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摹_世界两侧_的表情_读苏童的小说

描摹“世界两侧”的表情

描摹“世界两侧”的表情

———读苏童的小说

高小弘

摘要：一种坚实而稳定的写作精神，能够支撑作家克服身体与思想的重力，高居于时代和世界的

喧闹、浮躁之上。作为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苏童的创作腾挪于世界的两侧，这个世界不只是城市

与乡村的精神空间，也包含着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历史世界，善与恶构成的人性世界，虚与实构成的想象

世界，残酷与温暖构成的美学世界等等。在苏童的小说中，这些复杂矛盾的因素获得了思想与美学的

完美结合，即在作品中呈现出了“思与诗”的平衡。

关键词：苏童；写作精神；世界两侧；平衡

一

我相信，对于钟情于当代文学的读者而言，苏童是一个无法轻易绕过去的作家。许多人提到苏童，就会想起他那两张小说叙事的地理标签：“枫杨树乡”与“香椿树街”。可以说，凡是行走在苏童小说世界的读者，都会迷恋他为我们营造的那一个个充满瑰丽想象的南方世界。在他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中，不论是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米》、《城北地带》，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还是他自己由衷喜爱的短篇小说《白雪猪头》、《人民的鱼》、《茨菰》等都显示出了一贯的才华和稳定高超的创作功力。那些让我们沉醉而伤怀的文学描述，一次次引导着我们进入那个丝丝缕缕飘散出唯美气息的文学世界。可以说，苏童小说的构思路径、风格取向、文学境界在当代作家中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风貌，并平静地启示我们，文学的魅力不仅来源于独具匠心的艺术构建，还来源于作者别出机杼的写作精神。

一般地说，一个作家的创作观和对于现实与存在的理解会形成特定的写作精神。谈到这一点，苏童直言：“我在创作谈中也写到，人会研究自己的血脉，这是一种下意识。中国处于农业社会时间太长，大多数城市人口，它的血脉一边在乡村一边在城市，这血脉两侧可以很近也可以很远。一个人在精神上，也是站在这个世界的两侧跳跃，他没有中心，这个中心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写作来调和它……复杂的个人处境对于作家就是一种具体的写作对象，至少是一种出发点。历史上好多作家都在利用自己的处境在写作，前提是你对所谓的‘处境’必须要有‘无事生非’的能力。”①苏童对于中国作家生存处境与创作精神的思考是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在中国的土地上，每个人的精神里都不同比例地分布着乡村与城市的血脉。因此，任何一个中国作家所置身的生存处境都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他不容易在城市与乡村这对充满矛盾与分裂的文明和价值观中寻找一个和谐的点。在苏童看来，正是这种生存处境的困难与复杂，需要一个作家在写作精神上，必须“要站在这个世界的两侧跳跃”，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写作来调和这种矛盾与分裂。苏童心目中的“这个世界的两侧”，并非只是机械地限定在城市与乡村这个简单的文学地理的划分上，它有着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涵义。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世界的两侧之间所构成的矛盾与张力恰恰给苏童提供了一个自我博弈的广阔天地。一方面，是体现小说精神的复杂性，通过表现世界两侧的相对性与暧昧性的纠缠，来照亮复杂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是体现了小说特有的道德与智慧，那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在小说的世界里没有唯一、绝对的道德判断与真理，世界的两侧所展示的恰恰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道德与真理。“跳跃”于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世界的两侧，苏童在作品中呈现出了“思与诗”的平衡，其原因即在于苏童坚持把书写世界两侧看做是写作精神上的一种相互补充。

与许多其他作家不同，苏童对于写作空间与写作姿态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在《茨菰》的获奖感言中，他谈到了这一点：“所有的小说作者都在经营自己的园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这个园子影射整个世界的版图。我曾经贪婪地想象我有两个园子，二大于一，我一次次地奔走于两个园子

苏童研究专辑·当代文坛·2012．3

勤勉工作，渐渐地疲惫不堪，我意识到自己在某种误区中虚妄地生存。一个人只能面对世界的一个局部，没有二，更没有三，一是最小的，也是最大的，而城市与乡村，本来就是一个世界。”②苏童在以“园子”来比拟每个作家的创作天地，而这个天地的格局、规模和境界不仅折射着作家的世界观，也是作家感受与理解现实世界的直接产物。苏童凭借敏锐的感觉、视野的开阔、对于小说气场的完美驾驭，在世界的两侧跳跃、奔走，他将文学诗意埋藏于历史、经验和表达的细节中，自由地出入于想象与虚构的领地，将这不同质地的世界的两侧联通起来。不经意间，苏童就以出色的艺术天分和执着，将世界的两侧缓缓地展开在我们眼前，并以空灵而飘逸的文字，在虚与实的较量中为我们打开人性的皱折。

二

在当代，一个真正对文学怀有敬畏之心的作家，都一定是不断反思创作、寻求自我超越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绝不会轻易止步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不会满足于特定的文学成规，他们会不断寻求自我的突破和写作路径的转换。我相信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他们对于自我对于文学都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真实与真诚。毫无疑问，苏童就是这样一位不断尝试、勇于追求的作家。

在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因摆脱传统家族小说的窠臼，以叙事形式的新颖获得成功之后，苏童并没有沿着这条成功的路径继续前行。相反，他却因为害怕重复自己而开始了深入的思考。他思考的重心是围绕传统与现代展开。在一定程度上说，每一个作家首先要面对的世界两侧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对于中国的作家尤其如此。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中国，传统与本土、现代与西方是两组具有同构意味的词语。在文学追求现代意味的先锋浪潮中，许多中国作家背离中国本土文学的传统，在全面向西方现代艺术借鉴的过程中产生了实验痕迹比较重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妻妾成群》、《红粉》、《离婚指南》等小说中，传统的影子开始回到苏童的作品中，不仅表现在小说开始重拾传统中非常强调的故事情节与人物，还表现在传统的叙述方法的回归上，苏童开始用传统的白描方法来铺设细节与刻画人物。当然，苏童虽然很早对前卫先锋失去了热情，但他并非选择彻底地站在传统这一侧。《红粉》在看似一个传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却让我们领受了对于传统社会评判和道德评判的超越，还体味到把历史与政治社会线索隐藏于人物背后的历史想象，而这一切无不烙印上深深的现代意识。实质上，苏童写作精神上的这种腾挪与跳跃，为自己的小说平添了一种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张力，也为中国的汉语写作在融合本土资源和西方现代意识方面提供了一个可资效仿的范例。

对于苏童而言，这世界的两侧更多地意味着城市和乡村。实际上，他非常用心地描绘了他想象中的乡村与生活过的城市。他用一种无根基的漂泊心态，用一种对土地、河流甚至树木的情感，虚构了他纸上的故乡———“枫杨树乡村”。围绕着这一个精神与文学的故乡，我们看到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一系列寄放着怀乡和还乡情结的作品。同时，他又带着几分深情回望那条盛满他少年经验的南方街头，这使得他的纸上风景长久地沉陷在城市的“香椿树街”里，从早期的《桑园留念》开始，再到《乘滑轮车远去》、《城北地带》、《刺青时代》、《舒家兄弟》，在这些街头少年的人生悲喜剧里，苏童发现的是一代人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以及整个时代的闭塞混乱与麻木迟钝。然而，我们能够意识到，苏童并没有把自己的创作简单地定格于城市或乡村这两侧，而是不断腾挪于这两个文学地理空间之内。苏童在很多小说中都曾经用心地尝试打通这世界的两侧，不论是在《米》、《石码头》、《徽州女人》，还是在《仪式的完成》、《表姐来到马桥镇》等小说中，我们看到很多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的人物，不同地理空间的转换会给人物带来新的生存际遇，也会给情节带来更多波澜起伏，同时还能搅动起更多的世故人情与人间冷暖，也因此给小说展现生存的可能带来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苏童有意识地把这种写作精神灌注在自己的作品里，2010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茨菰》，就是一篇“引了乡村的水到城市里，或者说是引了城里的水到了乡村”③的作品。《茨菰》以一个城市男孩童稚的眼光，见证了一个乡村女孩到城市逃婚的经历，并由此牵动了多个形形色色的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人物，他们虽然出场短暂，但都以鲜明而活泼的个性，携带着特定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气息和文化差异，朝我们走过来。或许，只有苏童本人最能够理解这篇小说的内核，他曾经一改作家惯有的含蓄而直言：“我说不清楚，这个故事是关于乡村还是关于城市的，是关于世故，还是关于纯洁的———但我固执地认为，这恰好是世界两侧的某种表情。”④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说，或许，苏童在创作中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寻找到“世界两侧的某种表情”。

在苏童看来，“小说好坏第一是‘人’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人写好了一切大的问题都解决了。”⑤而他的创作目标就是“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分量，无限夸张人和人性力量，打开人生与心灵世界的皱折，轻轻拂去皱折上的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⑥。显然，像许多好作家一样，苏童把表现人性世界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首要目标。然而，面对人性世界善与恶的两侧，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够以高超的境界与技巧处理两者的关系，既不能扬善贬恶使小说因过度道德化而流于说教，也不能在过度含混中使读者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状态。看得出，苏童既不臣服于性恶论，也不认同性善论，他谦虚地把人性比做需要不断探索的一部大书。在他看来，从来都没有完美的人性，而只有“人性完美的挣扎”。⑦正是在对这种挣扎的关注中，苏童绕开简单的善与恶的评判，而以一颗体贴人性的心，直接深入到人性世界的最深处。《米》中的五龙，《红粉》中的小萼、秋仪与老浦，《蛇为什么会飞》中的克渊、金发女孩，《肉联厂的春天》中的金桥，都以形形色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