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天下观_视野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
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
• 坚持合法性战争
• 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主 义的天下观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眼界，“中国”与周 边部族是共处于“天下”的关系。“孔 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 于中国则中国之。”
•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正是这样一种 以文化互动给模式的世界主义，最大限度地促 进了民族融合。就“中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来说，由于前者的文明发展程度远高于后者， 因此对后者产生了无处不在的强大吸引力。哪 怕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是否接受中原文化， 也成为他们能否在中原站住脚的关键。
• 中国文化中，“师出”必须“有名”，“有名” 以“礼”为判断的标准。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组对应的大战略偏好排序： 决策者倾向于首先通过仁政与外交、贿赂、结 盟、和亲、贸易、朝贡关系、羁縻等和解性战 略来消除安全威胁，其次才诉诸于防御及等而 下之的进攻战略。
三、战略文化对中国外交 政策的影响
第八章
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
什么是战略文化？
• 战略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世 界观、战争与和平观中带有的长期性和根本性 理念。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 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 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 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 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 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 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 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 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
_天下观_视野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_杜永吉
【历史学】
“天下观”视野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
杜永吉
(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江苏南京210003)
摘 要: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种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
观”,它崇尚礼、德、仁等文化价值观念,希望构建一个“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注重运用政治、文化手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军事与经济目标则较少重视,从而形成了以求和平、重防御、谋统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战略文化传统。 关键词:天下观;协和万邦;对外战略;战略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6)01-0096-05
收稿日期:2005-10-18
作者简介:杜永吉(1974-),男,江苏邳州人,讲师,军事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在近代中西方文明相互撞击之前,中华文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而又成熟的文化体系,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区。“这一文明的政治结构即东亚体系:核心地区与半边缘地区通过文化和经济交往形成一个同心圆状的东亚社会。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国家开始学习汉人的礼仪、儒家的文化,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更是竭力效法。”
[1]28
中华文化不但对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东亚体系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观”,不仅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根本看法,也决定了他们对东亚秩序的价值追求。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一直试图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一个和谐共处的天下秩序。在此过程中,孕育了中国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的战略文化传统,至今还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中国的对外战略行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实现路径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相
结合之处出发，从而探究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
现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结合之处；实现
路径
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后在殷墟遗址考
察时再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
‘根’”。这些重要论述，是我们党百年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新时代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境界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
所在
（一）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的必然要求
1、理论上更具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却能够嫁接到中国文化主干之上，生发出新枝新叶，长成参天大树，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中国有强大的解释力，能够讲清楚中国的过去、解释好中国的现在、科学预测中国的未来。
2、实践上更有推动力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开放性，更具有实践性。这位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也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1、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
全球治理视阈下中国传统“天下”观的语义解读
新视阈
全球治理视阈下中国传统“天下”观的
语义解读
刘晓潇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太原030032
摘要：中国古人先于全球化浪潮几千年，就以一种“天下一家”的世界意识和天
下观念，表达了王道政治和大同世界的理想情怀。中华文明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与理想，裹挟着强大的吸引力和穿透力，对接于现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接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打造的全球治理模式。在中国古代“天下”观所阐释的“天下一家”的治理体系中，“以天下观天下”的基本趋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提性的态度认知；“宣德化以柔远人”的德治维度，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综合性的价值导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渐进体证，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行性的路径指引。
关键词：“天下”观；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012 (2020 ) 03-0068-06收稿日期：2020-09-01
作者简介：刘晓潇（ 1985-), 女，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山西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教研室 讲师，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 和中华文化。
在“国家”和“民族”概念作为舶来品被带人中华文明的特定语境之前，中国古代先哲对民族群体甚至人类群体的统称为“天下”。“天下” 一词, 虽经儒、道、释、墨、法、兵等各家思想体系的具体阐述而有语义上的细 微差别，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中，“普天之下”以一种近乎狂傲的文 明层次上的自信，整体呈现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结构和秩序的所有构想，涵盖了古人关于“天道”“人道”及“天人之辩”的所有认知。诚如梁启 超所言：“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
现代考古学视野下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中华德文化研究□
现代考古学视野下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内涵及当代价值
——
—以先秦儒家为中心陈梦熊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摘要：“天下”一词广泛见于先秦典籍中，如《逸周书》“四方畏服，奄有天下”、《诗经·小雅》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尚书》“昔在帝尧，光宅天下”等。这些文献大致成书于西周时期。“天下”一词虽在西周时期已被广泛使用，但今人所熟悉的“天下观”内涵的形成却并非始于西周，而是经历了从时空秩序到政治秩序，从礼
乐秩序到文化秩序的演进变化。当今学界所讨论的天下观和天下制度，
其内涵主要是在由政治秩序向礼乐秩序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由于一些研究未考虑天下观曾作为时空秩序后经由儒家的改造而成为文化秩序的过
程，而忽略了较多信息。因此，借鉴现代考古学研究成果，对“天下观”的形成脉络从时空秩序到政治秩序进行
梳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考古学视野；天下观；时空秩序；政治秩序；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21）01-0008-10
DOI:10.16514/43-1506/c.2021.01.002
收稿日期：2020-09-05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学与宋代史论散文互动研究”（2018091）；湖北省教育厅项目
“儒家天下观与国家认同”（20Y118）；湖北民族大学武陵山片区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项目“儒家天下观研究”（PT052001）；湖北民族大学博
士科研启动项目“宋学视域下宋代史论文研究”（MY2018B001）。
天下观及其对当代全球公共治理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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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天下观及其对当代全球公共治理的积极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变局加速变化，随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经济、安全、政治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日益凸显出其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因此在新形势下，需要讨论天下观的时代意义和解决重塑天下观的路径选择问题。
天下观的内涵
提到天下观，首先需要对“天下”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天下”观念起源很早，据《尚书·益稷》记载，圣王时代就曾有“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诗经·小雅·北山》则更是明确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作为中国思想家建构出的最大的空间单位，“天下”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更是与家、国一起构成谱系的价值体，是国之合法性的最后依据。
天下观这一概念也是随着古代中国政治秩序的演变而来的。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
观就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1]
中国人的天下观在夏商之时孕育出朴素的原型。自商朝始，天下秩序的概念以《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最为系统。《五帝本纪》提到舜分天下为十二州，《夏本纪》有九州、五服之说。所谓五服，是指自京师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区，由近及远，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由于九州与五服相继建立，于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起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两周时期，天下观得到进一步发展，周人对天下观的贡献并不在于延续了商殷以来较为机械的方
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情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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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文化
中等城市核心期刊
·学党史·
责任编辑丨陈涛
Z'Magazine 丨2022丨
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情怀表达
文丨■ 李梦云
含了繁衍生息的整个人类社会，展现了中华
传统文化博大宏阔的格局和宽厚包容的品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崇高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天下情怀，“胸怀天下”成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天下观”，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既心系人民，又胸怀天下，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提供强大
支撑。
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界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也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更加期待。中国从世界的前途命运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出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和万邦关系，增进人类友好，为破解人类难题、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传统“天下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传统“天下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理念，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推进安全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代表了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
转变和升级，将国家安全置于更加综合、系统、稳定、可持续和战略的层面。在这个新的
国际形势下，传统的“天下观”需要得到更加开放、创新和协调的转化，以满足中国现代
化和全球化的需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权利置于人民手中的理念放在关键位置，将国内安全和国
际安全无缝衔接起来，开启了“全要素、全过程”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之路，提出了“安
全节点”“安全防控”“安全评估”“安全审计”等一系列关键词汇。这些词汇涉及的不
仅是国防和外交领域，还涉及到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使中国的国
家安全理念实现了更加综合、全面的体现。
相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而言，传统的“天下观”显得有些过于相对简单。在以往的理
论体系中，“天下观”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零和博弈、权力竞争和军事对抗，甚至包括
国家领土的扩张。由于“天下观”过于狭隘，容易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随着社
会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这种竞争性的国家安全理念显得已经过时。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传统“天下观”相比，更加注重平等、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当前
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都需要密切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同样也面临着共同的安全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国家安全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合作和协调，将安全置于公共福祉和全球
秩序的视野之中，实现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
胸怀天下鼎盛之世课后感
胸怀天下鼎盛之世课后感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天下”意识一直深入人心。古人眼中的“天下”，是天底下所有的土地，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文明。自古以来，开国君王皆以统一天下为目标，正如《诗经·小雅·北山》
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它古老文明的主要区别。其它古文明受民族局限性影响，一般是为了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唯有中华文明才有“为天下苍生计”的博大胸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数经朝代更替，江山易主，但中华文明独特的“天下观”源远流长，从未改变，从而成就了从未断层的中华文化和从未割裂的中华民族。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华文化“天下观”的核心内容。自古中华文化便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吕氏春秋》有言：“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古以来，开明的统治者们无不以此为诫，先后成就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这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根基和灵魂，它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地滋养着这片土地，哺育着这里的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丰厚的营养。
当今世界，天下的概念已远远超过古人的认知，但为天下求大同、为人类谋发展的追求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骨血。随着历史的变迁，人类的命运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相连，呼吸与共。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世界性难题，无不需要全人类携手并进，共同应对，“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国人自古便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将全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中国人的“天下观”超越了国家和民族，中华文化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视野和气度。因此，中国的发展一直着眼于与世界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天下”走向“万国”：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
从“天下”走向“万国”：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
构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过程。首先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中国在“天下”到“万国”之间的演变过程，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背景。随后介绍了该理论的核心观点，主要包括“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接着分析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互利共赢为核心、尊重国家主权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等。最后探讨了该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强调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贡献。结论部分展望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强调其创新性和发展性，同时提出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和借鉴。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观和对国际秩序的贡献。
【关键词】
关键词：天下、万国、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历史演变、形成背景、核心观点、主要特点、国际影响、展望、创新性、发展性、启示、借鉴。
1. 引言
1.1 背景介绍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
治环境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政治界关注的焦点。中
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从“天下”走向
“万国”的演变过程，以及近现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和发展。
从传统的“天下”观念到现代的“万国”视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
论在这一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和完善。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也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和挑战，中国学者不断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提出了更符合中
国国情和国际现实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不仅丰
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
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
一、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先生是一位特别有人文情怀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在
探讨问题时非常理性，但在他心里和文字背后却充满了对社会底层、
弱势群体、边缘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深深的同情和人文关怀。他
总是在思考，怎样能够协助他们改变穷困、落后的面貌和命运，走上
现代化之路，他总是怀有这样一种目的和期许。他表达感情真挚、动人。不管是对家乡的人们，还是对少数民族同胞，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协助他们，希望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以及少数民族自身的力量来改
变贫困和落后面貌。在他那里，没有大汉族主义。我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学所工作之后，对这点体会特别深。先生是在沿海地区长大的，肯定受到国家主义、国家认同、现代国家建构等思想的影响，在《乡
土重建》这部著作中，他并不是简单地将改造农民，改造民族地区和
少数民族文化当作一个政治口号或逻辑推理结论，不主张靠强制的、
外在的力量，而是更多地给他们希望和方向、引导和支持，这是他作
为一个知识分子、有人文关怀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深层理念和
情怀。这种思想和意识源于他早期对机器工业革命的问题的学习和理解。先生曾翻译过《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那时他对于理性化、科学化很警惕。当然，后来先生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还是希望广大
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但这不应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而
是他们发自内心愿意的。他很重视方式、方法，要让老百姓乐于接受。
二、天下观点和世界视野
先生在很多方面是以天下为家的，他有胸怀天下的整体世界观，没有
把自己的小家看得那么重。他能超越于小环境—他的家乡人民、他的
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
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
一、本文概述
《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这篇文章旨在探讨现代中国社会中，家国天下观念与个体自我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剖析，文章试图揭示出在传统家国情怀与现代个人主义冲击下，中国人是如何在家庭、国家、天下等不同层面上构建和塑造自我身份的。文章将分析现代中国人在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等社会变迁中，如何既保持对家国的深厚情感，又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我认同的塑造。文章还将探讨现代中国社会对家国情怀的新的诠释方式，以及这种诠释方式对个体自我认同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多维度分析，本文旨在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框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人在家国天下观念与自我认同之间
的挣扎与追求。
二、家国天下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家国天下”的观念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这一观念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重塑。
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家族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家族不仅是血缘关系的联结，也是经济生产、文化传承和社会交往的中心。因此，家族观念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它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团结，以及家族荣誉和利益的至上性。在这一背景下，“家国天下”的观念逐渐形成，家族成为连接个人与国家、天下的重要纽带。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家族制度的衰落，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以及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度的增强，都使得“家国天下”观念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在古代中国的华夷天下观中，华夏文化被视为中心和正统，其道 德、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被赋予优越性。
外交政策的基石
华夏文化的优越性理念在外交政策上体现为“以夏变夷”的观念， 即通过传播华夏文化，使周边民族“开化”。
朝贡体系
华夷天下观也体现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周边国家作为藩属国向中 国皇帝朝贡，体现出中国中心的国际秩序。
主权，维护地区和平。
文化影响
华夷天下观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佛教、儒 学等思想的传播，共同塑造了东亚 文化圈。
经济影响
在华夷天下观的指导下，东亚各国 积极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等贸易活动 ，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与其他国际理念的对比
与西方国际理念的对比
与西方的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不同，华夷天下观强调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体现了更 为包容和开放的世界观。
04
华夷天下观在现代国际关系的意 义
为现代国际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经验宝贵
华夷天下观作为古代东亚的国际理念，为现代国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指导现代外交
通过研究华夷天下观，现代国家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为构 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提供参考。
弘扬和平、尊重、平等的国际秩序
和平外交
历史背景
华夷天下观起源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随着历史演进和文化交流，逐渐发展 成为东亚地区共同的国际理念。这一理念在历史上对于东亚各国的外交关系、 文化交流以及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世界主义思想
The Concept of Tianxia and Cosmopolitanism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作者： 孟嵊[1,2]
作者机构： [1]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610059;[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5
出版物刊名：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0-80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2期
主题词： 世界主义;“天下”观;大同;话语体系;哲学思想;传统文化
摘要：世界主义的概念虽源于古希腊,世界主义的视野和理念却早已孕育在古代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植根中国土壤的世界主义思想就是其“天下”观。该思想发轫于周朝,历经先秦至明清沿袭嬗变,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几千年圣贤志士思考世界的方式、视野、政治对象及最高理想。文章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出发,循着“天”—“天下”—“天下大同”的发展路径,厘清“天下”观生发、演变,再到孕育出“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中国古代对于“天”的认识始于先民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夏商时期“天”已具有人格化的神义性;周革殷命后,周人对“天命靡常”的认识使得“天”被赋予道德意义,形成“以德配天”的思想,“天”开始具有一定的人文色彩;至春秋时期,儒道两家分别形成道德之“天”及无为之“天”的观念。古人在对“天”的认知基础上产生“天下”的观念。“天下”观主要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地理空间的“天下”、文化意义上的“天下”、及伦理政治上的“天下”。先秦时代,儒、道、墨、法的政治哲学思想均已显现出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特征。在当今世界面临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秩序亟待重塑的背景下,“天下”观作为古代中国政治和哲学思想的根基,其世界主义视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其一,“天下”观构筑的世界秩序具有超越国家主义的真正的世界性;其二,“天下”观从空间尺度来看,无内外之分;其三,“天下”观从时间尺度来看,具有稳定性;其四,“天下”观以礼、仁为基石,构筑的是一个和谐、兼爱的世界。“天下”观在当代的重新挖掘为构建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绚丽多姿、跌宕起伏,兼容并蓄、影响深远的统一的复合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既包括好的方面也包括不好的方面，应该区别对待。
（一）好的方面
外交道义：（仁爱原则、贵义原则、崇和原则）道义或道德都是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划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道义或道德可用于规范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约束个人行为,从而调节社会关系。
一、贵和尚中的影响:
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与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形成强烈反差。贵和的意思是主张和谐，而尚中指的是主张中庸，不走极端。
天地万物存于自然之中，他们的运行却始终保持着各自的个性，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才是最为光明的前景。在中国人与人的交往向来主张和谐，自然地，在国际间的合作中，中国也保持着这样的精神，求同存异，共同进步，以此构建和谐新世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风范。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理论的集成和升华。现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努力推进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合作，建立更完善的多边贸易体制，争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处理与他国的问题。
二、和平互利的国家关系：
中国素以“仁义”为宗旨，与邻国和平共处时期远长于征战时期。中国自古疆远民众、国力强盛。但即使强盛如汉唐时期，也不曾超出本国领土范围外出侵略，而注重传播本国文明、接纳外国客商的和平外交，毫无保留地把本国文化成果贡献给全世界。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应该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本单元课文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本
单元课文
一、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宽广视野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到，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国内外公开场合积极倡导弘扬中华文化，具有深广的战略视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更是突出地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强大。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界强国之一。然而，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并非一帆风顺，遇到过无数艰难困苦，但都挺过来、走过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代中华子孙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历史证明，中华文化使中华民
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理想追求。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发时代之先声，为人民、为国家增强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国人民二十一世纪团结奋斗的伟大目标，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弘扬会继续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助力伟大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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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天下观”视野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
杜永吉
(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江苏南京210003)
摘 要: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种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观”,它崇尚礼、德、仁等文化价值观念,希望构建一个“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注重运用政治、文化手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军事与经济目标则较少重视,从而形成了以求和平、重防御、谋统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战略文化传统。 关键词:天下观;协和万邦;对外战略;战略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8444(2006)0120096205收稿日期:2005210218
作者简介:杜永吉(19742),男,江苏邳州人,讲师,军事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在近代中西方文明相互撞击之前,中华文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而又成熟的文化体系,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区。“这一文明的政治结构即东亚体系:核心地区与半边缘地区通过文化和经济交往形成一个同心圆状的东亚社会。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国家开始学习汉人的礼仪、儒家的文化,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更是竭
力效法。”[1]28
中华文化不但对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东亚体系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观”,不仅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根本看法,也决定了他们对东亚秩序的价值追求。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一直试图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一个和谐共处的天下秩序。在此过程中,孕育了中国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的战略文化传统,至今还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中国的对外战略行为。
一、中华“天下观”的形成及其秩序追求
“天下观”既是中国古代的地理观、世界观,
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观、价值观。从中华“天下观”的形成及其内容来看,崇尚礼、德、仁等价值观念是其文化核心。它体现了在高度发达的农
业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先人对自己文化所产生的高度自信。由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孕育的中华伦理政治文化,注重伦理道德的社会规范,主张君主推行德治仁政的王道理想。由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特质的规范,几千年来中国追求的是文化立国、建设礼仪之邦的政治文化理念。“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历代统治者都把文化的化育作用摆到突出位置,文化成为建立和维护天下秩序的重要支柱。
(一)“天下观”与“朝贡体系”的秩序构建。“天下观”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看法,代表了他们的世界秩序观。在中华文化“天下观”中,“天下”不仅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还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不但有志于实现中华和谐一体,还试图把这种理想目标推行到整个世界,以谋求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按照儒家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在东亚构建了一套礼仪制度,即“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中,作为中心的中国以文化规范来处理与各个国家间的关系,把和谐有序的东亚秩序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因此,“朝贡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夷夏关系的延伸和扩展。
“朝贡体系”从汉开始,经隋唐重兴,至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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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顶峰。特别是明太祖时这一秩序更加巩固,当时诸藩来华“朝贡”者有“迩者、安南、占城、真腊、百花、苏门答腊、西洋等三十国”[2]。根据《大清会典》所列属国表、赵尔巽所撰《清史稿》、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等书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与中国有从属关系的国家主要有:安南(即越南)、缅甸、锡金、尼泊尔、暹罗(即泰国)、南掌(即老挝)、高丽(即朝鲜)、琉球、苏禄(即菲律宾)等。对于中国封建统治者来说,建立“朝贡体系”企图达到三个目的。政治上,形成“万邦来朝”的局面,显示“天朝”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军事上,通过类似于国内礼治秩序的构建,使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和睦友好关系。“中国既安而四夷自服”(唐太宗语),通过朝贡体制的构建,在“天朝”的四周建立一道“藩篱”,即“守在四夷”,作为“天朝”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达到“保蕃固边”的目的。文化上,通过朝贡体制的构建满足一些国家学习、传播中华文化的需要,并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在其国内实践中华文化。当然,对于邻国的统治者而言,受中国册封,以换取保护与支持,也可达到以下几个目的。政治上,当国内人民起义威胁其统治时,求得“天朝”大国的保护和援助,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军事上,当遭到外来侵略时,可以请求“天朝”大国保护和援助。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也乐于学习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经济上,属国“进贡”的目的除了求得中国的保护外,还希望借此与中国进行广泛的交流,以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总之,属国的统治者“朝贡”或“称臣纳贡”,只是一种接受“天朝”“洗礼”的象征,中国与四邻的关系只是一个形式上、道义上的“宗藩”关系,中国并不否定属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相反地,当属国遇到内乱和外患时,它还要帮助属国,以尽保护属国的义务。属国虽同中国保持从属关系,但只是名义上的,“他们不受干扰地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彼此是通过一种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而和平共处”[3]。明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体现朝贡关系的光辉范例。
(二)“协和万邦”:天下秩序的理想追求。“朝贡”体制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以儒家文化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国家对外关
系上的延伸,是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及其以“和”为主旨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扩展和应用。“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主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他也必然会吸引化外的夷狄来到中国的朝廷上来。……既然皇帝受命于天统驭万民,他自宜对一切‘远方来人’表示仁慈的胸怀。”[4]140在朝贡关系的外交体制中,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把“德”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是其一贯的外交政策。周边的藩属国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以示尊崇,但是中原王朝往往会给予多倍于贡物的赏赐,藩属国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王朝册封,奉中原王朝正朔,但中原王朝有义务确保受其册封的王朝的统治地位,无偿地替其平定内乱,助其抗击外患。
建立在儒家伦理观上的“朝贡”体制不仅把“以诚待人”、
“以理服人”、
“以德怀柔远人”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还把“协和万邦”作为它的理想目标。“协和万邦”的理想追求最早是远古时中国内部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其要旨是道德教化为本,以修养好自身的道德、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它邦国,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反映了中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主张。作为天下秩序担当者的“天子”要承“天”之德,推行德治仁政,用礼仪规范来维护天下秩序。“天子”不仅有责任用“德”的精神和“礼”的准则来维护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处理好民族间的关系,还应当把德治主义推向天下,追求天下的和谐。因此,“协和万邦”逐步演化为中国封建王朝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自汉文帝开始,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了朝贡体制的国际秩序。鉴于中华文明的相对先进性、中国的实力地位以及它的和平理念与和平主张,朝贡体制成为良好的和平安全机制,保证了东亚各个国家之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5]德的精神和礼的准则使中国成为东亚和平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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