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法治化的中国银行业(李国光)

走向法治化的中国银行业李国光主讲人：李国光（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主持人：王利明时间：4月5日18：30地点：贤进楼501会议室王利明：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教授为我们做一个有关中国银行法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告。

李教授是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专门负责民商事审判工作。

李教授现在是我们国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也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兼职教授，此外在很多著名大学的法学院都担任兼职教授。

可以说，李教授是我国学者型法官队伍中非常杰出的代表，在审判实践中有很高的造诣很很高的业务水平。

而且李院长经历丰富，前不久，李院长还整理了在最高人民法院期间的著述出版了一本书，可见李院长确实有很高的理论水平。

今天我们能够请到李院长为我们做讲座，是我们的荣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对李院长在百忙之中来我们这里讲学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李国光：同学们晚上好！受王教授的邀请，我今晚在人民大学和同学们以及人民大学的部分教师共同研究目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我感到非常荣幸。

尤其是看到，在今晚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有不少同志站着来听我的讲座，使我非常感动。

自我讲课以来，这种场面还是第一次。

我深深地感觉到，这里的校风比我的母校北大还要厉害。

我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题目是“走向法治化的中国银行业”。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三大银行法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三大银行法展示了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是我国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一下，认真贯彻执行三大银行法，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我想重点讲一下第三个问题。

我也想提一下目前媒体广泛关注的有关金融业宏观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我提出来供同志们讨论。

今天我采用的数据和资料都是有依据的。

首先我采用的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审议三大银行法的一些资料；第二个我选用的是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同志、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同志还有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同志在今年2月10日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上的重要讲话；第三，我也运用了刚结束的两会过程中的一些资料，包括家宝总理的答记者问。

第四，我还想运用一下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金融案件纠纷过程中我所了解到的一些资料。

我想把时间控制在两个钟头左右吧。

早在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经过认真地分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下面我们简称《银监法》），同时也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面我们简称《商行法》），修改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下面我们简称《央行法》）。

应该说，三大银行法是我国银行业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

我搞了这么多年的民商法，我觉得这三个银行法是我国和国际规则、特别是金融业的国际规则接轨最深的法律。

请同学们在研究经济法和金融法的时候，给我们的银行法以极大的关注。

第一个问题，讲三大银行法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也就是说三大银行法是怎样来的？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银行业的改革问题。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从农村推向城市的时候，小平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

”针对当时的银行是由政府办的、全部是由国有资本控制的这种情况，他讲“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现在我们二十多年以后再看这段话，“真正的银行”指的是什么呢？是市场化的、股份制的银行，不是政府的钱柜子，也不是政府的理财工具。

九十年代初，朱镕基同志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针对当时金融业的混乱情况，朱镕基同志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咱们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就相当于美国的格林斯潘这样一个角色。

有人说过格林斯潘就是美国的经济总统。

自从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以后，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就开始了极为辉煌壮丽的历程。

我把这个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里程从1992年到1997年6月，也就是从十四大到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前夕，五年左右。

十四大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明确要求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加快。

这个阶段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举措，颁布《央行法》，即《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3月18日通过，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和职能。

第一个是监督金融的职能，即监督职能；第二个职能，实施货币政策。

不再举办具体的金融业务了。

就这两个职能。

第二个重大的举措，实施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大体制改革。

由条块领导，也就是地方政府的领导，改为垂直领导，即国务院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垂直领导。

这样的领导体系在当时的中央国家机关是第一个，以后才有税务系统、海关系统、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等等。

第三个重大举措，颁布了《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下开展具体金融业务。

设立了国有独资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派代表组成监事会进行监督。

第四个举措，确立了商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非自用不动产业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体制。

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从泰国开始的。

泰国的金融市场除二级市场设有防护墙以外，外资是可以随便进入的。

然后就是汇率，泰币的汇率和美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索罗斯，量子基金的主席，集中了成亿的泰币攻击泰国的资本市场。

而泰国的金融业是混业经营。

它的银行资本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进入了股票市场，于是泰国的资本市场一下子就被搞垮了。

第五个重大举措，加大了对非法集资、违法放贷、非法设立金融机构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大家知道在1992年到1997年的时候，非法集资非常厉害。

当时有两大案件是非常有名的。

第一个是北京的长城公司，非法集资12亿，最后主犯被判处死刑。

非法集资的危害性是很大的，我举个例子。

在90年代曾经发生过上海到北京的京沪铁路停运的事件。

为什么呢？因为江苏镇江非法集资案的三千多个受害人集体卧轨。

因为涉案人跑掉了，他们就要求从政府手上拿到钱。

京沪线的停运在历史上只有两次。

一次是在文革时期，另外一次就是这起案子。

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经过这五个措施应该说一个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体制架构起来了，金融监督管理工作有所加强，金融秩序有所好转，经济发展成功实现了软着路。

这个硬着陆和软着陆是经济学上的通俗说法。

一般说来，从经济波动的状态恢复到经济正常的状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

一个是软着陆，即采取政府的宏观调控，避免市场和社会发生震荡。

第二个就是通货膨胀，把损失扩散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这就是硬着陆。

硬着陆是十分危险的。

这样，我们就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做好了体制上的准备工作。

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都狂涨，恒升指数已经涨到了非理性的程度。

没想到7月8号，也就是香港回归一个星期以后，泰国首先发生经济危机，然后波及到韩国。

那时候，我国的金融体制处于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即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

正是由于我们采取了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我们比较安稳地躲过了这场冲击。

第二个阶段，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直到上个世纪末，也是五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金融工作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经济工作取得巨大胜利的时期。

针对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法经营活动还比较严重、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例过高、金融风险加大、甚至出现局部地区的金融危机的情况，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人民币产生的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坚决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为解决我国信托行业因流动资金严重匮乏而引起的支付危机，全面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案件就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

这个公司在香港叫广东国信，我们叫广东国投。

广东国投是广东省政府举办的、政府控制下的一家理财公司。

这样的公司上海，北京也有。

这个广东国投在改革开放初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但最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广东国投有人卷钱跑了，直接造成广东国投产生了300多亿人民币的债务，80多亿美元的债务。

它的主要债权人是境外的八家银行。

包括香港汇丰、日本大和这些比较著名的八家银行。

这个广东国投的破产，就是朱镕基同志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我踩响了一颗地雷”，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的《企业破产法》是1986年12月的，还是试行，没有金融破产法。

特别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破产该怎么处理？我们完全没有经验。

这个案子在最高法院的指导下审理了4年，最后才结案。

这个4年啊，我们看来是很长，要在英国、美国起码要9年。

这个案子起到了一些特殊的效应。

首先的一个效应就是，广东国投也办了一个公司，叫粤海。

粤海的公司也发生了资不抵债，它的总部在香港。

最后广东国投的清算率为10%，是国内最高的。

还有大连国投，也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整顿信托投资公司。

第二个，为了减少、处置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务院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建设银行的不良资产，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那么对口处置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从我们看来是24000亿人民币，实际上剥离了95769亿。

第三个措施，全面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

大家知道，农村合作基金会本来是专门吸收农户筹措的资金。

但是后来搞乱了，甚至有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到城市里去搞房地产投资，甚至买国债，后来就发生了支付危机。

中国农民很可怜啊，一点钱都投在农村合作基金会里面，所以要全面整顿。

第四个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坚决顶住人民币的贬值压力，维护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由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美国1929——1933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奉行凯恩斯的学说，加大政府投入。

我们不是单纯地奉行凯恩斯的学说，我们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我们是有控制的，美国那时候是无序的。

实施这样的政策，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其他亚洲国家发生了很大的震荡，比如韩国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边缘。

什么叫国家破产边缘呢？韩国的经济主要由大企业、大集团来支撑。

当时有二十多家大的企业集团破产，占韩国GDP的88.4%。

这二十多家企业集团的主要市场在东南亚。

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使得这二十多家企业集团资不抵债，韩元就贬值。

后来没有办法了，政府就号召已结婚的妇女捐献她们的金戒指、金耳环来挽救韩国的金融。

第二个是IMF，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国家破产清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