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同事、同志、畏友

师长、同事、同志、畏友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等单位主办的学者、音乐史家、翻译家廖辅叔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终于隆重举行了。

这不仅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音乐学界、音乐教育界的大事。

回顾过去，我与廖先生的交往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我自己也由当时的年轻小伙子变为一位老者了。

时光流逝、岁月日新，廖先生虽然已离开我们整整5年，但他给我们的谆谆教导，他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一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初期，随着南京国立音乐院及其常州的“幼年班”①迁来不久，就听说有一位知名教授廖辅叔先生也来了。

过去我从不认识他，在教学上也与他没有什么联系。

我只是从吕骥同志那里听说他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青主的弟弟，是一位早年曾参加过革命运动、学识渊博的进步教授。

来院初期，我多次听到他激情满怀、声情并茂地向全院师生作进行革命教育的报告。

他在我院最初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词的教学（另一位杨桦先生教中国现代文学），后来学校给他派了一位助手，就是刚刚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方承国先生。

我与廖先生的直接接触大概于50年代中他担任东德音乐史家哥德斯密特教授在北京的活动开始②。

哥德斯密特教授在武汉结束讲学后到北京耽搁了半个多月（住在崇文门的新侨饭店）。

一方面要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纪念巴赫和贝多芬的图片展览”，另一方面他还想向原“讲习班”的个别学员（记得好像只有陈平、汪毓和等）专门针对今后在中国开设“德国音乐史”课详细讲解有关制定该课的“教学大纲”等意见。

在北京的专业活动均请廖先生来担任翻译。

因为，当时北京音乐界也只有廖辅叔教授这样一位既有较高的德语水平、又有较丰富的西洋音乐历史知识的学者才能胜任（廖先生在此前不久，还作为代表我国出访东德的“中国音乐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在那里结识了东德的音乐学家克耐普勒、迈耶尔等）。

哥德斯密特教授对能有这样一位博学的学者的合作，频频表示非常满意。

之后，他与廖先生一直保持长久深厚的友谊，并且一直是我与廖先生聊天中的话题之一。

1956年秋，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建制了音乐学系（这也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领域第一个专为培养专业音乐理论人才的学系），系主任是原教务主任、知名音乐史家、音乐教育家张洪岛教授。

最初确定的教师班子比较小，其中有廖辅叔、陈宗群、蓝玉崧等六七位。

我当时除了作为其中的一位青年教师外，一度还兼任系党支部书记和系秘书。

当时系里仅建立了两个教研室，即音乐史教研室和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

前者就由廖先生任主任。

自此以后，我与廖先生的接触日益密切，他既是我的师长，又是同事、同志，乃至于“无话不谈的畏友”。

那时我的教学主攻方向是“外国音乐史”，为了更好地掌握外语能力，我决定开始自学德语，廖先生欣然应允作为我课外自学德语的指导教师。

他根据当时的《大学德语》教材，每周给我上3节课，地点就在他的家里。

当时，廖先生的子女均不在他身边，仅有他的夫人邱扬华老师和她的侄女陪伴③。

我们的这一德文教学大概一共坚持了近3年。

在那时，像这种计划外的学习，学校是不计工作量的，完全是教师间的个人行为，而且，学生还不兴给教师交讲课费，完全是义务帮忙的性质。

经过这3年的学习，我基本掌握了正确的读音、语法，达到了通过词典能初步阅读德文专业文献的能力。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工作的调动，自己对德语的阅读没能坚持下来，对已取得的薄弱基础也渐渐丢失了。

每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是辜负了廖先生对我的谆谆教导。

二1958年春夏之交，学校的“反右”斗争已基本进入后期的“整风、整改”阶段。

学校党委特别抓了一段对经过运动考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吸收入党的工作。

当时，在学校“教师支部”曾讨论了一批长期提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其中就包含廖辅叔教授。

我还是支部指定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呢。

支部大会上几乎所有党员对廖辅叔的入党表示了真诚的欢迎。

同他同时入党的还有喻宜萱老师、张悦同志（她是陈培勋教授的夫人，从1938年就入党，后来因故脱掉了“关系”，那次是给“恢复组织关系”）等。

当时正处于全国“大跃进”的高潮时期，学校几乎完全处于“办工厂”、“炼钢铁”等热潮中，课堂教学基本都已停顿。

廖先生、张先生及各系的老教授（记得好像还有喻宜萱教授、姚锦新教授等），大多安排参加了所谓“印刷厂”的劳动。

我则领了一些青年教师和同学（包括附中高年级的许多女生）搞什么“化肥厂”。

还出了一批所谓“成品”，通过有关领导部门的联系，卖给了当地的农村，为学校上交了几百元。

至于这些“产品”究竟是否有效，只有天知道了。

声乐系师生则搞起了土法炼钢，最后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还惊动了上级，认为连音乐学院也炼出了钢，赢得了“最高领导”的表扬。

以钢琴系为主亮出了“赶老贝、超老柴”的响亮“口号”。

总之，人人都卷入了一场“革命的狂热”。

谁都以兴高采烈的心情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国的“全面跃进”出力流汗。

但是，谁也不去计较那些豪言壮语能否实现、那些辛勤劳动的汗水究竟产生了多少价值。

“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的观念普遍统治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人们冷静地思考这样震天动地的群众运动究竟是否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否真正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实在的飞速推动，还是仅仅是一种愚昧的狂热、幼稚可悲的精神和物质的巨大浪费！当时也有少数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对这一切产生过疑虑，甚至提出了批评。

但是，他们后来都被认为是“白旗”、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挨了批判。

而当时的大多数积极分子都被作为“维护革命的左派”投入这场新的批判。

全国的形势是如此，中央音乐学院当然也不能例外，而且一度还被定为教育部“全国重点”院校中唯一的文艺院校。

三“反右”斗争的后果之一是音乐学系的教师队伍发生了一些变化，原计划接任“中国古代音乐史”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师工作有所调动，就迫切需要指定新的教师来接任。

学校党委决定要廖辅叔教授和我来分担此重任。

当时，系里教师全都在听苏联专家的课，而且这也是系的重点工作。

廖辅叔教授和我对这一工作调动毫无思想准备。

廖先生表示自己虽然对中国古代文献及文学诗词确有一定的底子，但对中国古代音乐并不熟悉，希望领导上另行考虑，至少请一位助手重点帮助。

1959年学校搬迁到北京，正好原编译室的金文达先生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组”回来，他表示愿意转向从事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名作”的研究，配合廖先生开设这一新课。

廖先生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岗位。

1959年中苏分歧日益加深，苏联政府断然撤退全部在我国工作的专家，我国基本结束了从1953年开始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方针，开始强调“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部成立了以林默涵为首的“全国文艺院校教学改革”的领导班子，在音乐方面则指定由赵?h、李元庆为“教材小组”的正副组长，并指定以中央音乐学院作为那次“教改”的试点。

具体工作包括制订新的教学方案、编制各主要课程的教学大纲以及发动各院校的专家教授、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分别编写各种教材，特别是音乐史论和作曲理论的教材。

音乐学系的重点任务是指定张洪岛、廖辅叔、陈宗群、汪毓和、张洪模、于润洋等人集体编写“外国音乐史”教材。

当时，廖先生和我因各有自己负担的“中国音乐史”教材的编写，因此，我俩承担有关“外国音乐史”的编写任务相对减轻了些。

廖先生主要写了有关“巴赫”和“亨德尔”的两章，我写了“18世纪古典喜歌剧和交响音乐的发展”“维也纳古典乐派”“贝多芬”这几章。

整个教材编写的步骤是：各自分头编写、教研室集体讨论、张洪岛统修、赵?h过目，才基本定稿。

1964年先以《外国音乐史“欧洲部分”》为名，内部铅印出版了所谓“大白本”，到1983年，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改名为《欧洲音乐史》（该教材现已重印了17次，是我国在这一领域出版数量最多的一本教材）。

廖先生在当时还以“边写边讲”的方式编写了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讲义，1965年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的名义，书名《中国古代音乐简史》，交由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也是当时除了杨荫浏先生的专著外唯一得到正式出版的此类专著，曾为许多院校采用。

1985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研讨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音乐史学会”，他的名望、他的学术造诣，使他被大家选为学会的“顾问”（其他被选为顾问的还有：吕骥、杨荫浏、阴法鲁）。

但是，听说在那次会议中廖先生曾突然遭到一位教师的无名攻击，说廖先生的这本教材是对他50年代的“讲义”的“抄袭”之作。

廖先生当时虽然并未参加那次会议，但这件事引起不少与会同志的愤慨。

反映到学校后，尽管廖先生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学校则对此非常重视，责成音乐学系有关教师进行认真查对，结果以大量确凿的事实驳斥了这一无端的、对廖先生的诬蔑和攻击！四廖辅叔教授对他的亲哥青主（原名廖尚果）的评价比较关心，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曾多次跟我讲起有关青主的生平，从青主为了响应“辛亥革命”曾自发率领黄埔“陆军小学”的学生攻打潮州府、击毙清政府知府的英勇斗争，一直讲到青主从德国回国后在广州热情参加革命和1927年被蒋介石、汪精卫通缉，隐名上海乐坛，以及在萧友梅的帮助下进入国立音专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批评等。

几乎所有当时未见文献记载的情况，我都是从廖先生那里获知的。

他总是以大量的事实，力求实事求是地来看青主。

他既不赞成过去音乐界曾经存在的、对青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赞成80年代以来音乐界有些年轻的同志过分抬高青主的观点。

他一再强调青主在政治上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后来一贯反对蒋介石的革命主张。

他也不避讳青主在艺术思想上保有欧洲“表现主义”的唯心观点。

他认为青主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的特色。

在他临终前一年，他抱病亲自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青主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仍谆谆教导大家对青主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要过分拔高。

从80年代以后，音乐界开始对国立音专和萧友梅等前辈音乐家的评价逐渐重视起来，这对廖先生的思想也有所触动。

他开始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的回忆性的散文，其中不仅包含过去他在音专工作所认识的老朋友（如黄自、周淑安、应尚能、陈田鹤、江定仙、贺绿汀等），也涉及过去很少人了解的、在上海工作并对中国近代音乐事业发展做出显著贡献的外籍音乐家（如梅百器、查哈罗夫、齐尔品等）。

他还以自己对萧友梅的亲身了解，撰写了我国第一本《萧友梅传》。

他的这些散文和著作，既视角开阔、论点中肯，又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人民音乐出版社将此结集出版了专集《乐坛忆往》。

他的这些工作，实际上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关人物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1983年，廖辅叔教授成为我国音乐界第一批被批准的“博士生导师”，但却一直没有招到合适的学生。

这也许跟他对此持有非常严谨的态度有关。

他曾多次跟我谈起此事，总在考虑自己应该在什么方面去考虑、去准备。

经过反复的思索，他觉得可以在“清代以来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方面发挥自己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