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王》的深度解读(对自我、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反思)

对自我、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反思

-----对《老王》中“我”是“一个幸运的人”的多维解读

江苏省黄桥中学尹继东

多数老师讲杨绛的《老王》时，分析作品主题时往往是，“作者叙述与一位人力车夫的交往，写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不改善良纯朴的天性。”[1]。

细细品读《老王》这篇文章，会发现在看似简单的文本背后却有丰富的内蕴，即作者对自我、人性与社会的深度等方面的反思和警示。

杨绛在《老王》文末说：“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以为从这句话中“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入手可以解读出其丰富的意蕴。

这里作者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然而联系杨绛一家在“文革”时遭遇，却发现她并不幸运。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记录了杨绛一家在“文革”时期各种非人的遭遇，概括起来说有她和丈夫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她和丈夫被揪出来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子、示众、抄家、被剃成阴阳头、受人监督、被人拿着杨柳条的鞭子抽打、受人歧视、失去工作、打扫厕所等，还有工资从一百多元骤降至十几元的生活费、女婿自杀等，这些让她从生活的巅峰跌入谷底。这是何等的不幸啊？

一、“我”对自己“幸运”的反思

作者如此“不幸”，为何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呢？

（一）从横向比较看，“我”确实要比老王要幸运些

老王在那个时代，属于“三无”人物：无组织、无家庭、无身体。无组织，老王说自己“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残疾的老王被与他一样的阶级弟兄遗弃了，要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离开了组织的保障，生存何其艰难，所以“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无家庭，他“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当我问起他住的地方是不是他的家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而不说“那就是我家”，这就值得思考，说明那儿只是老王的暂住

点，不是他家，那儿没有家的温馨、幸福。无身体，如“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他生存的意义在于“活命”，文中说“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这个词，是多么令人辛酸的词语。

而“我”虽然遭到了迫害，但“我”的处境还是比老王好多了。“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我女儿有大瓶的鱼肝油，在那个时代应该算得上奢侈品了。“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我家住三楼，有冰箱，还买冰，还有鱼肝油，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说明我们还是有“组织”的。

从横向比较看，“我”比老王应该幸运的多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其实是相对那个不幸时代众多不幸像老王一样的人来说，我是一个相对“幸运”的人。

（二）从纵向比较看，“我”的不幸遭遇或许是暂时性的，而老王的不幸是终生的。

老王的“三无”：“无组织”、“无家庭”、“无身体”到死都没有改变。到老了还受人歧视，如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老光棍”多么伤人自尊的语言；“恶病”不是正常的病，如“花柳病”等，这是多么令人恐惧嫌弃的字眼。

而我认为“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如果是从小因为营养不良而瞎掉一只眼，那是物质匮乏造成的终身不幸；如果是年轻时因为“不老实”，去寻求一种生理的、情感的或精神的慰藉，却因此得了“恶病”，这是终身的耻辱，是老王终身的精神包袱和心理负担，这种不幸“该是更深的不幸”。

而“我”的不幸，只是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文革结束，“我”的不幸自然也就结束了，纵观“我”的一生人生与老王的一生，谁是幸运者谁是不幸者，不言而喻。

二、“我”对老王同情、善意的反思

我对老王是同情与关心的，乘客因为他是“田螺眼”，“不愿坐他的车”，而“我常坐老王的三轮”，帮他生存下去，这应是一种同情；“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这应该是一种关怀；还有老王送鸡蛋、香油到我家，“我”塞给他钱，在“我”当时看来至少是一种善意的表现。

“我”的种种做法让老王很难堪。“老王愿意给我们家带送冰，车费减半”。而“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而“我一定要给钱”。老王死前送鸡蛋给我家，说“我不是要钱”，而“我”硬把钱塞给了他。老王时时想找一个报恩的机会，让他寻找到情感上的平等与尊严，而“我”却一次机会都没有给他。

因为“我”心中很清楚，“我”是可以帮助他的人，他是需要“我”帮助的人，“我”的心中时时凸显的是“我”对他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老王的理解、尊重，许多年后“我”才发现“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我”的同情、善意中有一种侮辱的成份。因此作者“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这是作者基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论语》中子贡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钱穆解释说“无骄”，“富有恃，故易骄”。“富而好礼者也”，“好礼则安于处善，乐于循理，其心亦忘于己富矣。故尤可贵也。”[2]简单地说，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富贵而乐于行善，才是真正的善。

所以当“我”以一个“幸运者”的身份帮助老王时，“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人的高贵身份，这让我愧疚、不安。

三、“我”对两人交往中情感不平等的反思

在“我”与老王在交往中形成的关系并不对等，我们在彼此心目中的地位并不相同。

在“我”眼中，老王仅仅是“我”的一个“熟人”。“我”“常坐老王的车”，但“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并没有深入地交流。老王病了，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也没有去探望他，更不知他什么时候死的。“我”女儿送给他了一瓶“鱼肝油”，也是相熟的缘故。这些都说明老王在“我”心中最多只是一个相处得较融洽的“熟人”。

在老王眼中，“我”是他的“亲友”、知己。老王送钱钟书去医院时，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老王认为亲友间的帮忙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说明他知道“我”家的处境，替我着想。“我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