筒，姑夫还得用扇子不停地在炉子下边煽，看来奶奶她们平时并不生火。

进到里屋，人多得转不开，奶奶就让孩子们都上了土炕。

弟弟跟着奶奶来老家已近半年，好像与我们都有点生分了，不怎么与我们说话。

表弟比我小四五岁，有七八岁大，上坑后很快就和我熟了，没头没脑地问东问西。

表弟的两个姐姐没有上坑，她们一个比我大一点儿，一个比我小一点儿。

奶奶管大的叫大丫头，小的叫黑丫头。

姑姑一家住在西屋。

叔叔很快也来了。

他在县委工作，住在机关。

大人们相互问询着，谈得挺热闹。

从谈论中得知，老家也办了人民公社，这两年收成不好，人们过得很苦。

晚饭时，土炕上放了一张小饭桌，我和表弟与大人们在炕上吃饭。

也没有多少菜，但主食是白面馒头，我吃了个够。

第二天是三十，除夕吃饺子之前，奶奶在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神像前摆上了饺子、年糕、小点心，点上香，磕头祭拜，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概是乞求神灵保佑新的一年能收成好，能吃饱肚子吧。

她磕了头不算，还让别人也都跟着磕。

后来才知道这是“接灶”。

腊月二十三把灶王夫妇送上天之后，还得在除夕把他们接回来。

吃过饺子，大人们还要给奶奶磕头，再之后是孩子们给所有大人磕头。

大人们都会给钱，但很少，大孩子给毛票，小孩子就给钢镚分币了。

父亲对我的磕头还有要求，要磕响。

记得1959年奶奶在保定过年时，我给奶奶磕头磕得不响，父亲就很不高兴，坚决地让我重磕。

其实，磕不好也不能怨我，因为我以前没磕过，不知道把握个什么尺度。

奶奶没来保定时，他们就没让我磕头，奶奶来了，他们就讲起了规矩，除了给奶奶磕头，还得给他们磕头。

除夕，叔叔还带着我和表弟去放炮。

饶阳是花炮之乡，可那天叔叔并没有放烟花，只放了二踢脚。

那炮又长又粗，包着红纸，顶头捆着麻绳，崩得特别高，炸得特别响，好像把整个村子上边的空气都震动了。

守岁的时候，父母和奶奶、姑姑、姑夫、叔叔探讨了举家回迁的事。

他们都反对，认为扔了铁饭碗，回乡土里刨食儿，太不明智。

他们帮助分析了面临的困难，城里取消了商品粮指标，队里当下又分不了粮食，那吃什么？都不会干农活，挣不上工分，来年凭什么分粮食？他们觉得，我们再怎么苦干，在村里也是最差的。

并进一步分析说，等灾年一过城里不再缺粮，你们再想回去可就没门了。

父母听他们说的有道理，就打消了回迁的念头。

初一上午，父亲带我给村里的亲戚拜了年。

表弟还带我见了几位我小时候的玩伴儿，不知他们是否记得我，反正我是一个没记住他们，因为和他们一起玩儿的时候，我才四五岁。

初一下午，父亲又带我去看望了住在外村的舅爷。

舅爷家的墙上贴着一幅荀灌娘的年画，画得非常好，我很感兴趣，就一门心思研究画上的诗，没注意听父亲和舅爷的交谈。

这位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还是弟弟呢？当时没弄清，现在就只能猜了。

因为奶奶的名字与孔夫子一样也带个“仲”字，我便猜着这位舅爷应该是哥哥。

过年了，别人都穿点儿新式样的衣服，可奶奶的穿着没有变化：还是深色的大襟褂子，深色的缅腰裤子，深色的又尖又小的布鞋，依然扎着裤脚。

头上的纂也没有变，只是脸上又了多一些皱纹。

我一直认为奶奶的形象，基本就是老一辈妇女的形象，其最独特的地方倒还不是绾纂，而是裹脚。

我曾看到过奶奶洗脚，她的脚除了拇指，其它脚指都弯到了脚底下，看上去着实吓人。

用那样畸形的脚走路，肯定不会健步如飞，但倒也不影响干活，奶奶能把很大的一锅热面汤稳稳地端下来。

院里的王大娘、小儿妈比奶奶年轻不少，可她们也裹了那样的小脚，我就不由也把她们划到了奶奶的那一辈人里。

奶奶的形象跟不上时代，思想也跟不上时代，说起旧社会，他往往佩服地主、富家，而瞧不起贫农。

在她的嘴里，地主、富家不但是勤俭持家的好手，还是头牌的庄稼把式。

她认为人家地多不是剥削来的，而是勤劳节俭换来的。

而贫农不是好吃懒做，就是愚笨呆蠢。

所以她对土改印象不好。

为此，我还和她辩论过。

虽然奶奶也经常管我，吆喝我，但我还是喜欢奶奶，因为她绝不动真格的，喊喊而已，可听可不听。

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她吆喝可以，别人不行，不管我干了什么坏事，她都会帮我找开脱的理由，父亲要打我，她还会拦在我前边，让父亲无从下手。

奶奶也给我讲过故事，现在能想起的只有“王莽赶刘秀”了：刘秀被王莽追赶，逃到了饶阳的桑园，看看没有什么好藏的地方，就爬上了一棵大桑树。

王莽追到桑园，怎么找也没找到刘秀。

刘秀当皇帝后论功行赏，竟然忘了救他的是什么树，把功劳算在了杨树的头上，封了杨树个什么大将军。

这下杨树乐坏了，乐得整天“哗哗”地拍呱（拍巴掌），而桑树气炸了，炸得裂了肚皮（树皮）。

奶奶的三个孩子当中，我姑姑排行老大。

当时她大概三十四五岁，皮肤较白，可因为脸上有了皱纹，看上去要老一些。

她的眼睛挺大，但有点儿外凸，看着有些不自然。

这之前我已听母亲说过，姑姑身体不好，有病。

母亲说，姑姑年轻时身体很好，还很漂亮，十里八乡都有名儿。

可结婚后连遭不幸，先是我爷爷四十多岁去世，接着是她丈夫二十多岁去世，之后又是她一两岁的孩子夭折，她承受不了这接连的打击，患上了精神疾病。

犯病的时候，她会进入痴迷状态，与不存在的人交谈，别人怎么呼唤她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奶奶想扳扳她，便让她去磨面。

奶奶觉得她集中精力干活儿就没事儿，可她竟然在磨道上犯了病，差点儿让蒙了眼的毛驴踩着。

后来又是求医，又是求神，都未能根治她的病。

迷信的人说这是鬼魂在纠缠她，只有再婚才能驱走鬼魂，于是她又结了婚。

第二任丈夫就是现在的姑夫。

他在队里当会计。

我见到姑姑时，她的病情已经很稳定，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就是说话絮叨一点儿。

这位姑夫结婚时带着两个小孩，就是我的表姐和表妹。

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表弟。

我弟弟回老家后，就由他的表姐、表哥哄着玩儿。

听奶奶说都是大表姐背着他到处跑。

这次回老家，最享福的是三妹，天天都有人抱，还完全由大人给她煮奶喂奶了。

三妹是1960年春天出生的，那年秋天奶奶回了老家之后，家里就没有大人照顾她了。

母亲去上班，家里就只剩下5岁的大妹妹和3岁的二妹妹。

院儿里的王大娘、小儿妈会关照她们，但主要是不让两个大孩子淘气乱跑出危险，像抱孩子、煮奶喂奶的事就不便管了，况且人家也都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

母亲上班前会在三妹身边挤满枕头，以防她滚下炕来。

还会叮嘱两个小姐姐照看妹妹。

可两个小姐姐还处于需要大人照顾的年龄，担负这样的任务就勉为其难了。

她俩出去玩儿，三妹就只能一人呆在屋里，没人抱，没人哄。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难最严重的一年，几乎人人营养不良。

三妹生下来就瘦弱，加之母亲没有奶水，她只吃定量供应的代乳粉和炼乳，身体发育一直不太好。

代乳粉是一种豆粉、面粉、蔗糖混合成的食品，煮好后类似甜的面糊糊，按现在的眼光看，营养是绝对不达标，可当时孩子能吃上这种东西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