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欢大王、朵儿只巴与“速妥奕”——敦煌石窟元代游人题记所见人

脱欢大王、朵儿只巴与“速妥奕”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宁夏
银川750021）
刘志月
摘要：榆林窟第6窟汉文题记中的“脱欢大王”，既非元世祖第九子镇南王脱欢，也不大可能
是明代顺宁王脱欢，应该是皇庆二年（1312）被封为安定王，至迟在泰定二年（1325）去世，并镇守河西地区的察合台系安定王脱欢。

而莫高窟第237窟题记中的“统兵官朵儿只巴”，则应是脱欢的继承者——第二任安定王朵儿只班，而非元末的岐王朵儿只班，题记反映的是延祐三年（1316）红胖袄军在巩昌总帅府与甘肃行省的率领下往肃、沙等地换防事件。

此外，就蒙元诸王崇高地位和巩昌汪氏对征西都元帅位的世袭推测，莫高窟第98窟题记中任职征西都元帅的“速妥奕”应该不是西宁王速来蛮，而是巩昌汪氏家族某位成员蒙古名的误译。

敦煌石窟元代游人题记中能出现如此多四川籍官兵的题名，当与巩昌都总帅汪惟和所部军屯田瓜、沙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脱欢大王；安定王；巩昌汪氏；征西都元帅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19）04-0041-06DOI ：10.13874/ki.62-1171/g4.2019.04.007
收稿日期：2019-04-22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西夏遗裔碑碣石刻调查辑佚与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8CZS022）。

作者简介：刘志月（1992—），女，山东滨州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历史与
文献。

第35卷第4期（2019）河西学院学报Vol.35No.4（2019）
——敦煌石窟元代游人题记所见人物新考三则
《元史·地理志》载：“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1］1450。

”自1226年蒙古大军从西夏手中夺取沙州城，到北元宣光三年（1373）明军攻克敦煌，蒙元王朝在敦煌维持了147年的统治。

由于沙州路是元代中前期朝廷镇压西北诸王叛乱的前线据点，所以为了满足出镇宗王及其军队的需求，元朝积极在敦煌开展移民屯田。

随着虔信佛教的西宁王家族前来出镇，瓜、沙两州之佛教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

至正八年（1348），速来蛮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碑》；至正十一年（1351），他又
主持修复了位于窟前的皇庆寺。

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在元末繁盛一时，最明显的表现是莫高窟、榆林窟中留下了大量的游人题记。

对于两窟中的元代汉文游人题记，前贤已有了丰富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就整理而言，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抄录56条，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抄录31条，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统计为82条。

就研究而言，则有公维章和徐自强先后统计和探讨了元代游人在莫高窟的活动情况，王力平先生对《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所载的题记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探讨了其史料价值［2］43-59。

陈光文《莫高窟、榆林窟元代汉文游人题记史料价值述论》［3］在对莫高窟、榆林窟元代游人题记进行统计的基础上，讨论了题记中瓜、沙州的职官设置，基层组织和宗教信仰状况等问题。

除整体性研究以外，也有学者对见诸题记中的蒙元人物进行了考证，其中陈光文《敦煌莫高窟第237窟北元时期汉文游人题记考释》［4］89-91提出“红军”为明军将领冯胜，“朵儿只巴”为太尉朵儿只巴或岐王朵儿只班。

公维章《明代的敦煌佛教》［5］认为榆林窟第6窟的汉文题记“脱欢大王位下医工/潘仁□”中的脱欢大王是明代的瓦剌脱欢。

王力平则认为莫高窟第98窟题记中的征西都元帅“速妥奕”应是西宁王“速来蛮”［2］51。

然而，结合历史背景以及相关人物、家族的活动行迹来看，以上结论尚有值得再研究的余地。

笔者拟就脱欢大王、朵儿只巴与速妥奕三人的身份与前贤略作商榷。

如有错误，敬请方家指正。

一、“脱欢大王”考
榆林窟第6窟主室下层南壁有汉文题记谓“脱欢大王位下医工/潘仁□至此”。

对于此“脱欢大王”，目前唯一的研究成果是公维章的《明代的敦煌佛教》（以下简称“公文”）。

他指出这里“脱欢大王”所指有两种可能，分别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和明成祖所封的瓦剌部首领顺宁王脱欢。

就镇南王脱欢而言，公文论及“至元二十四年（1287）之前，他在史籍中被称为镇南王，但是到二十八年（1291）以后已被称为太子，这就表明题记中的脱欢大王位下的医工来敦煌时间在1287~1291年之间。

”严格来说，这段论证有两个不严谨的地方。

第一，“脱欢太子”的称谓，并不能说明脱欢在某年由镇南王晋封为太子。

据邱靖嘉考证：“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将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这些民族在建国初期汉化程度不深，对中原王朝的名物制度相当陌生，往往照搬汉式名号，
而对于这些名号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将诸皇子通称为‘太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6］。

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来看，如《元史·宗室世系表》载“太祖皇帝，六子：长术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即睿宗也；次五兀鲁赤，无嗣；次六阔列监太子［1］2714”，又如镇南王脱欢诸兄安西王忙哥剌、云南王忽哥赤、北安王那木罕、宁王阔阔出等，皆在元史史料有被称为“太子”之例①。

因此，“脱欢太子”只是“镇南王脱欢”的另一称谓，两个称号不存在前后之别，而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第二，从镇南王脱欢的行纪来看，他似乎与敦煌也没有任何瓜葛。

《元史·诸王表》载：“脱欢，至元二十一年（1284）封，出镇扬州。

二十二年奉旨征安南，大德五年薨［1］2736”。

至元二十一年六月，“诏封皇子脱欢为镇南王，赐涂金银印，驻鄂州［1］267。

”李治安认为“镇南王脱欢似应以湖广之地为其镇戍区，并负有向交趾等处开拓疆域的使命［7］”。

所以才有了两次出征交趾的行动。

至元二十一年脱欢第一次出征交趾，他“忙于抢劫”，并“作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王”［8］，兵败而返。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镇南王脱欢徙镇南京（即汴梁路）”［1］297，同年秋第二次出征交趾，再败。

对此，元世祖十分恼怒，勒令其“出镇扬州”“终身不许见”［1］2912。

由此可见，镇南王脱欢的驻地应由鄂州，移汴梁，继而又出镇扬州。

他应该没有舍近求远，亲自或派遣医官千里迢迢赶赴敦煌进行佛事活动的可能。

除镇南王脱欢以外，公文还指出明成祖所封的瓦剌部首领顺宁王脱欢也有可能是本题记中的“脱欢大王”，进而推测这位“医工”到莫高窟巡礼的时间当在明宣德、正统年间。

然而，按《明史》记载：“洪武五年（1372），副征西将军冯胜征沙漠……至瓜、沙州，获金银印及杂畜二万而还”［9］，这表明沙州在洪武五年已归明朝疆境所辖。

所以顺宁王脱欢要进入莫高窟几乎是不可能的。

检诸于史料，只发现瓦剌脱欢派使臣哈马刺失力一行前往明朝的记载。

倘如
刘志月：脱欢大王、朵儿只巴与“速妥奕”
瓦剌脱欢本人参与到出使明朝的外交活动中来，那么他的首选地也应是明朝国都北京，而非偏居一隅的莫高窟。

同时，蒙古“大王”所指一般是元代的黄金家族成员，例如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TK204和TK248两件文书中提到的蒙古宗王有：“亦令只失加普宁肃王”“必立杰帖木儿大王”“李罗帖木儿大王”“朵立只巴安定王”“速来蛮大王”等等［10］208、313-315，这些人物均为孛儿只斤氏亲王。

而瓦剌人脱欢并不属于黄金家族的成员，顺宁王只是明朝为了招降而赐予的封号，并未被瓦剌人脱欢接受并且成为他的自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瓦剌脱欢没有自立为汗，仍然拥立“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脱脱不花，而自任太师，这大概可证他并无僭越之心，自然也不会将“脱欢大王”作为自称公之于众。

实际上，除公维章先生所指出的两位封王的脱欢以外，我们尚能在元代典籍中发现其他三位“脱欢大王”：第一位是至顺元年（1330）受封大司徒的诸王脱欢（“至顺元年五月，赐诸王脱欢金印，大司徒不兰奚银印”）［1］757；第二位是《元史·术赤台传》中从祖辈继承德清郡王封号的脱欢［1］2963，而此人系出自兀鲁兀台氏的异姓郡王，亦非黄金家族。

由于史料的欠缺，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以上两位与榆林窟存在很深的渊源关系。

第三位是安定王脱欢。

元代的安定王家族，可追溯到“在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中，投诚到元朝方面来的察合台系宗王之一”［11］111的拜答寒。

按衫山正明的考证，拜答寒“属于察合台系的莫赤·耶别后裔”［12］，张岱玉又为之建立了“察合台——莫赤·耶别——拜答寒——安定王脱欢——安定王朵儿只班”［13］215的世系。

据《元史》卷7《世祖纪》至元七年（1270）八月条：“诸王拜答寒部曲告饥，命有车马者徙居黄忽儿玉良之地，计口给粮，无车马者就食肃、沙、甘州”［1］130，可知拜答寒之活动区域应在河西走廊西端诸路，应系拜答寒从察合台汗国东归投诚后就近安置，或负有镇守元朝西北边疆的
重任。

脱欢及其后裔继承拜答寒的兀鲁思，极有可能继续在河西地区活动，并最终演化为明初置于撒里畏兀尔地区的安定卫。

由拜答寒的活动地区和明初安定卫的位置进行推测，榆林窟第6窟题记中的“脱欢大王”就应该是安定王脱欢。

按《元史》，脱欢封安定王、给金印，是在皇庆二年（1312）九月［1］558，而至治三年（1323）三月，朝廷又“复给诸王脱欢岁赐”［1］629。

这说明在元仁宗与元英宗两代皇帝统治之下，脱欢始终在位。

而元朝于泰定二年（1325）二月“赈安定王朵儿只班部军粮三月”［1］655，这说明脱欢至迟已在泰定二年之前去世，安定王的王爵由他人袭封。

那么，“脱欢大王位下医工/潘仁□至此”题记的年代上下限，便应该在1313~1325年之间。

二、“统兵官朵儿只巴”考
在莫高窟第237窟中曾存有一条汉文游人题记，伯希和录文作：“统（？）兵官朵儿只巴/中书省左丞相（？）/红军至/肃州赶（？）至同甘肃省（？）/平章侏亻至此”。

王力平认为此题记中的“朵儿只巴”应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时担任释教总管的朵儿只八有关［2］51，但缺乏过硬的证据。

又有陈光文指出题记中的“红军”意同“红贼”，指的是冯胜，结合这一背景，他指出“统（？）兵官朵儿只巴”应即《明太祖实录》所载被明军击败于永昌的元太尉朵儿只巴或者于别笃山口逃走的元岐王朵儿只班［4］89-91。

笔者以为，这位统兵官在题名署衔中甚至位列中书省左丞相（正一品）之前，地位应相当崇高，故而赞同陈光文将其考作某位诸王的出发点。

然而，陈文将题记中之“红军”等同冯胜率领的明军，进而将这则题记的年代断定为元末，将“统兵官朵儿只巴”断定为岐王朵儿只班的论述却犹有可以商榷的余地。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明太祖朱元璋于起家之际曾与红巾军有至深的关联。

至其称邦建国，为塑造正统地位，方试图割断自身早年与红巾军之间的关系，甚至污蔑红巾军系“愚民
河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

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14］。

然而，这类政治宣言根本无以改变元王朝对朱元璋及其麾下将士的固有认识，而依旧以“红贼”或“红寇”称呼之。

如在黑水城出土的元代公文中，俄藏TK204V文书载“□月初二日前理问亦令真巴、断事官台□□哨□（探）得红贼冯胜□□思齐等侵……”［10］，中国藏M1·0673【F116：W32】载“至正十九年（1359）间，被红巾贼人将巩昌城池残破……”［15］等。

又如至正二十八年（1368）大都被明军徐达部攻克前夕，枢密院官员刘佶随元顺帝出逃上都，其日记载“二十九日，车驾至居庸关。

时经红贼之乱，道路萧条，关无一兵”［16］。

再如清初史学家谈迁云：“张士信《保越录》，盖守绍兴拒官兵（笔者注：指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所率军队）全城事。

出越人笔，词多指斥云‘红寇’”［17］。

由是推测，无论“统兵官朵儿只巴”、“中书省左丞相”还是“甘肃省平章”，均属元朝官员，他们在书写题记时，如谓明军或冯胜如何，大致应贬称为“红贼”，“红寇”或直接称之为“贼”，而不会使用“红军”之称呼。

题记中的“红军”可能另有他指。

此外，根据明代史料之记载，元末明初的岐王朵儿只班在明军军事压制下，先是遣人入明求降，但又不奉诏，遁于甘肃，自别笃山口临阵脱逃以后，岐王朵儿只班似乎返回了自己弘吉剌部世袭封地的湟水流域②，而并未前往沙州路，所以并无在莫高窟留下题记的可能性。

除岐王朵儿只班以外，元代还有一位姓名与题记中“朵儿只巴”类似的诸王——安定王朵儿只班。

据《元史·宗室世系表》，朵儿只班为前任安定王脱欢的继承者，他至迟于泰定二年（1325）二月袭封安定王爵。

至顺三年（1332），元廷“以西宁王速来蛮镇御有劳，其如安定王朵儿只班例，置王傅官四人，铸印给之”［1］802，张岱玉认为这则史料可以说明“安定王与西宁
王之间存在某种可比性，最大的可能就是同一宗支的地位相同的王”［13］216，由速来蛮的地位来看，安定王朵儿只班似乎也是活动于河西地区，并为元朝戍守西北边疆的察合台系宗王。

而根据黑水城出土文书，朵儿只班甚至在亦集乃路派驻了一支朵立只罕翼军［11］111，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安定王在甘肃行省下辖的其他各路可能也有驻军。

与此同时，题记中的“红军”可能是“红胖袄军”的简称。

按《元史·兵志》载延祐三年（1316）“命伯颜都万户府及红胖袄总帅府各调军九千五百人，往诸侯王所，更代守边士卒”［1］2522。

李治安认为“‘红胖袄’军原本归属巩昌总帅府，或者就是汪总帅军队的异称。

因奉命抽调西征，方在甘肃行省西部被置于征西都元帅府麾下”［18］。

而“红胖袄军”和“甘肃行省的平章政事”同时出现，说明巩昌总帅府③和甘肃行省共同组成的镇戍大军前来肃、沙二路，至于“往诸侯王所”的目的，就应该是为了替换朵儿只班原率领的“守边士卒”。

因延祐三年前任安定王脱欢在世，朵儿只班尚未袭爵，故而他仅在题记中被称“统兵官”而不称“大王”。

当然这只是推测，还有待于其他材料的佐证。

如果以上的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元代的敦煌石窟中就留下了两代安定王的姓名，而莫高窟第237窟中这条题记的年代也可判定在延祐三年前后。

三、“速妥奕”考
除了脱欢大王和总兵官朵儿只巴以外，莫高窟第98窟题记中“征西都元帅速妥奕”的身份同样存有争议。

王力平在论述元末西宁王速来蛮出镇沙州时引用了这则题记，并写道：“‘速妥奕’未见史传，这里不排除伯希和因字形相近而误将‘速来蛮’误录为‘速妥奕’的可能”［2］51。

然而，蒙元时期诸王地位极高，作为西宁王的速来蛮，其地位远远在都元帅之上。

就元史史料而言，某元帅与诸王协同作战时，则大多以元帅隶诸王麾下，如泰定三年（1326）“阶州土番为寇，武靖王遣临洮路元帅盏盏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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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675；又如《元史》卷122《按扎儿传》“元贞元年（1295），有旨命领探马赤军，偕哈伯元帅从宗王出伯西征改授昭信校尉、右都威卫千户”［1］3007；再如耶律忙古带以功“迁副都元帅”后，“从诸王阿台征交趾”［1］3533。

以上诸例中，元帅多受诸王“遣”去办事，或“从”某诸王出征，是可以看出二者地位高低的。

因此，身为黄金家族成员的速来蛮，是不可能下就某元帅府都元帅这样的官职的。

更为重要的是，题记中的“征西都元帅”应是巩昌汪氏家族的世职。

按《元史·相威传》，至元十三年（1276）秋，蒙古人相威“赉功授金虎符、征西都元帅……时亲王海都叛，命领汪总帅兵以镇西土”［1］3129，这说明巩昌汪氏最初是以征西都元帅相威麾下将领的身份出征平叛战争，而前往河西镇戍的。

当相威于次年（1277）前往江南，出任首任南台御史大夫以后，征西都元帅的官职便直接为汪惟能所继承，并按元朝军职世袭的惯例，成为了巩昌汪氏家族所世代出任的官职。

见诸史籍者，先后有汪惟能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前后，汪惟永于至大元年到泰定二年（1308~1325），汪只男于至正十三年（1353）前后任征西元帅府都元帅［19］56-57，61，73。

自1276~1344年，巩昌汪氏传袭征西元帅府都元帅一职近70年，几乎贯穿元朝始终。

因此，出现于“征西元帅府都元帅”之后的人名“速妥奕”，也理应是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的某个家庭成员。

当然，笔者也同意“速妥奕”似乎是伯希和误录个别文字而形成的讹名，其正字应该是某一蒙古语人名的汉译。

虽然巩昌汪氏出身于阴山汪古部，但至迟于金末元初已开始采用“汪世显”这样的汉名，似乎与“速妥奕”并不相符。

然而在翻检汪氏家族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从该家族入元以来第三代（即汪世显孙辈）开始，便出现了恢复使用蒙古名的现象。

至第五代，汪氏家族成员使用蒙古名的更加频繁，除了皇帝的“赐名”，如汪德臣赐名田哥外；多为把蒙古名字与原来的姓相结合，如汪惟正蒙
古名为汪札剌带儿，汪庸蒙古名为汪灵真保；此外还有汪普达实理，汪长生奴，汪万家奴，汪祥庆奴，汪秃坚帖木儿，汪文殊奴等［19］121-122。

在一些情况下，加在蒙古名前的“汪”姓还可省略。

如赵一兵认为“己酉，吐番寇礼店、文州，命总帅亦怜真等讨之”中的“总帅”即巩昌汪氏家族成员汪亦怜真，依据是“‘总帅’一职在元代已成为世袭巩昌便宜都总帅府都总帅汪氏的专称，盖无例外，所以此处的亦怜真属于汪氏家族成员［19］73”。

关于汪亦怜真的记载又可见于《诏使祷雨序》：“陕右比岁以饥旱告……于是翰林学士普颜实立……与左丞亦怜真祷于太乙元君庙，即大雨……于是东自陕州，西至凤翔，南达兴元，北暨巩昌，皆来告足”［20］。

由以上两例可见，汪亦怜真也能被省略称为亦怜真。

据此推测，“征西都元帅速妥奕”有可能是“征西都元帅汪速妥奕”的省写。

在自身亲往莫高窟朝拜礼佛的同时，巩昌汪氏也带动了巩昌都元帅府和征西元帅府其余将士的崇佛热情。

莫高窟和榆林窟分别有6条和1条的题写者为来自成都府路的人员。

试举以下几例：莫高窟第12窟“至正十三年（1353）四川大郡不花军人□阿□社诸香保”；莫高窟第98窟“四川番色（？）县安（？）增乡住人窦/大流（？）田产（？）/系速安（？）奕千户雨郎正百户”；“四川成都府忽都名花户/户□（可）大军人□明甫/引文富总兵官乙户/恩都敦武……余人/至正四年（1344）四月十五日云/逰山寺圣□/焚香记耳”等。

在对南宋的平蜀战争中，巩昌汪氏一直在前线征战，为朝廷效力，并以签军或收降的方式吸纳了不少四川籍将士。

随后，巩昌都总帅汪惟和在大德元年（1297）十一月受命“以所部军屯田沙州、瓜州，给中统钞二万三千二百余锭置种、牛、田具”［1］414，将大批四川籍军人带到了瓜州与沙州路。

因此，莫高窟与榆林窟内方能出现如此众多的四川籍士兵题记。

他们对佛事活动的热忱，或许与长官的带动有一定联系。

注释：
河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①“继从太子忽哥赤西征大理国”（《元史》卷123《抄儿
传》）；“在后属纳木罕、阔阔出太子每的户计也那般说将来呵”（《通制条格》卷2《户令》）；“未几，忙阿剌太子薨”（《雪楼集》卷8《秦国先墓碑》）。

②如《明太祖实录》先后载洪武五年十一月“故元右丞朵儿
失结会河州卫指挥徐景等领兵至西宁息利思沟闪古儿之地，攻破故元岐王朵儿只班营，朵儿只班遁去，获岐王金印一、司徒银印一及其士马而还”；洪武六年七月“洮州三副使阿都儿等以出猎聚众，约故元岐王朵儿只班寇。

朵儿只班等遂率众驻大通山黑子城，入寇河、兰二州。

西宁卫千户祈者公孙哥等领兵击之……寇遂解去”；洪武六年七月，“朵儿只班率众驻大通山黑子城，入寇河州、兰州，被西宁卫击走”。

由是可见，岐王朵儿只班于明初依旧活跃于河湟流域，而不在甘肃行省最西端的沙州路。

③莫高窟第55窟有“都元帅府兼宣慰使□领案……西征
到此□日重观/庚辰季夏中旬有/五日陇西……”的题记，亦是表明西征军路过莫高窟时前来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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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耀善］
刘志月：脱欢大王、朵儿只巴与“速妥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