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浪漫派与中国现代诗创作(一)

欧洲浪漫派与中国现代诗创作(一)

英国浪漫主义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显著的特征是作家、诗人们主张表现自我，在想象的理想世界中抒发自己的情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即有着牧歌式的田园风光，又有着传奇式的英雄之恋。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浪漫主义开启了近代英国诗歌理论的大门，在题材和诗艺上都突破了前人，不仅对西方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给20世纪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西方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引进，是在20世纪的前20年，“五四”运动的发起及创造社的成立，使浪漫主义在中国奏响了绚烂的音符。尽管中国浪漫主义在产生之后不久就迅速分化，但其断断续续绵延了几乎一个世纪，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两大思潮之一。

早年作为“九叶”诗人之一的穆旦，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延承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风格，这种清新朴素的诗风与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大量翻译不无关系。作为诗人，他赞同艾青所提出的“诗的散文美”的主张，提倡缀取富有诗意的口头语言入诗，提炼诗歌语言的口语美，他曾经引用并赞同艾青如下意见:“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经过脂粉的涂抹颜色,充满了生的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地诱惑了我们。”（1）这种对诗歌语言日常化、普通化的追求，无疑会让人想到华兹华斯对于浪漫主义诗歌语言形式创作革新的巨大贡献。华兹华斯在其1800年写的序言中提出：“我给这些诗定下的主要目的是：选择普通生活力的事件和情境，尽可能通篇都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叙述和描绘它们，同时又给它们以想象力的色泽，使得平常的东西能以不寻常的方式出现于心灵之前。”相比较于18世纪风行的华丽词藻而言，浪漫派诗歌是一次诗歌语言形式的改弦更张，以其简朴、直白打动读者，给人带来别样的审美享受。如果没有华兹华斯的努力，英诗的词汇将长时期被禁锢在新古典主义的华丽词藻和委婉词汇中。更重要的是，浪漫派的诗歌语言虽然好似日常语言，但其又不同于日常语言，这是因为在具体的语境中，普通语词也被赋予了不普通的内涵。

追随华兹华斯的脚步，穆旦也始终致力于用现代汉语的白话来表达诗意,被王佐良称作“中国新诗里最少用成语,套话的新颖的风格家。”（2）徐志摩在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也尝试着革新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来进行诗歌创作，写出了语言直白素朴但又意境深远的新诗，“成为黄遵宪发起的、胡适推动的‘诗界革命’后的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的中国诗坛的主将。”（3）

诗歌主题。在诗歌主题表达方面，中国浪漫主义主要是受西方19世纪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包含着强烈抗争精神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强调自我表现，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的基础上，反抗阶级压迫，充满了革命的斗志。

《哀国难》是穆旦的一首充满爱国主义、表达革命精神的诗歌，诗中表现了深重的忧患和急切的心情。诗歌洋溢这呐喊的呼声，号召大家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诗歌以“坟墓”的意象来比喻当时社会的黑暗，而同样的比喻又可以从雪莱的那首洋溢着革命激情的《1819年的英国》中找到：

垂死的老王又疯又瞎，国家之耻！/孽子孽孙的公侯是世人的笑料，/……/宗教无耶稣，无上帝，有经而不看。/议会维护着历史上最残暴的法案——/把这些埋葬了，将有神灵跳出坟头，一身光芒，来照耀这暴风雨的时候！

诗人把当时的英国社会也比作了坟墓。而《哀国难》诗歌结尾处那冲出池塘飞上高空的几只水鸟，无疑是一种革命者的象征，这与《1819年的英国》结尾处那跳出坟头的神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有着相同内涵的隐喻，同样都表达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穆旦研究的创始者、他的朋友王佐良这样描述当时的穆旦：“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4）

中国浪漫派诗人在歌咏爱情及表达生死观的主题上，也明显是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徐志摩对死亡的歌咏可以追溯到济慈生死观。济慈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在实现其爱情的理想和诗歌创作事业理想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因此在其诗歌当中总是透着一种对可望而不可及事物的患得患失的彷徨心态。济慈的诗歌也总是歌颂死亡，似乎只有在死亡中才能找到永恒，才能实现其对理想爱情的渴望。济慈的《夜莺颂》和《灿烂的星》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比生命更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5）而徐志摩也因其曲折的爱情经历使他寻求一种死亡的解脱和永恒的平静。徐志摩追求一种单纯的浪漫的爱情，但这种爱情似乎总是可望而不可及。梁实秋在其《梁实秋散文：关于志摩》的书着中写到：“……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6）这样的评论不免让人想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

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所歌颂的希腊古瓮是一件上面刻有浮雕的艺术品。它既有瓮的圆形之美和大理石的洁白滑润，又有雕刻的图案之美和人物、情节的吸引力。（7）诗歌整个第二节都贯穿了一种新批评派所提出的一种悖论的语言结构：尽管行为者是静止的，但行动却一直在继续；歌曲不会停止；情人不能离开他的歌曲；而即将被亲吻的少女却永远不会被真正地吻到，她将保持这种不变的美。永处于追求状态的东西才是美，才是爱，这在诗歌的主题上给了徐志摩很好的启示。

想象之力。E·伯恩鲍姆（E.Bernbaum）在《浪漫主义运动入门》（第301~302页）辑录了浪漫主义定义的精当选例：与理性和真实感相对的想象（尼尔森）；敏感的想象力异乎寻常的发达（黑尔福德）；一种对于感情生活的突现，它受想象活动的激发与引导，反过来，又激发并引导想象活动（卡扎明）。如此多的概念都把浪漫主义与想象联系到了一起，可见想象在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中起到了怎样非同凡响的作用。就连浪漫派诗人们，也都在创作背后的诗艺总结中强调了想象的伟大力量，他们高扬创造性想象的独特作用和魅力，突出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在浪漫主义时代，文学实际上已经是在变成“想象性”的同义词。

浪漫主义诗人赋予想象力于高于“事实”之上的特权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激昂高涨而后又被残酷压制的时期，而英国靠着18世纪奴隶贸易中和帝国主义的海上霸权所攫取的巨大利润，成为了世界第一工业资本主义强国，新的资产阶级体制无情地压榨工人的血汗。浪漫派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失望情怀直接导致了他们转而寻求通过想象产生的理想世界的真与美，在想象的世界里找寻精神的慰籍。创造性想象是诗化这个世界的手段。而且，个性的自由和情感的抒发成为时代的呼声。无独有偶，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也是一个新旧体制更换的革命年代，封建专制刚刚被推翻，民主共和尚未成形。这种情况下的中国诗人们，就很容易走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道路，在想象中歌咏理想、抒发情怀，在自然中寻求慰藉，体现了西学东渐的中国新文学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