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研究看档案学研究的学术自觉

王传宇教授在给胡鸿杰先生的《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一书的序中对该书评价中指出：“《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一书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的研究，论述了档案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基本位置以及由此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阐释了档案学合理地融入管理类科学的途径与方法，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改变目前中国档案学研究中的盲从状态，实现学科的自觉。

”[1]。

这正是我们的学术前辈们对档案学学术研究现状的冷静观察，反映了我们研究的盲从现状，值得我们警惕。

在笔者看来，图书情报学界的研究虽然跟风现象也颇为明显，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面去分析，他们的跟风确实很前卫，也在某些点与面上推动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发展，确实开拓了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领域，如知识管理、信息挖掘、数字鸿沟、网络伦理、开放获取、信息共享等，尽管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图书情报界真正涉及的程度还不深，存在着跟风的现实，未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但这在客观上拓展图书情报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促进作用，为后来者开拓了大范围的疆土，为进一步的深度挖掘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在看到图书情报学研究这种现实的同时，作为一直标榜为信息大家族一员的档案学，我们的研究确实难以与图书情报学相提并论，即使在数字化资源的研究上，也比兄弟学科慢一拍!为什么会如此?这值得我们档案学学术共同体关注，希望引起王传宇所期望的“学科的自觉”。

1.图书情报学与档案学研究比较分析1.1研究主体分析比较分析相邻学科学术研究的特征或者说通过比较分析相邻学科的优势来分析自身学科的劣势，最为捷径的方法莫过于从两学科的学术研究者既学术研究主体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了，通过各领域学术研究主体的比较可以直接得出相关结论。

从图书情报学与档案学来看，两者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第一，两者同属信息学科；第二，两者研究主体分布相似；第三，两者基本同源。

本文既然是从图书情报学研究来分析档案学研究，那么从图书情报学研究主体的特征来比较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特点则是甚为重要且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1.1.1研究主体学科背景相对单一在笔者的观察来看，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主体学科背景相对广泛，特别是跨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较多，一方面是因为图书馆从业者学科背景广泛开拓了从业者的专业研究；另一方面，科研院所的教学与研究者，来源也相对广泛，除了专业教育出身以外，不少具有理工科背景，尤其是情报研究者还不乏经济学、社会学背景者。

而我们档案学研究主体的学科背景相对于图情学来说，确实相对单一，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以老一代的以历史学为主体的档案学教育背景（受早期学科设置所致）为代表，一是以新一代的单一的“纯”档案学背景（很尴尬，虽然作为管理学科，但现实的“热”管理几乎与我们无缘，热门的管理学界对我们存在客观的排斥）为众。

这种学科背景尤其是学士到博士都是同一学科背景下获取，这种学位的替进在实质上对自身的学术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相比图书情报学界，一方面二者本身是隶属不同学科，但研究经常交叉；另一方面，从现今的研究主体来看，跨学科背景的相对较多，尤其是情报学界，积聚着众多学科背景的从业者和研究者，有计算机的，有经济学的，有管理学的，亦有历史学甚至哲学背景的等，可以说是文理交融，跨学科背景成为常态，这正是图书情报学研究相对档案学研究繁荣原因之所在。

1.1.2研究主体结构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图书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期刊学术论文作者分布的统计结果来看，实践派与学院派似乎各占半壁江山，很多图书馆工作者或者情报机构从业者，既是实践能手，又是学术研究的积极参与者！而我们档案学研究主体来源分布来看，虽然我们的档案事业主体是国家各级档案馆和档案室，学术研究主体大军理应是来自于各类档案馆（室）的从业者，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这些实践大军对档案学的学术研究似乎并不热衷，这点从学术会议和学术论文及专著的出版来看可略见一斑（这看档案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倪代川从比较研究里笔者不再作严格的样本分析，相信学界读者也已鲜明的感受过），若单独从从业人数的分布来看，我们的各级档案机构的从业者理应是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军，但目前现实是，在学界，尤其是在专业论文的阵地上，高校这一群体反而成为主力！遗憾的是，我们高校这个学术圈子相对较小，大都存在“亲缘”性质的裙带关系，这实质上不利于学术的研讨及学术的发展。

1.1.3研究主体的国际交流能力相对薄弱对于图书情报学界，仅从每年举办的国际会议来看，数量上远远大于档案界，而参与人数来看更不容小觑！再进一步，从图书情报学研究主体来看，很多都有海外背景，要么是留学归国人员，要么是小有成就出国进修或作为访问学者，这些人才的数量远远大于档案界！而纵观档案界，当年的十四届世界档案大会在中国召开令档案界曾经为之振奋，但随后像样的国际交流在国内很少出现，各高校的国际交流活动也相对缺乏，而档案馆界虽然有出国考察之机会，但和档案学学术交流关系不大，大都是业务考察或者是礼尚往来而已！为什么会如此？我相信这是档案学界读者与我一样存在的疑问。

笔者以为，这和我们“档案学研究主体的国际交流能力相对薄弱”关系至深。

我们的学术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外语水平有限，参加专业的国际交流机会更是有限，至此为零）总体上由于历史渊源，要么是档案事业工作者（成天的忙于机械、繁琐的案卷整理中），要么是受单一学科教育背景的高校教师（由于小学科的局限以及国际交流机会的限制），要么是还未出师的档案学学子（大都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其学术活动范围都限于国内，学术语言基本上是国语，与国际档案界联系较少，而最为遗憾的是，国内档案学研究的两大主体高校与档案馆（室）之间学术的交流也很少。

总之，与图情界频繁的国际交流现状比较起来，档案界的国际交流能力确实显得相对薄弱，这是我们今后必须面对和改进的地方。

1.1.4研究主体对专业定位认识相对模糊从自己阅读的专业文献来看，至今我们很多人还在对自身的学科属性、档案本质争论不休；从自己接触的档案学的学习者来看，大都由于历史原因而被动进入档案，那一天起就对档案存在心理的排斥至少是冷漠态度，而课堂与课下部分老师行为的不一致使自身对专业产生怀疑，这种种现象都不利于档案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目前，对档案学的学科定位，存在着很多分歧，如在学科属性上，多种观点并存；在专业社会价值上，很难形成共识；在专业教学上，目标不是很明确！而对于专业精神的呼唤更是缺乏，这些现象对于我们自身对专业定位的认识具有很大影响，甚至会有反面影响，容易产生一种专业惰性。

1.2“小学科”现实和从业者社会分配的相对劣势制约了研究者的热情档案学“小学科”地位的客观现实不容置疑，这里笔者不需要再进一步列举数据或论据来做细致说明。

而笔者所谓的从业者的社会分配相对劣势可谓是广大档案人的心声。

无论是档案学专业学校的毕业生，还是高校教育的从业者，抑或是广大档案馆（室）的普通大众，我们的收入相对来说确实很低，社会给予我们的再分配确实较少，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种种的经济上不平现实的影响甚至扼杀众人的档案学研究热情，实际上，笔者所指的“小学科现实”大都是指在高校界，这种小学科的地位使我们的学校的学科体系中得到的资源必然呈绝对劣势，而这种绝对劣势的结果则必然制约广大教师们的学术热情。

同样，对于各类档案馆（室）的从业大军来说，过去很多是内部的二元结构（一部分是公务员待遇，一部分是事业单位编制，待遇相对少了不少，但工作量与内容差别不大），这种二元结构下的待遇差别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进行。

再进一步，即使是公务员性质，档案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社会分配还是差别明显。

相对于图情界来说，在实践这一快，大家身份相对一致，更利于团队性质的开展学术研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境外同行的待遇与地位的优厚，使国内图书情报界从业人员相对更有信心，这同样有利于学术研究。

1.3档案(行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学学术的自由发展在现今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体制现象”，即社会普遍存在热衷于将种种不公或者非理想状态归结于“体制”的原因。

和图书情报界相比，我们档案局（馆）的双重体制确实对学术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

同在一片天空下，由于体制的差别导致地位和待遇上的差别在档案局（馆）比比皆是，作为档案事业主体理应是档案学研究的主体，在社会层面，我们本来处于社会再分配的相对劣势地位，而如今，在形式上的同一单位，由于双重体制的原因，导致待遇上的悬殊过大，这本身便制约了单位相对劣势地位群体（事业单位编制）的积极性，而相对优势地位的群体（公务员编制）由于政府系统行政上的地位，本身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正是由于部分官员在学术上小有成就，学术界对其的称谓如“学者型官员”仍然存有警戒，能有此称谓者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在笔者看来，图书情报界地位的相对单纯（大都是单一的事业单位编制）在图书情报界内部不会产生我们档案界这种特殊现象，这本身给学术研究预留了较为单纯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不仅致力于服务学术研究，而且很多图书馆自身追求建设学术型图书馆的目标，鼓励馆员积极参与学术研究！2.档案学学术研究思考从上述比较分析来看，有些因素短时期内我们是无法克服的，如社会分配问题，如档案体制问题，如小学科现实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对未来充满期望，希望整个档案界能够充分认识这些现实问题，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同时，我们通过对档案学学术研究主体与图情学术研究主体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尽管得出了我们的不利表现，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不利现实，这其实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机会。

综合上述档案学研究薄弱表现与原因的分析，结合档案学自身的实际，作为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注重以下几点：2.1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体验档案学研究者的分布与图书情报学研究者具有天然的相似，前者主要分布在以档案室、档案馆从业者为主的实践派和以高校档案学师生为主的学院派，后者同样是分布在实践派与学院派，只不过其实践派以各类图书馆职员为主体，其学院派也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师生为主而已，遗憾的是我们档案学研究不仅“研究主体学科背景相对单一”，而且“研究主体结构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这都不利于档案学研究的发展，但是，我们应当从学科发展、学术发展、事业发展的高度去看待档案学研究，主动学习图书情报学界，注重自身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体验，克服“二元结构”的弊端，同时真正体现档案学作为管理学学科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特征。

事实上，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一开始便是与实践紧密联系，档案学正是在档案实践的过程中，当档案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形成一定规模，使具体的档案实践者自觉的意识到必须要采用一种专业、科学的方式去处理它，渐渐的便诞生了档案学的起源，即专门研究如何处理实体档案的学问。

事实上，从档案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与档案实践息息相关，尤其是其核心理论的“来源原则”、“全宗理论”均是来源于实践，完善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