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人与民国期间杭州经济

宁波商人与民国期间杭州经济
宁波商人与民国期间杭州经济
作者：乐承耀
杭州是长三角的重要城市，也是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杭甬间距相近。

早在杭州开埠前，已有不少宁波商人在杭州经商，开埠后，宁波商人凭其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纷纷抢滩天堂杭州。

20世纪初，在杭州有很多宁波商人。

《浙江潮》说：“杭州、温州，凡上等商社会，皆宁人也。

”1
一、投资近代工业
民国期间宁波商人投资杭州近代工业，主要是轻工、棉纺、化工和电力业。

许多宁波企业家投资杭州的轻工、棉纺业。

1918年，朱葆三创办西湖啤酒公司，投资50万，为主要创办人。

220世纪20年代，慈溪人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的“三友实业社”进军杭州。

他们不仅在杭州设立“三友”分发行所，推销“三角牌”毛巾，而且投资、扩产。

为保证棉织品原料供应，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于1929年用36.2万元盘进杭州通益公纱厂（包括鼎新布厂），改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简称“三友实业社杭州分厂”，由陈万运主持杭厂工作。

该厂有纱锭20360枚，织布机285台，厂基8余亩，厂房数百间。

为适应杭厂修整需
要，接着又投资160万元用做基本建设和更新设备，使该厂成为集纺织、印染、漂整的联合工厂，成为我国第一家从棉花进到毛巾出厂的全能型棉纺织厂。

全部投产后，总计动力1500匹，日产毛巾3000打、被单700条、布匹500匹，每天的产值达万余元。

陈万运推出各种措施使杭厂快速发展，绩效显著，于1934年2月被公司董事会推荐为三友实业社总经理，全面主持“三友”的工作。

刘鸿生在民国中期主持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和大中华火柴公司。

民国二十三年（1934）5月19日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发布第59号通告：“兹为发展营业，在杭州添设门市所”。

3杭州分店在杭州乾一商场内，因乾一无意经营，该店后撤销。

尤其是对光华火柴厂的联合，刘鸿生更是做了不少工作。

杭州光华火柴厂于1911年创办。

民国十四年（1925）改组为股份公司。

地址在杭州江干区海月桥。

资本总额50万元，由国人投资，占地面积50余亩，房屋250余间。

厂务主任赵选青，副主任冯锡之，制造安全火柴。

其商标有“送子”、“采莲”、“美女”、“新采莲”、“新美女”、“和合”、“福禄寿”、“日月”、“光华”等9种。

成为浙江省“火柴业巨擘”4，产品行销本省，营业尚称发达。

由于其本身经济力量欠充实，且大中华火柴厂竭力向浙江倾销火柴，“以图压倒光华”5，致使杭州火柴市价每箱跌落二元左右。

由于营业不振，愿意与大中华火柴厂联合。

1934年7月14日，大中华火柴公司
与杭州光华火柴公司所签订的合并合同主要内容为：1订定本合并为光华依法解散，大中华继续存在。

2订定两公司之合并，均以民国二十二年（1933）12月31日之资产净值为根据。

故自民国二十三年1月1日起，光华之权利、义务概归大中华继续承受。

3订定大中华之资产净值，仍照原有注册资本国币300万元计算，光华之资产净值（杭州城内房地及绍厂房地，经双方同意仍归光华股东所有，故不列入计算）作国币65万元计算，由大中华（指合并后之新公司）于增资注册奉准后，依照数面以股票付给之（未发股票前，先给临时收据为凭）。

即将来新公司注册资本，应为国币365万元之数。

当时的文献对大中华与光华两家火柴联合作了不少报导，今摘录几条。

浙江兴业银行《每周通讯》记载：“此次杭州光华火柴厂所以决意与大中华合并，闻实因见大中华成本帐，较光华低廉约有十分之四、五，故惧而降心相从。

又据光华重要人谈：‘两厂合并时，刘鸿生态度极豪爽，但不免粗枝大叶；其副经理徐致一与会计林某则心细如发，知识极高。

可见鸿生左右颇有人才，故其营业能年年迈进。

’”6《中国实业》也记载：“杭州光华火柴公司，现因营业不振，已并入大中华火柴公司，已将变更登记，移转商标等文件，呈请实业部注册。

按光华火柴公司系浙绅汤寿潜等所创办（一九一一年成立），已有数十年之历史，为我国自制火柴业之首
创者。

兹因受经济不景气之影响，营业一落千丈，业已与大中华火柴公司合并，至堪痛惜云。

”7
这年8月5日，大中华火柴公司股东临时会议也有记录：据总经理刘鸿生提议，查本公司与光华公司进行合并一事（即光华依法解散，本公司继续存在），前经于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提出报告。

兹经双方代表参照两公司生产效率及裕生公司合并前例，议定两公司资产净值，计本公司仍按注册资本国币三百万元计算，光华公司作国币六十五万元，由合并之后本公司照数发给股票。

……查合并一事，为同业避免竞争之根本办法。

光华公司在火柴业中，颇有声誉，此次能与本公司合并，谅亦对于合并利益同具信仰。

兹经本董事会审核，双方代表所拟合并条款，认为公允适当。

理合将两公司合并事及合并条款（见所附合并合同）一并提请照案通过，俾便依法进行，实为公幸。

竺梅先、金润庠、孙梅堂等宁波商人创建华丰造纸厂，也是宁波商人投资杭州轻工业的一个事例。

当时，杭州武林造纸厂由俞丹屏独资经营，设在杭州湖墅小河和睦桥。

由于俞丹屏对造纸工业业务不熟悉，加上同行的倾轧，致使年年亏本，积欠“大有利”之款达40万元。

1929年后，“大有利”已被收归省办，债和人必须清偿。

1931年，造纸厂被浙江省当局拍卖。

竺梅先、金润庠商量后决定标买该厂，以29.05万的标价得标承购。

恰好苏州大华造纸厂厂主叶荫三也竞争投
标，于是采取两标合一，共同购买，改组为华丰造纸厂。

投资的50万元中竺梅先8万，占16%；金润庠3万，占6%；叶荫三10万，占20%，余下9万由宁波商人张继光、王文翰、孙梅堂等人补足，从而使宁波商人占有约4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

华丰从1931年开始生产黄纸版纸，以“龙牌”为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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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宁波商人还投资化工行业。

宁波商人于同治元年（1862）创办孔凤春香粉店，由宁波人孔传之人等在杭州清河坊创办，专营化妆品。

以后业务不断拓展，资本逐渐增多，又在杭州官巷口购得店屋，业务中心移到官巷口，时为总店，经理徐志林。

不久，设立工厂。

主要产品有雪花膏、莲花露、花露水、生发油、袋装茉莉花等，兼售高级香皂、香粉。

其中鹅蛋粉、生发油更是王牌。

由于讲究质量，备货齐全，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在同行中业务首屈一指。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是孔凤春化妆品厂的黄金时期。

抗战爆发后，业务一度停顿，后转移至上海，在天津路长生里设立发行所，经营8年后，于1947年仍归并杭州。

10慈溪人虞北兴在上海的永盛薄荷公司在杭州设立代销处，销售弥勒牌薄荷油、薄荷脑、薄荷锭。

1943年宁波人吴常仁、吴畊尧、钟樵桐在杭州开办东南化工总厂。

吴常仁占总资本的70%，并担任经理。

一年后，吴常仁独立经营，并邀杭州烟业界张文汉、沈桂荪等人入股。

1944年又于弼教坊开设发行所和门市
部，业务发展很快，每年生产各类肥皂七八千箱。

1947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以王和甫为董事长。

1949年该厂由于经营得法，得以维持，并购进歇业的同行设备，在杭州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

杭州在浙江较早发展电力电灯业，其中有宁波人投资。

1929年，建造闸口杭州新发电厂，鄞县人周宗良、叶琢堂参与组织企信银团，负责垫款完成闸口新电厂工程，企信银团的成员也成为投资者。

1932年闸口电厂建成。

1933年1月1日，杭州电厂改组为“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300万元，总厂设在杭州，成立董事会，设常务董事5人，鄞县人周宗良为常务董事之一。

11镇海人张忍甫也投资杭州电厂，任董事。

二、涉足交通运输
浙江的近代交通业以杭州为中心，由铁路、公路、水运等各种方式组成，自晚清以来，各种运输方式都是一定发展，尤其是铁路与内河运输更为突出。

宁波商人在发展杭州的铁路、内河运输业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投资浙江商办铁路，宁波人做了自己的努力。

甲午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开办铁路、矿山的条约，并把持铁路的经营管理权。

1898年，英国当局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强迫清政府接受这个条约，修筑苏州—杭州—宁波的铁路，后因故没有实施。

1905年，
浙江绅商集资筹备自修浙江铁路，为此成立浙路公司，江、浙两省绅商纷纷投资，招股自建。

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宁波巨商李云书等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07年11月间，李云书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名义给清政府发出一份外务总电，详陈苏、杭路权收回自办的斗争事实，并指责清政府说：“外交首在立信，岂内政不妨失信，匹夫犹重然诺，岂谕旨转可反汗。

”自1907年起，宁波商人在收利权、办铁路事宜中表示了自己的明确态度。

当年，浙江11个府商人160人在上海讨论浙铁问题，会议发起者中就有宁波巨商严信厚、虞洽卿、李厚佑、周晋镳、朱葆三等。

在实际认股时，慈溪人吴锦堂认购6.6万元，严信厚、李厚佑、虞洽卿、叶又新、樊时勋、苏保笙等各投资1万元以上，朱葆三、陈子琴投资5000元。

投资5000元以上的大投东为133人，股金约300万元，占全部股金的30%左右。

而宁波商人仅9人就投资13.6万，可见浙江铁路修筑中的地位。

此外，镇海商人李厚佑还于1904年请设杭州铁路公司，造拱宸桥至江干铁路。

杭州也有宁波商人经营的航运业。

鄞县商人郑宜亭担任过杭州闸口钱江商轮总公司的经理，兼任宁波旅杭同乡会副会长。

慈溪裘墅人裘锡九，13岁到上海做生意，积累一定资本以后，在杭州闸口开办一家轮船修造船厂。

1921年裘锡九任闸口钱江轮船公司经理，后来，他独资创办“甬利轮船局”，并用杭州闸口造船厂的人力和物力，在宁波江东设立大丰造
船厂，自造柴油发动机的钢壳船和趸船。

还在姚江建造码头，把所造的轮船命名为“宁余”号，取宁波至余姚之意。

“宁姚”号轮船主要往来于闸口与宁波之间。

12镇海人戴玉书所经营的戴生昌轮船公司在杭州也有航运业。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杭州拱宸桥设立轮船局，并设有支局，开通苏州、上海至杭州的内河航线。

民国《杭州府志》记载：“按杭州自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开关”以后，次年即有戴生昌、高源裕、利用、芝太富的小轮船局援照内河行轮章程，先后设局在拱宸桥，支局在省城内及行轮各埠，由杭至湖、至嘉、至沪，路过各镇，亦停泊搭客货焉。

13府志明确说明自1896年杭州开埠后，宁波商人已涉足杭州的内河航运业。

在民国期间依然经营。

三、经营商贸
宁波商人在民国期间在杭州经营的商贸业主要是药材、南北货、百货业。

宁波商人善于经营药材业，在杭州有一席之地。

嘉庆十年（1805），慈溪人张梅在杭州新宫桥河下开设茂昌药行，后盘进沈同泰药号，迁到孩儿巷口，改名为张同泰药号。

前店后场，品种齐全、质量齐全，以经销各省地道药材，自制丸散膏丹而出名。

由于货真价实，取信于顾客，生意日渐兴旺。

到民国初，已成为杭州六大国药店之一。

自制的良药，诸如肺羊胆丸、全鹿丸、补心丸、苏合香丸、乌鸡白凤
丸、大补膏等成药长期畅销杭州市场，并远销其他地区。

1949年后公私合营，改名为张同泰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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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种德堂由慈溪人叶谱山于嘉庆十三年（1808）在杭州创办，是杭州自制丸、散、膏、丹，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中药店。

叶种德堂前店后场，占地7亩多，到光绪年间，由叶鸿年负责店务，业务十分兴盛，位居杭州国药老店的首位。

民国期间，由于资金不足，叶种德堂才逐步衰落。

1933年后杭州总商会会长王乡泉发起征集新股向叶姓受盘，新股集资20万元，由过去的叶姓独资变成合伙经营，并由王乡泉出任董事长，张谷香、汤以尧等为医董事，聘请原湖墅天禄堂药店经理柴梅生为经理，在清河坊另购地基，临街建筑新址。

1936年迁至清河坊。

开业后，由于地处清河坊闹市，营业额不断上升。

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叶种德堂被迫停业。

抗战胜利后，股东陆续回到杭州，继续增添资金，业务又恢复到到抗战前的水平。

15民国初，鄞县东乡蔡嵋青创设的蔡同德堂，在杭州湖滨购地5亩建造胶厂，专煎驴皮、龟板、虎骨、鹿角、鳖甲等荤胶和枇杷叶、益线草素膏，并在西湖出口处松木杨购地建造专供漂皮所需的场地房屋。

由于宁波商人经营有方，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杭州六大著名国药铺的经理都是慈溪人：俞绣章为胡庆余堂经理，叶本生为叶种德堂经理，刘沛元为方回春经理，支文良为万承之经理，俞熙堂为张同泰经理，董福生为泰山堂经理。

杭州有宁波人经营的西药业。

项松茂的五洲企业集团在杭州设有分号，并对杭州同春药房投资附股合作经营。

黄楚九的中英、中西、中法等药房与同春药房也有业务往来。

其企业所生产的人造自来血等西药在杭州清和坊中英大药房、羊霸头中西大药房、高银巷华英大药房、保佑坊中法大药房、拱宸桥的叶芳花园、协升昌号等地方出售。

不少宁波商人在杭州开办百货业。

宁波商人张氏创办的百货商店，为杭州市最早的百货店。

该店创办于清末，最初的店名为张允升线帽百货庄，前店后场，以生产、销售丝线和帽子而著名。

商店设有制线、制帽两个工场，货源主要来自上海。

为使更多的顾客来店购买，商店每年举行一二次的大减价促销。

张允升百货商店是当时杭州市百货行业中人数最多、营业额最大的一家商店。

丁丕山、丁方镇、丁大富等人创办的协大祥绸布店、宝大祥绸布店、信大祥绸布店，在杭州设门市部，销售绸缎、棉布、呢绒、化纤各类纺织品。

孙衡甫也投资杭州绸庄。

美华利、亨达利、亨得利钟表店在杭州也有影响。

美华利钟表店由宁波钟表世家孙廷源、孙梅堂父子在上海开设，1914年前后在杭州设立分店，地点在城站旅馆（后称红楼，现已拆除）底层朝西南向转角铺面。

当时的城站旅馆是城站地区最雄伟的建筑，五层洋式楼层，屋顶是“楼外楼”游艺场。

1914年孙梅堂派娄仙林为杭州美华利经理，负责筹备美华利
开张事宜。

招牌上“美华利”写在上面，“亨达利”钟表店五字用木雕大字嵌在一侧墩子上，另一侧有木雕“上海分此”四字。

亨达利出售的钟表在各大城市可以联保联修，而杭州是空白，为方便顾客，维修任务由美华利担负。

1920年上海总管理处在清泰路开设惠林登钟表店、由娄仙林兼任经理。

1929年，孙梅堂在中山路羊坝头凤凰寺隔壁创办杭州亨达利钟表店，自建三层楼洋式门面，与天津、南京模式大致相同，由娄仙林为监理，费耀凤为经理。

由于费耀凤管理不严，名牌老店亏损。

上海总管理处即命楼仙林兼亨达利经理。

娄接手后着手进行改革，订立营业员工作守则，对人事进行调整安排，制定服务条例，做到“商品货真价实，修理质量第一，处处为客着想，路远送货到家。

”营业部售新钟新表预先校对，负责保用，经过修理的表，要求做到“起步灵、油丝平、摆盘稳、声音清”。

经过整顿，店容店貌有所改变，得到顾客好评，使杭州亨达利钟表店扭亏为盈，营业额节节上升，成为建国以后杭州市表厂、钟厂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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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得利发迹于“二妙春”，创始于同治十三年（1874），由鄞县人应启霖、王光祖、庄州泉3人合股经营，设店于宁波城区东门大街。

二妙春以经销钟表为主。

1890年（光绪十六年），为图扩展，庆启霖等人在宁波双街开设颇模的亨得利钟表店。

1911年，应启霖等人在杭州清河坊高银巷口开设亨得利第一家分店。

这年，适逢辛亥革命，浙军攻打南京获胜凯旋，
军中以表为犒赏品，杭州存表被购一空，获得许多利润，顿使分店的财力猛增。

1918年正式注册，当时注册资本5万元。

1927年，杭州改建马路时，分店由原高银巷迁至边福茂鞋店隔壁。

该分店品种齐备，可让顾客挑选，介绍翔实，负责保用，大件送货上门，并聘请修理高手把关，保证质量，恪守信用，讲究技术，按期交货；对同业对手，敢于竞争，但又虚心学习，并依照美华利的做法，建造门楼大钟以作广告，招揽顾客。

正因为如此，杭州的亨得利钟表业欣欣向荣。

应启霖主持上海管理处工作后，杭州亨得利经理相继由徐诚锦、邵庭甫、王士霖担任。

其中以王士霖任期最长。

在1911年至1937年的近30年时间中，亨得利在杭州的分店发展很快，堪称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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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的方氏家族在杭州清河坊开设方裕和南北杂货号，该号创立于光绪七年（1881）,创办者为镇海巨商方仰峰。

1927
年杭州拓宽中山路时，改造为五层楼洋房。

首任经理为刘颐观，副经理陈四海，由于两人用人任人唯亲，以致业务不振，连年亏损。

继任经理陆伯笙、副经理王宝联是业务行家，注重管理，用人唯才，着重开源节流，调整经营方向，服务周到。

比如，杭州近郊的农民来方裕和购买年货，来不及用膳，店中就备有饭菜招待；办毕年货，回去已晚，店中准备灯笼，为此农民顾客非常喜欢到方裕和店中买南北货，从而使方裕和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逐渐兴隆。

方裕和自设来料加工场
5处。

该店专营门市；尤其以宁波土特产供应最为著名，诸如泥螺、开洋、咸鲞、苔菜等。

蜜饯品以九制橄榄、金桔脯、桂花玉梅、广东梅、青口梅最为著名，九制橄榄年销量高达3万斤。

最大的营业品种是金华火腿，年销量50000只。

1913年，曾参加南洋劝业会获奖，1915年和1929年分别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和西湖博览会，都获得奖项。

糕饼点心精工细作，用料扎实，有麻糕、麻枣、火炙糕、状元片，香脆软糯甜，颇具特色，深得顾客欢迎。

此外，还生产蜡烛，年销售10万余斤。

由于这家南货店的质量与良好的信誉，成为杭州南北货业的魁首。

清末民初至抗战前夕，是方裕和全盛时期，资金达30万银元，年营业在40万银元以上。

每年赢得6万银元，有职工1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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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期间，宁波商人还在杭州开设南货店，经营南北货。

同治三年（1864），两位宁波商人在杭州合股开设万隆腌腊商店，经营盐鲞，兼营火腿，以自制盐肉出名，取名“家乡南肉”，原料与火腿类似，都取东阳、义乌“两头乌”的肉和脚。

当时“家乡南肉”和万隆火腿不仅畅销杭州及各县，而且远销开封、长沙、南京、北京、上海、名闻省内外。

1949年后改名为杭州万隆腌腊制品商店。

杭州的饮食业和面点业有宁波商人涉足。

同治九年（1870）宁波人王尚荣在杭州盐桥边开设状元楼面店，以烧制各式汤面为主兼营酒菜。

当时下城西桥贡院是科举考场，进场前，
考生都要在附近面菜馆相聚。

为迎合考生求吉图名的心理，王尚荣在店内专设楼座，取名“状元楼”，受到考生的欢迎。

为招徕更多的顾客，该店精选配料，细心烹调，热情接待，服务周到，赢得顾客的信任。

自同治年间开设到宣统年间，前后40余年，始终兴盛不衰。

1911年，状元楼迁到望仙桥直街板儿巷口营业，新店房是平房，设有楼座，因此改名为“状元馆”。

该店历经王尚荣、王凤春、王金奎三代，成为杭州面菜行业的百年老店。

杭州的饮食名店奎元馆也与宁波商有一定关系。

奎元馆创办于同治六年（1867）,原是安徽人开的徽州面馆，旧址在杭州官巷口四角西南角。

由于众多原因，几易其主，民国初，由宁波人李山林经营，他引进家乡风味，由徽式面改为宁（甬）式面，并以水产品做面的浇头，味道鲜美可口。

奎元馆的虾爆鳝面蜚声海内外，成为杭城的百面之最。

此外，还有片儿面、虾黄鱼面、蟹黄鱼面、三鲜面、虾腰面、火腿面、雪笋面等，深受杭州人的欢迎。

1926年，李山林将店盘给伙计章顺宝，因章年事渐高，又将店务交给其女婿陈秀桃经营，面店有新的发展，成为杭州著名的宁式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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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杭州饮食业、面点配套，一些宁波人还开设机制面店，生产机制面。

20世纪30年代，镇海柴楼商人谢子祥在杭州清泰路开设协源穗面店，两楼两下，双间门面，楼上为卧室，楼下为生产经营场地。

前店后场，生产机制面，雇有几个伙
计。

四、参与金融业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宁波商人在杭州设有钱庄。

早在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就开设慎裕、豫各、庚和、阜生、阜源、和庆、元大、惟康、介康、寅源、崇源、仑源、坤源、同源、益源等近20家钱庄。

其中慈溪的董棣林家族在杭州开设阜生、阜源等钱庄；镇海的方氏家族在杭州开设慎裕、豫和、庚和3家钱庄；叶氏家族在杭州独资开设和庆、元大3家钱庄，鄞县的赵占缓开设寅源、崇源、益源等钱庄。

慈溪人宓廷芳曾任杭州惟康钱庄经理，又在杭州开设瑞康、同康等钱庄。

镇海人张忍甫从小由母舅叶琢堂抚养，16岁到杭州万兴钱庄当学徒，万兴钱庄停业以后，到寅源钱庄当跑街，专门跑会馆，延揽存款，做放款生意，深得店主的信任。

积累资本以后，张忍甫在杭州开设诚昌钱庄，聘一人任经理，自任经理，掌实权。

后凭其经营的经验，驾轻就熟，业务大振。

他又先后集股增设亦昌、同昌钱庄与诚昌鼎足而立，“分居杭州的上、中、下三地区，发展各区存放业务，亦各聘经理分主其事，而自任三庄的副手，大权操于己手。

”20
正因为如此，杭州钱业公会就由宁波商人发起创建。

惟康钱庄经理、慈溪人宓廷芳就担任杭州钱业公会首任会长。

在清末，杭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金融只有银行和保险业两组织形式，宁波商人对此都有参与。

浙江兴业银行于1907年
10月16日在杭州成立，最初是为了解决浙路公司股款的接受、储存和周转。

初创时的主要投资者就有宁波商人。

比如，鄞县人苏宝森投资1万元，占总股本1%，成为创办时的10个大股东之一。

次年，设立上海分行和汉口分行，镇海人樊时勋、盛竹书分别任经理。

这两家分行一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业务中心。

后改上海分行为总行，樊时勋及其同乡盛竹书先后任总经理。

21民国期间，不少宁波商人在浙江兴业银行任要职。

1909年，浙江银行在杭州创办，朱葆三为创办人之一。

辛亥革命后，该行改为中华国民浙江银行，朱葆三一度任总经理。

浙江地方银行是省办银行，也是官办银行，它的理监事人选须由省议会选举。

奉化人王澄莹是初期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镇海人陈廷挈任浙江地方银行第一届驻行理事。

1925年，镇海人徐青甫担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

1929年张忍甫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和监察人10多年。

该行副总经理洪品成说：“忍甫并非挂名拿干薪而不问事的董监，于开董监会时，颇负责敢言，言多中肯，董事长和总经理多能虚心接受。

”22足见张忍甫在杭州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1年省政府聘任董事7人，其中2人是宁波人，并聘奉化人王澄莹为董事长。

1934年10月，新一届理事会成立，有7人任理事，其中奉化人朱孔阳和鄞县人叶琢堂任理事，推朱孔阳任董事长，同时董事会聘鄞县人严燮任浙江地方银行总经理。

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