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曾国藩_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收稿日期］2011－07－12．［作者简介］曾琦云（1963—），男，湖南双峰人，湖南双峰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宗教学。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曾琦云（双峰广播电视大学，湖南双峰417700）［摘要］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

“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

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

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

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

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关键词］曾国藩；近代新儒家；新儒学［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1）04－0036－132009年《湘潭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我的《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就曾国藩的思想源流进行了定位，论证了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应当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

2009年2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内圣外王———解读一代儒宗曾国藩》，我在序言中说：曾国藩处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我把他定位为新儒学的开创者，也就是“一代儒宗”，这是曾国藩的重大贡献。

他上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儒家。

曾国藩亦曾开展洋务运动，但其改革开放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强调把“内圣”通过“外王”表现出来，这“外王”之业在曾国藩那里叫做“经济”，可引申为民主和科学。

这一思路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等后来新儒家英雄所见略同。

他们都学习了曾国藩兼容并包的宽大情怀，将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新组合，使中国文化重新发扬光大。

新儒学还可以追溯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但其发展并非尽如人意，其弊端也越来越多。

曾国藩的老乡王船山虽然正本清源，但是终究人微言轻，如果没有中兴大臣曾国藩的推广，他的学说还留在深山老林的家庭账本上（他穷到连稿纸也没有）。

可以说曾国藩的新儒学上承孔孟，中学程朱，近接船山，下启梁漱溟等新儒家学派，这就是曾国藩的思想和文化价值［1］5。

由于我的这本专著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谈到了曾国藩与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对于把曾国藩定位为新儒学的开创者还没有作深入的论证。

而发表在《湘潭大学学报》的论文重点在论述曾国藩的思想源流，反对学界以前把曾国藩定位为理学家的说法，也没有将曾国藩定位为新儒学的开创者进入深入的论证，所以今天再论曾国藩。

根据本文我把中国儒学发展分为“四阶段”的说法，为了使曾国藩的“新儒学”与朱熹的“新儒学”区别开来，我把曾国藩的“新儒学”命名为“近代新儒家”，故本文标题为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下面，本文将就我的专著《内圣外王———解读第4期2011年08月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4Aug．2011一代儒宗曾国藩》序言中这段话展开论证。

一、关于中国儒学发展“四阶段”论根据我个人以及学术界的现有研究成果，我先建设性提出中国儒学发展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否适宜，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更好分期，敬请大家讨论。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儒学时期。

时间在秦前，以孔孟曾颜、荀子等人物为代表，创始人是孔子。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过渡王朝，它存在的时间短，儒学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还受到严重的破坏（焚书坑儒）。

第二阶段是官方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当儒学作为封建王朝意识形态之后就正式变成了官方儒学，其形成的标志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延续下去。

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其发展也是波浪式前进的。

当佛教东来，佛学风弥，道教也乘时而兴，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日益衰弱，儒学缺乏形而上学论证的弱点也日益暴露出来。

但这个问题到了唐朝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

唐太宗命令学者们出版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

第三阶段是官方“新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国人的欢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在迎合国人的信仰得到了发展，人们对于形而上的出世哲学越来越感兴趣。

儒家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在儒学界也出现了性命之学（宇宙本体论）的讨论。

性命之学虽然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都有片段的论述。

可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一般人始终是不明了的，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大弟子也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冶长》）因此，对这些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解释，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儒学家们经过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儒家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三个时期，即新儒学（理学）。

“新儒学”是在佛道二教日益发展，儒学日益受到冲击的形势下出现的。

由于信教的群众不断增多，势必消弱儒学的阵地。

所以还在唐朝时，像韩愈这样的大文豪就对佛教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代表作有《论佛骨表》）。

故唐朝这个时期实际已经为理学的形成作了前期的准备。

到了南宋朱熹，他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严厉地批判佛教，让理学取代原始儒学和原来的官方儒学成为新儒学，并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新儒学”虽然是因官方儒学受到佛道二教的冲击而批判佛教出现的，但是它实际也脱离不了佛道二教的影响。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晚年静居则诵经念佛。

他的老师是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而二程的老师是周敦颐（1017－1073），他则与道教、道家有重要关系。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谥号元公，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

《宋史·道学传》说：“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周敦颐的思想不仅继承了《易传》，而且也明显地受到道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再像在北宋初期范仲淹、欧阳修和胡瑗、孙复等人首倡理学，这些人中间还有人本身就佛教的在家信徒。

在北宋中期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都对发展理学做了贡献，而这些人中，除了上述周敦颐受到道教和道家影响外，像邵雍的思想渊源于陈抟的道家思想，已成为定论，连朱熹自己也认为邵雍传自陈抟，陈抟也有所承传。

他说：“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

”（《周易参同契考异·附录》）第四阶段是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将理学发展成为“近代新儒家”。

当理学成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后，儒学就渐渐脱离官方的意识形态，“新儒家”使儒学变成一种道德实践，成为那些高尚道德追求者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

但是，我们现在提到“新儒家”一般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

可是，“新儒家”实际可以上溯到·73·总第121期曾琦云：再论曾国藩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而曾国藩处于鸦片战争后封建王朝的末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儒家”的开创者。

二、关于“新儒家”的定义及其前期背景有关“新儒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现有的词典工具书中都找不到，所以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定义，可在英语词典中却有定义，可见有关“新儒学”的影响，对于西方的影响不比中国小，而且在近代乃至当代还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况。

在英语词典中，凡是提到程朱理学则是Neo－Confucianism，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称宋代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汉唐经学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

有关“新儒家”的概念，英语称为New－Confu-cianism，这样就把“新儒家”与“新儒学”区别开来。

我认为，“新儒家”是在继承旧的儒学（原始儒学）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儒学理论体系，是原始儒学的复兴。

程朱理学企图改造官方儒学而成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但是他们明明打倒佛道，却又把佛道的东西融合到了他们的新儒学之中，这好像有点不符合他们自己所反复强调的“诚”的思想范畴。

并且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而且对于周边国家日本、朝鲜等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理学把重点放在重新解读儒家经典的理论上面，而忽视了道德实践，理论空谈只成为那些读书人求仕的敲门砖，理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虚伪，在虚伪的掩盖下社会也变得越来越腐败。

在人心不古、道德日益滑坡的形势下，那些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的内容，只会成为压迫广大人民的工具，理学日益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仁人志士早就开始改造理学，在纠正旧理学的偏颇的同时，提出新的儒学体系，这就是“近代新儒家”。

追溯“近代新儒家”的思想渊源，上可追溯到中国新儒学的另外一个分支———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将社会伦理原则上升为终极规则———理，当抽象的“理”变成了绝对的权威（存天理，灭人欲），表面上道德伦理的原则得到了提升，但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则遭到忽略。

南宋陆象山和明代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系，是在与朱熹分庭抗礼的辩论中不断发展的。

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所以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

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陆王心学把人心作为道德主体，自身就可决定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使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凸现出来。

这就弥补了朱熹理学的空谈，让道德实践不再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启近代新儒学“经世致用”的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