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体系时代论文民族自治立法论文：“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创新研究

后体系时代论文民族自治立法论文：“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创新研究摘要：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需要理论、制度和技术的多重创新。

民族自治立法与国家法制的辩证统一、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政策的叠加效应以及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相融选择为民族自治立法奠定了合理性基础。

民族自治立法变通权的内容、民族自治法规批准权限以及民族自治立法相关规定的一致协调是民族自治立法的合法性保障。

民族自治立法的形式选择、民族自治法规的有效实施和及时修订与废止为民族自治立法提供了科学性支持。

关键词：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创新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30年历程就是中国当代法律体系的建设过程。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目标。

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架及建设步骤。

目前，中国七大法律部门均有了部门基本法及有机联系的法律规范，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中国的立法工作将进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代”(简称“后体系时代”)。

民族自治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法制保障。

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应遵守地方立法与国家法制之间的辩证统一定律，充分把握和体现新时期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特殊性。

本文以“后体系时代必然对民族自治立法产生深刻影响”为逻辑起点，以四川省民族自治立法的实际为研究对象，提出“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在理论、制度以及技术方面的三大创新，以期能对民族自治立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有所助益。

一、理论创新——为民族自治立法奠定合理性基础法律理论既不是没有社会后果，也不是不受社会影响。

只有建构于社会政策与生活事实的民族自治立法理论才能贴合社会经验的现实和实现指导实践的期待。

因此，民族自治立法的理论创新既应着眼于与国家法制的辩证统一，又应强调与民族政策的叠加效应，还应尊重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相融选择。

(一)民族自治立法与国家法制的辩证统一立法体系是整个法律体系大厦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其完善与善恶直接影响和导致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善恶。

有学者甚至认为立法体系本身就是法律体系的重要构成。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地域广袤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一元两极多层次”的立法体系。

其中，“一元”是指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两级”包括中央和地方，中央一级立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及其部门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进行的立法；而地方一级立法是指有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政府进行的立法。

“多层次”是指具体立法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

中国“一元两极多层次”的立法体系设置，在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先行区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基础上，将对国家和社会而言不具有整体性和决定性的特殊问题，交由地方结合其实际情况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加以解决。

同时，通过明确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确定不同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及立法监督制度最终达到多层次立法体系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这不仅能有效解决单一立法机关进行立法的不现实性，而且将多层立法机构统一于宪法之下，达到分镳并进、殊途同归的法制统一境界。

民族自治立法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立法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地方立法的特殊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为：首先，从立法主体看，民族自治立法的主体仅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民族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省、自治区或直辖市行政级别以下的地方立法主体中，除较大的市具有一般地方立法权外，仅民族自治地方(包括民族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县)享有民族自治立法权。

其次，民族自治立法具有不同于一般地方立法的批准程序，即民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民族自治法规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民族自治法规须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最后，因民族自治地方具有不同于一般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所以法律规定民族自治立法能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中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情况的规定进行变通。

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地方一方面应始终坚持民族自治立法与国家法制的辩证统一定律，正确理解和严格遵循地方立法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应正确认识民族自治立法在立法体系中的地位，理性化分析民族自治法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价值，精细化解读民族自治立法的基本原则，依据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民族自治法规，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政策的叠加效应法律是近代世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具有强力的全部力量，也具有依赖强力的一切弱点。

因此，政策与法律成为管理和调控现代社会的两种主要手段。

政策与法律之间功能的共同性、内容的一致性和适用的互补性决定了政策与法律有效衔接的可能性；而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差异则揭示了政策与法律相互转化和协调的必要性。

政策法律化即是在协调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的二者有效衔接的一种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民族法制就是民族政策法律化的结果。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在统一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并充分保护少数民族权益。

中国的民族问题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的，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经历了单一的政策调控模式向政策和法律双重调控模式的转变。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单纯依靠民族法律法规或者民族政策均无法有效应对新时期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

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具有阶级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和社会目的等根本方面相同的特性，因此，尊重民族自治法规与民族政策协同作用的叠加效应更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建设。

从国家层面看，一方面，国家应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自治权的角度出发，依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高度的自治立法权，使民族自治地方可结合本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通过制定民族自治法规管理本民族事务。

另一方面，国家应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因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等在社会发展上与中东部地区的明显差距，长期通过积极的民族政策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发展。

除中央长期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外，国家还确立了特定时期的重点政策安排，如2010年。

中央先后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和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就从多个领域和方面体现和落实了中国的民族政策。

从地方层面看，民族自治区以及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市长期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发展，并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提高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四川省即是运用民族政策与民族法律法规两种手段解决民族问题、实现二者叠加效应的典型实例。

近年来，四川省一方面通过民族自治立法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切实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发展。

富民安康工程，藏区牧民定居行动计划。

帐篷新生活行动，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彝区“三房”改造工程。

道路畅通工程，安全饮用水工程，万户光明工程等都是四川省近年来以民族政策落实的民生德政工程。

这一系列民族政策将民生改善、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攻方向，旨在集中解决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和最紧迫的问题，取得了重大实效。

后体系时代，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仍是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社会问题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全面发展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手段。

民族自治地方应更加深入、客观地解证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政策的共同作用及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重视二者在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叠加效应。

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应继续通过民族自治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来调整和规范本地方的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法律规范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应通过与中央及上级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充分贯彻和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切实有效地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相融选择民族习惯法是居住在特定区域内的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

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特定的文化、传统、风俗和生活习惯等决定了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中国民族自治地方长期共存的客观现实。

首先，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当地的自然状态、气候、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风俗习惯、文化价值等都存在关系，故而具有被遵循的共同基础；而民族自治立法能结合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更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的民族自治法规。

其次，由于受社会文化多元和民族习俗差异之影响，作为国家制定法范畴的民族自治法规不必要也不可能规范民族自治地方的全部社会关系，且在法律实施中，不仅当事人会不同程度地以自己的利益为导向选择或交叉适用习惯性规则和国家制定法，法官也在个人生存策略的意义上穿梭于习惯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之间。

最后，虽然以民族自治地方法律规范的适用为视野，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摩擦可以通过民族自治立法限制或吸收部分民族习惯法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

但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却难以完全避免。

因此，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相融选择成为调整和规范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关系的最优模式。

四川省民族自治立法实践中，有关婚姻继承、计划生育等民族自治法规都明显体现了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习惯法相融合的特点。

尤其是在保护民族自治地方丰富的、多层次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除国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保护各类别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自治法规外，民族习惯法具有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甚至部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本身就是需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地方需对民族自治立法的法律理性及其制度选择的本质作进一步研究，充分尊重基于社会生活长期形成并获得普遍遵守的民族习惯法，既促进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习惯法的有效对接，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二者之间的碰撞与摩擦。

一方面，民族自治立法在结合本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时应更加突出和强调个性，不重复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应在进一步巩固30年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本民族自治地方法律遵守和法律意识的积极影响的基础上，客观认识和分析民族习惯法在调解社会生活矛盾和保障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作用。

二、制度创新一为民族自治立法构建合法性保障民族自治立法具有不同于一般地方立法的特殊性，其具体制度的建立和更新能为民族自治立法构建合法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