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人与民国期间杭州经济
宁波商帮的人文精神
宁波商帮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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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宁波独特的地域文化积淀铸就了宁波商帮群体的人文精神,即使移居外地,历经数代,这种文化天性也不会轻易改变。
正文
一、冒险创业,独具胆识
人称企业大王的宁波帮巨商刘鸿生有句名言:“做大事,一定要敢于冒大险。”冒险创业,趋时求新,是宁波帮商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前面已讲到,宁波帮商人善于把握机遇,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开拓活动地域,及时调整经营项目,抢先投资新兴行业。经营沙船业,遭遇海险是常事。民谣说:“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宁波帮商人却不畏鲸波,从事海上贩运贸易,创设“南北号”。又率先筹措巨资,置办轮船,经营轮船航运业。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有人望而生畏,举而却步,而宁波帮商人措资结队,三次大规模迁徙海外。这些都表现出宁波帮商人的冒险天性。
宁波人的精神:诚信、务实、勇于开拓、敢为天下先。对外贸易中也体现了这点。历史上明末清初朝廷是实行“海禁”的,清朝康熙年间颁布了《展海令》,解禁海市,设立了包括宁波在内的四个海关,从事海上贸易。在乾隆年间为了便于管理,尽管只保留了广州一个海关。但是宁波人依然是表现出色。上海开埠后宁波商人大量涌入,洋行买办是宁波商人的首选,也是他们日后崛起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口岸,广东买办在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中也具优势,但不久就遭到宁波同行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取代。上世纪四十年代,因为内乱很多人到了港台与海外,在那儿重新发展,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港台独特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在竞争激烈的海外社会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与发展,其中香港是又一个宁波商人聚集的中心,像包玉刚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就是这批人当中的杰出人物,同享“世界船王”美誉。
民国浙江农村破产原因探究——1927-1935
民国浙江农村破产原因探究
—1927-1935
摘要:近代农村经济学者们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情况的论点,基本可以分为:“衰退”、“增长”、“内卷”、“停滞”。张丽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近代农村经济“的非平衡化与不平衡”,对“衰退”、“增长”、“内卷”、“停滞”进行整和,提出“中国是一个没有支点的中国”“这种没有支点……也同时表现在国家经济的‘非平衡和不平衡’上,即传统经济秩序受到强烈冲击,旧的经济平衡瓦解,新的经济平衡却没有建立。”[1]盛邦跃则在此基础之上提出20–30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特征“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初期的非均衡发展”[2]。研究近代农村特别是1927–1935年的浙江农村破产单从“衰退”、“增长”、“内卷”、“停滞”来看是不合适的,必须全面地看待农村破产背后的原因。
关键字:民国浙江农村破产“衰退”“增长”“内卷”“停滞”
一、问题提出
“农村破产”的概念在民国就已经出现。当时学者多有关这一问题的著述。农村自然经济的逐渐崩溃使农村生产关系出现空洞,同时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却无法入驻农村,使中国农村在这一时期形成生产关系的真空导致破产。鸦片战争之后的农村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自然经济是否已经瓦解或开始瓦解,这个问题是肯定的。1840年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来的是西方的大量商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这不可避免地殃及了农村,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可是学要注意的是这种瓦解的程度是微乎其微的,而这时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农工结合体的坚固性。马克思说过“……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3]。“由于鸦片走私、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封建剥削的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村中农业和家庭
宁波对外贸易史 -回复
宁波对外贸易史-回复
宁波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交通枢纽,由此也可以看出宁波在对外贸易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古代到现代,宁波的对外贸易经历了许多变迁和发展。本文将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角度,逐步回答中括号内的问题。
一、古代贸易时期:
在古代,宁波作为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与东南亚国家和日本贸易频繁。宁波的对外贸易主要以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等为主要出口商品,而进口商品则有金银、稀有木材、香料等。那时的宁波港口繁荣,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枢纽,对中国与全球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近代贸易时期: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殖民扩张,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了巨大的变革。宁波作为重要的商业城市,也受到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冲击。然而,宁波商人并没有放弃,而是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在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发展了新的贸易路线,例如加入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开辟了中亚和欧洲的贸易。同时,他们也积极探索其他市场,例如北美和南美等地。
三、近现代贸易时期:
进入20世纪,宁波的对外贸易经历了更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宁波作为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宁波加快了港口建设和物流体系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资本和企业进驻。宁波港口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大港之一,并在全球港口排名中稳居前列。
宁波在对外贸易史中的脚步一直都在不断提升。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宁波都保持着对外贸易的开放和进取的态度。它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积极拓展对外贸易的合作伙伴,改进贸易方式和手段,不断提升港口的服务和运作效率。宁波的对外贸易历史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港口的发展历程,更是宁波人对外贸易理念和专业能力的不断迭代和提升。
近代宁波港腹地变迁的机制探析
历史地理第二十辑
近代宁波港腹地变迁的机制探析
王列辉
宁波港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港口,从北宋开始便是中国对日本、高丽贸易的重要门户,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五口之一。然而,五口通商之后宁波港地位相对下降,许多学者纷纷著文,对近代宁波港及其腹地的问题提出各种看法。虽然他们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宁波港腹地随着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和温州、杭州的开埠而日渐缩小,则是一致的看法。尽管如此,有关宁波港及其腹地的许多问题,如:不同时期宁波港的腹地范围有多大,什么是导致腹地变化的机制等,仍有待于探讨。
腹地是港口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港口的兴盛与发展都离不开腹地范围的开拓和腹地经济的发展。1840年之后,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甚发达,输入商品多为布匹、食糖、煤油等日用必需品,输出多是茶叶、棉花等农产品的情况下,腹地的变化对港口的发展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笔者另有《近代宁波港腹地的变迁》一文,采用经济地理学的腹地概念,在浙江近代各港口腹地变迁的总格局中,讨论了宁波港的腹地及其变迁的全过程。然而,限于篇幅,并未对腹地变迁背后的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在前文的基础上,依据经济地理学以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借鉴有关中国沿海国际集装箱港口的演化原因、发展模式、空间布局与优化的研究成果,来探析近代宁波港腹地变迁的机理,以为今天宁波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区位、自然地理条件和
宁波港的腹地
港口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港口内陆空间通达性的高低,这种通达性可以表达为港口的腹地范围以及对其腹地货物转运量的吸引力。然而,港口所在的区位、自然地理条件却决定了不同的港口有不同的港口竞争力。在这些方面,宁波港有着较大的局限性。
宁波帮的文化特征
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县、慈溪县、奉化县、象山县、定海县六县,所谓“宁波帮”就是指这六个县在外地经商的商人集团。宁波所属的六个县是浙江滨海港湾和岛屿的主要所在地,正因如此,宁波商帮文化主要的不是儒家文化,而是海洋文化。这使得近代宁波商帮有大海的胸怀,大海的气魄,因而是海魂商魄。
海洋文化的特征是开拓进取、审时度势、敢于冒险,反映在宁波商人群体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勇于拓展
近代宁波商人善于开拓市场,占领市场。《鄞县通志》说:“甬俗轻,夙称善商,行贩坐贾,遍于海内”。《定海县志》也说:“国内北至蒙古,南至粤桂,西至巴蜀;国外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几无不有邑商足迹”。宁波商人除在本省杭州、台州、温州等地经商以外,还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沙市、苏州等城市在商界位据要津,特别是上海,成为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到清末,宁波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一些宁波帮巨商成为上海的风云人物。
清末民初上海工商界曾流行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定海人) 一封信。”上海两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都是宁波商人。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在海外分布甚广。《慈溪县志》称,邑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十九世纪末一批宁波商人闯荡海外,依靠智慧和勤劳,在日本和南洋等地,创造了不凡业绩。20 世纪40 年代,香港是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的大本营。旅港宁波人以香港为跳板,又以香港为依托,进一步向日本、东南亚和南美洲等地发展。像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一位是董浩云,他从供职天津航运公司,到自己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盛时有轮船近150 艘,总吨位达1200 万吨,被誉为“现代郑和”。另一位是包玉刚,他以一条旧船进军航运业,经过近20 年的奋斗,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他们把自己的企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企业,反映出宁波商帮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开放闯荡的广阔胸襟。
毛概宁波帮解读
宁波帮形成后第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19 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 征是以新式商人为主的宁波帮商人将商业 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 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 工业资本。这一时期的宁波帮以当时我国 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上海为基地,创造 了100个左右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大 王”,抒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 宁波帮凭借自己浓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 社会关系,强烈的时代意识,通过这一时 期的大发展,这时的宁波帮已经成为中国 的第一大商帮。
新宁波商帮,实际上代维和文化价 值的先进方向。 ——商界传媒集团副总编 周攀峰
“囡囡宝,侬要啥人抱?我要阿爸抱,阿爸出 门赚元宝。” 已无从考证宁波这段民谣的问世时间,但它 却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宁波崇商的传统由来已久。 邓小平以一句“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 建设宁波”的号召,为宁波的以后留下了最重 要的“种子”。 在对“宁波帮”浓厚的“感恩”色彩中, “新宁波帮”有理由浓妆登场了。 “新宁波 帮”不只是海内外“宁波帮”血缘的承袭,而 是“丰富多彩”的。在已经过去的20多年里, 他们功效卓著。他们承袭了“宁波帮”的精神, 但是他们是“新宁波帮”。
宁波帮形成后第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数十年。这一时期 有一批宁波帮工商业者移资海外各地,但 大部分宁波帮工商业人士以香港这个国际 自由贸易港为中心继续发展,其后裔与20 世纪80年代以后移居海外各地的宁波籍人 士一起,被称为现代海外宁波帮,他们在 海外创造的业绩,举世瞩目。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经济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君主制,推翻了满清的统治,是中华民俗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意义不仅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更是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人民不再认为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了,而是有了人权意识。
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通知,中国一定能够在紧急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另一方面想要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
这一时期,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集中表现。在这一时期,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之进入黄金时期。产业规模扩大,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各省独立相应开始,中国分裂严重,却从另一层面上推动了每个省份各自的经济发展。
1900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掀起了“争取利权”运动,浙江的官僚、地主、商人们在“抵制外商,争回利权”的口号下,于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开办了一些合股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但是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的资本和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特别是1902—1903年间又先后订立了中英、中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为帝国主义对华掠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地处沿海沿江的浙江,受到帝国主义的沉重压力,民族工业发展十分缓慢,道路很艰难。
1905年杭州、宁波一带开明士绅和商人为了争杭甬铁路的路权,曾召开“废约拒款”大会,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夺问路权。一些民族工商业者更大声疾呼:“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货,杜绝外货之机会,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则中国商业之发达,借此一举”。为了“设厂自救”,浙江的一些官僚、地主、商人积极投资创办新式企业,出现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这时无论是建厂数字还是投资额,都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
谈谈“宁波帮”
,
始 终把海 上 航运 事业 作为 他们 的 看 家事业
,
航 运 事业
在 发展 过程 中也 曾对 宁 波 帮 的经 商活 动 和 其他事业 的发 展 起 着 相 互 配 合
相 互 促进 的作 用 。
三
、
宁 波帮 的 经 商 活 动
,
宁 波 人 的经 商 活 动 也和 航 运 事 业 一 样有 着 很 长 的 仄 史
,
宁 波商 人 已开 始 在 江 南 各 地 收 购 丝
,
茶 瓷 器 等 物产 通 过 海 道 运 广 州 售给外 商
全国主 要 出 口 产 品
。
从 而 使 江 南地 区 丝 茶 瓷器 的 出 口 量 骤然 增 加
, ,
成为
, ,
接着
。
,
外 国 工 业 品 开 始 进 入 中 国 市场
。
宁 波商 人 又 开 始经营 进 口 业 务
和 贸易 已 经 引 起 他 的 重视
汉朝 之 后
这 里 的外 海 航 运 事 业 自然 地 发 展 着 到唐 朝 开 始 与南洋 和 西 洋 通 商
,
。
。
唐 宋两 这个地
,
代都 有大 量 瓷 器 从 这 里 出 口
,
经 海道 运 销南 洋
。
、
中东 和 东 非诸 国
宁波对外贸易史
宁波对外贸易史
宁波是中国东海岸的重要港口城市,拥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史。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以“宁波对外贸易史”为主题,一步一步回答,探讨宁波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步:古代的对外贸易
宁波作为一个沿海城市,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对外贸易。在宋朝时期,宁波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当时,宁波港口繁忙,吸引了来自南洋、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商人。这些商人带来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同时也带回了玛瑙、香料、象牙等外国商品。这一时期,宁波港口的繁荣为宁波培养了一批富商,也为宁波奠定了对外贸易的基础。
第二步:明清时期的繁荣
明清时期,宁波的对外贸易进一步繁荣。特别是在清朝时期,宁波作为中国五大口岸之一,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一。当时,宁波的主要进出口商品包括丝绸、瓷器、茶叶、烟丝等。宁波港口的繁荣带动了宁波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使得宁波成为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第三步:宁波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近现代,宁波的对外贸易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的开放与改革政策推动下,宁波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在1984年,宁波成为全国对外经济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对外贸易迎来了新的机遇。
此后,宁波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宁波港的建设和发展成为推动宁波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宁波港位于中国东海沿岸,地理位置优越,始终占据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宁波舟山港的开发,为宁波港打造了更大的港口容量和更完善的港口设施,进一步提高了宁波港的吞吐量和服务质量。
甬商与浙江其他商帮的比较研究
甬商与浙江其他商帮
(越商婺商温商)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显著发展,省内商帮异常活跃。其中甬商、越商、鹜商、温商四大商帮引人瞩目,他们以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为基础,形成不同的处世之理,经营之道,但同时又有着浙江商人自强不息,开拓拼搏等共同的一面,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研究。
本课题主要从甬商、越商、鹜商、温商四大商帮的生存环境、出身背景、创业精神、经营理念等方面探讨几大商帮的异同点,分析甬商的优势与不足,寻找甬商可以借鉴的其他商帮的长项,以使甬商走向更强更远。
一、甬商、越商、婺商、温商的内涵
(一)“商”的内涵
1、词源上商的含义
“商”在现代汉语的词源上的解释是:古代的‘商'是一种记时单位,一刻为一‘商,'‘商,刻也'。”①清代学者郑观应曾说“商理极深,商务极博,商心极密,商情极幻”②,“行曰商,坐曰贾。商之谓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白虎通・商贾》)
2、经济学上"商"的内涵
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商”的内涵也就有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人类社会早期的以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为内容的交换活动,形成了最古老的商活动,但这种活动仅以简单的物物交换来维持。伴随着交易规模的发展和扩大,以及货币的出现,商品交换的形式由物物交换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财货交换,而且商品的交易活动不再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而是以某个第三人为媒介进行,社会上就形成了一部分固定的从事商品交换中介活动的人,这类人即被称之为商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被称之为商业或商事。自此,“商”的概念中增添了货币媒介和商业中介等新的内涵。
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研究
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研究
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研究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其中杭州作为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承载了许多特殊的社会生活现象。本文旨在探讨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城市建设、社交活动、商业繁荣以及居民生活等等。
首先,民国时期杭州城市建设迅速发展。在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杭州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物改造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古老的城墙逐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大街、新式建筑和现代化的设施。街道拓宽改造,交通进一步便利,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城市中心的公园、广场和文化场馆也建设完善,吸引了大量市民前往休闲娱乐。
其次,民国时期杭州的社交活动繁荣。在这个时期,杭州成为了艺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之一,许多知名的文人雅士、学者和政治家纷纷前来寻求发展。茶馆、画院、书店等场所成为了志同道合者们交流切磋的地方。此外,民国时期杭州还诞生了许多文学作品、戏剧作品和音乐作品,为城市社交活动增添了不少色彩。
再者,商业繁荣也是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杭州作为中国著名的商业港口城市,吸引了大量雄厚资金、商贾和企业家前来发展经济。许多百货公司、银行、饭店等商业机构相继开业。其中著名的西湖银泰、杭州洋行等商业机构成为了当地商业界的佼佼者。商业繁荣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给市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物质财富。
最后,民国时期杭州的居民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相对于封建时代,民国时期的杭州,社会地位的差距缩小了不少,
富裕阶层与中下层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使得更多的市民有机会通过努力工作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随着军队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公务员成为了一个值得向往的职业。同时,公共设施的发展也提升了市民的生活质量,供水、供电、照明等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
近代宁波的发展历程
近代宁波的发展历程
近代宁波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 (1842年-1949年)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并割让宁波给英国,但后来又返还给清朝政府。此期间,宁波开城并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与其他国家开展了贸易。随着外来投资的增加,宁波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并逐渐成为了吴越文化的中心。
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1949年-1978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开始进行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并对农民实行了耕地私有化的政策。此时期,宁波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提高,并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体系。此外,政府还鼓励了工业化的发展,宁波港逐渐成为重要的出口通道,对外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 (1978年至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宁波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引进了大量外资,并推动了宁波港的现代化建设,使其成为世界上较大的港口之一。此外,宁波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吸引了一批国内外优秀企业和人才。宁波还通过建设经济特区和自贸区,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如今,宁波已成为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其发展仍在不断推进。
江南儒商蒋抑卮 儒商
江南儒商蒋抑卮儒商
创办兴业银行,支持民族工商业蒋抑卮(1875~1940),名鸿林,谱名玉林,字一枝,又字抑卮,出生于杭州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蒋海筹精明能干,从丝织童工干起,成为杭州蒋广昌绸庄老板,人称“蒋半城”,意谓蒋家独占杭城丝绸业的半壁江山。蒋抑卮自幼好学不倦,曾补授钱塘县学生员,28岁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光绪末年,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他积极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出任银行常务董事30余年,把“浙兴”办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私营银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争相攫取中国铁路修筑权,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为抵制英美插手苏杭甬铁路,1905年7月,浙江绅商代表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会,决定组成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推举浙江名士汤寿潜为总理,招募股款,自办苏杭甬铁路。全省绅民踊跃购股,至1907年10月,共招得股款达2300万元之巨,为各省自筹铁路资金最多的一个。筑路工程随即启动,计划中的苏杭甬线改为沪杭甬线,由沪杭两地同时开工。
如此巨额款项,保管和运作成为一大难题。开始款项被存在上海、杭州的30多家钱庄里,支取十分不便。时汤寿潜已与
蒋家结为姻亲,得知蒋抑卮留日归来,专攻财政经济,对他十分信赖,经常顾问参谋。喝过洋墨水的蒋抑卮,深知银行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提议成立专业银行,有效地保管和运用这笔巨款。不久,浙路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了他的建议,由公司附设铁路银行,业务独立于公司之外,以便“内顾路本”,又能“外保商市”。初步商定资本额100万元,分1万股,每股100元。
明清两代浙江金融的巨大变化
多 易
,
汉 唐 以后
,
白 银 所 以 能 成 为我 国 主 要 通 货
。
主 要 是 由于 沿 海 地 区 在 对外 贸 易 中
。 ,
有大
,
量 白银 自外 国 流 入
,
浙 江 宁 波 等地
、
,
很 早 就 是 我 国 重 要 对外 通 商 口 岸
。
当 时浙 江 对 外 贸
主 要 是 日本
,
、
高丽
安南
、
, 。
,
影 响人民生 活
、
历 代统 治 阶 级 对 此 虽 曾采 取 不 少 措 施
。
单位重 量
或铸发 当十
,
当百
,
甚 至 当千 大钱
宋代起
,
,
历 代 统治阶 级 还 曾发行 纸 币
,
代
替制 钱 流 通
民 深 受 其害 的 矛盾
,
但这 些措施都 因 统 治阶级 滥铸滥 发 白银 进 入流通 领 域
。 , ,
除 了黄 金 器 皿
, ,
珍珠
、
绸缎
,
、
香 料等 物外
最 主 要 的 则是 数 以 万 如一 次
,
除此 以 外
他们 还 要 用 大 量 金 银 贿 赂 北 方重 臣 放 在 廊下
_宁波帮_历史中的真实原型
“宁波帮” 在金融行业也颇有建树。1908 年 9月, 以虞洽卿、 波人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船夫、 水手的大部分都是宁波苦力, 朱葆三为首的宁波籍人士合股设立四明银行 ,这是一家完全由 宁波人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被视为 “宁波帮”的金融根据 地。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高层管理权,也都 掌握在 “宁波帮”人士手中。 “宁波帮”研究专家认为,浙东人文精神 “经世致用”的思 想,深深渗入到 “宁波帮”的血液骨髓。诚信,一直是宁波地 域文化的优良传统。正是有良好的信用,宁波钱庄业被工商界 势力更大的是买卖人。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 和犹太人媲美。 ” “宁波帮”普遍重视教育。 “秀才不怕衣衫破,只怕肚 里没有货” ,要改变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 “宁波帮” 商人闯荡江湖,吃的苦头多了 ,更是注重对教育的捐助和 支持。 “宁波帮”何以生生不息,享誉海内外? 还有个更重要
16.
事张扬,习惯于韬光养晦。无论是近代 “宁波帮”代表叶澄衷、 海 “一·二八”和 “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让出厂房, 虞洽卿、方液仙,还是当代 “宁波帮”代表包玉刚、陈廷骅、 兴办两期伤兵医院,救护大批抗日战士。日本人多次引诱 应昌期,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 ,在贸易、航运、金融等行 业中独占鳌头。 19 世纪,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先后在中国内地做了七次 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得出结论 : “宁波人在勤奋、奋斗 提出要与其企业联营,他拒绝联营。日本人又以没收工厂 相威胁,他无所畏惧。汪伪政权邀他担任伪上海市政府实 业部长,又遭其拒绝,后来,方液仙被日伪特务杀害。 (来源 : 《宁波晚报》 )
高中历史单元测试题及答案(六)(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部分)
高中历史单元测试题及答案(六)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部分)
(时间:45分钟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5分,共60分)
1.(2015·武汉联考)公元前246年秦国修建郑国渠之后,该灌区面积为4万余顷,粮食亩产达到6石4斗,而当时其他诸侯国;粮食单产普遍只有1石5斗左右。这反映出() A.粮食在民间的价格随之降低
B.其他诸侯国社会经济大幅度衰退
C.秦国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较大
D.农业发展为秦国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
2.《论衡》中提道:“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地力盛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田五亩之分。”这直接体现出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 A.“人定胜天”的思想B.“靠天吃饭”的观念
C.“广种薄收”的弊端D.“地无遗利”的思想
3.(2015·青岛测试)下列材料能够反映中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的是()
A.《诗经》描述“千耦其耘”
B.《汉书·食货志》记载“还庐树桑,菜如有畦,瓜瓠果疏殖於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
C.白居易《朱陈村》描述“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家家守村业,白头不出门”
D.《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农无田者,受田于人,名为佃户;无力授田者,名为雇工”
4.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往时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亩者称上农,家饶裕矣,次仅五六亩,次三四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材料反映出江南农村()
A.家庭手工业的收益高于农业
B.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未改变
C.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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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人与民国期间杭州经济
宁波商人与民国期间杭州经济
作者:乐承耀
杭州是长三角的重要城市,也是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杭甬间距相近。早在杭州开埠前,已有不少宁波商人在杭州经商,开埠后,宁波商人凭其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纷纷抢滩天堂杭州。20世纪初,在杭州有很多宁波商人。《浙江潮》说:“杭州、温州,凡上等商社会,皆宁人也。”1
一、投资近代工业
民国期间宁波商人投资杭州近代工业,主要是轻工、棉纺、化工和电力业。许多宁波企业家投资杭州的轻工、棉纺业。1918年,朱葆三创办西湖啤酒公司,投资50万,为主要创办人。220世纪20年代,慈溪人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的“三友实业社”进军杭州。他们不仅在杭州设立“三友”分发行所,推销“三角牌”毛巾,而且投资、扩产。为保证棉织品原料供应,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于1929年用36.2万元盘进杭州通益公纱厂(包括鼎新布厂),改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简称“三友实业社杭州分厂”,由陈万运主持杭厂工作。该厂有纱锭20360枚,织布机285台,厂基8余亩,厂房数百间。为适应杭厂修整需
要,接着又投资160万元用做基本建设和更新设备,使该厂成为集纺织、印染、漂整的联合工厂,成为我国第一家从棉花进到毛巾出厂的全能型棉纺织厂。全部投产后,总计动力1500匹,日产毛巾3000打、被单700条、布匹500匹,每天的产值达万余元。陈万运推出各种措施使杭厂快速发展,绩效显著,于1934年2月被公司董事会推荐为三友实业社总经理,全面主持“三友”的工作。
刘鸿生在民国中期主持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和大中华火柴公司。民国二十三年(1934)5月19日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发布第59号通告:“兹为发展营业,在杭州添设门市所”。3杭州分店在杭州乾一商场内,因乾一无意经营,该店后撤销。
尤其是对光华火柴厂的联合,刘鸿生更是做了不少工作。杭州光华火柴厂于1911年创办。民国十四年(1925)改组为股份公司。地址在杭州江干区海月桥。资本总额50万元,由国人投资,占地面积50余亩,房屋250余间。厂务主任赵选青,副主任冯锡之,制造安全火柴。其商标有“送子”、“采莲”、“美女”、“新采莲”、“新美女”、“和合”、“福禄寿”、“日月”、“光华”等9种。成为浙江省“火柴业巨擘”4,产品行销本省,营业尚称发达。由于其本身经济力量欠充实,且大中华火柴厂竭力向浙江倾销火柴,“以图压倒光华”5,致使杭州火柴市价每箱跌落二元左右。由于营业不振,愿意与大中华火柴厂联合。1934年7月14日,大中华火柴公司
与杭州光华火柴公司所签订的合并合同主要内容为:1订定本合并为光华依法解散,大中华继续存在。2订定两公司之合并,均以民国二十二年(1933)12月31日之资产净值为根据。故自民国二十三年1月1日起,光华之权利、义务概归大中华继续承受。3订定大中华之资产净值,仍照原有注册资本国币300万元计算,光华之资产净值(杭州城内房地及绍厂房地,经双方同意仍归光华股东所有,故不列入计算)作国币65万元计算,由大中华(指合并后之新公司)于增资注册奉准后,依照数面以股票付给之(未发股票前,先给临时收据为凭)。即将来新公司注册资本,应为国币365万元之数。
当时的文献对大中华与光华两家火柴联合作了不少报导,今摘录几条。浙江兴业银行《每周通讯》记载:“此次杭州光华火柴厂所以决意与大中华合并,闻实因见大中华成本帐,较光华低廉约有十分之四、五,故惧而降心相从。又据光华重要人谈:‘两厂合并时,刘鸿生态度极豪爽,但不免粗枝大叶;其副经理徐致一与会计林某则心细如发,知识极高。可见鸿生左右颇有人才,故其营业能年年迈进。’”6《中国实业》也记载:“杭州光华火柴公司,现因营业不振,已并入大中华火柴公司,已将变更登记,移转商标等文件,呈请实业部注册。按光华火柴公司系浙绅汤寿潜等所创办(一九一一年成立),已有数十年之历史,为我国自制火柴业之首
创者。兹因受经济不景气之影响,营业一落千丈,业已与大中华火柴公司合并,至堪痛惜云。”7
这年8月5日,大中华火柴公司股东临时会议也有记录:据总经理刘鸿生提议,查本公司与光华公司进行合并一事(即光华依法解散,本公司继续存在),前经于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提出报告。兹经双方代表参照两公司生产效率及裕生公司合并前例,议定两公司资产净值,计本公司仍按注册资本国币三百万元计算,光华公司作国币六十五万元,由合并之后本公司照数发给股票。……查合并一事,为同业避免竞争之根本办法。光华公司在火柴业中,颇有声誉,此次能与本公司合并,谅亦对于合并利益同具信仰。兹经本董事会审核,双方代表所拟合并条款,认为公允适当。理合将两公司合并事及合并条款(见所附合并合同)一并提请照案通过,俾便依法进行,实为公幸。
竺梅先、金润庠、孙梅堂等宁波商人创建华丰造纸厂,也是宁波商人投资杭州轻工业的一个事例。当时,杭州武林造纸厂由俞丹屏独资经营,设在杭州湖墅小河和睦桥。由于俞丹屏对造纸工业业务不熟悉,加上同行的倾轧,致使年年亏本,积欠“大有利”之款达40万元。1929年后,“大有利”已被收归省办,债和人必须清偿。1931年,造纸厂被浙江省当局拍卖。竺梅先、金润庠商量后决定标买该厂,以29.05万的标价得标承购。恰好苏州大华造纸厂厂主叶荫三也竞争投
标,于是采取两标合一,共同购买,改组为华丰造纸厂。投资的50万元中竺梅先8万,占16%;金润庠3万,占6%;叶荫三10万,占20%,余下9万由宁波商人张继光、王文翰、孙梅堂等人补足,从而使宁波商人占有约4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华丰从1931年开始生产黄纸版纸,以“龙牌”为商标。9
一些宁波商人还投资化工行业。宁波商人于同治元年(1862)创办孔凤春香粉店,由宁波人孔传之人等在杭州清河坊创办,专营化妆品。以后业务不断拓展,资本逐渐增多,又在杭州官巷口购得店屋,业务中心移到官巷口,时为总店,经理徐志林。不久,设立工厂。主要产品有雪花膏、莲花露、花露水、生发油、袋装茉莉花等,兼售高级香皂、香粉。其中鹅蛋粉、生发油更是王牌。由于讲究质量,备货齐全,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在同行中业务首屈一指。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是孔凤春化妆品厂的黄金时期。抗战爆发后,业务一度停顿,后转移至上海,在天津路长生里设立发行所,经营8年后,于1947年仍归并杭州。10慈溪人虞北兴在上海的永盛薄荷公司在杭州设立代销处,销售弥勒牌薄荷油、薄荷脑、薄荷锭。1943年宁波人吴常仁、吴畊尧、钟樵桐在杭州开办东南化工总厂。吴常仁占总资本的70%,并担任经理。一年后,吴常仁独立经营,并邀杭州烟业界张文汉、沈桂荪等人入股。1944年又于弼教坊开设发行所和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