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生法各有性情_金圣叹之人物性格论

第11卷　第1期 红河学院学报 Vol.11　No.12013年2月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Feb.2013

因缘生法 各有性情

——金圣叹之人物性格论

孙爱玲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摘　要：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他强调人物性格的个性化，揭示出刻画人物性格的原则，总结了人物描写的方法，建立起小说人物性格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水浒传》；性格；格物；描写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3）01-0031-04

金圣叹非常重视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将它看作是小说艺术的中心。唐代李中《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最早用“性格”一词，而金圣叹把它引入小说理论，用以概括人物的行为心理特征，从而对小说实践和小说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写出了人物的独特性格。他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1]213这种个性化性格的刻画，是《水浒传》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他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2]220所以，在《水浒传》评点中，他细致分析人物性格的内涵，深入探讨人物塑造的原则，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人物性格理论。

就小说的人物性格内涵来看，金圣叹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首先，他认识到人物性格的概括性。写某类人物可以把这类人物的特点集中到一人身上，即“写淫妇，便写尽淫妇；写虔婆，便写尽虔婆”[3]249。所谓“写尽”，就是高度概括一类人的特点。他说“一文有一篇之指，一指有一定之归” [3]262

，《水浒》人物形象也都有其内在指归。如写阎婆，“此篇借题描写妇人黑心，无幽不烛，无丑

收稿日期：2012-05-16

项目基金：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博士启动项目

作者简介：孙爱玲（1958—），女，内蒙包头人，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不备”[3]249。如写宋江，“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于是旁借宋江，特为立传，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3]264；“此口说之孝所以为强盗之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画之。……呜呼！作者之传宋江，其识恶垂戒之心，岂不痛哉”[3]270！这些人物形象揭示了某类人物的共性，因而体现了更普遍的社会意义。金圣叹充分肯定《水浒传》在人物形象概括性方面的成就。他说：“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以知其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3]285这些概括了某类人物共性的形象，在读者看来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2]220。由此可见，金圣叹对人物性格共性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事实上触及到了人物性格的典型性问题。

其次，他强调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仅仅写出人物共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写出人物的独特个性。金圣叹把人物性格的个性化作为塑造人

物形象的重中之重。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2]220在施耐庵笔下，即便人物具有相同性格，也要表现其不同个性。第二十五回总评云：“前书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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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又极丈夫之致也。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写鲁、林、杨三丈夫以来，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乃忽然磬控，忽然纵送，便又腾笔涌墨，凭空撰出武都头一个人来。”[3]253同是大丈夫，其胸襟、心地、形状、装束各有不同，显示着不同个性。又如同是粗鲁，不同人物有不同表现。《读法》云：“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2]221他高度肯定《水浒传》在人物个性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这是“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的根本原因。

第三，他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物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包含着不同的性格侧面，而不同性格侧面又具有着有机统一性。在《水浒》人物中，金圣叹最尊崇武松，最喜欢李逵，最厌恶宋江。这三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性格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对此，金圣叹有着充分认识。他评武松曰：“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3]254他评李逵曰：“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3]283；“写李逵粗直不难，莫难于粗直人处处使乖说谎也。”[3]266他评宋江曰：“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全好，再读之好劣相半，又再读之好不胜劣，又卒读之全劣无好矣。”[3]263这样寄褒贬于笔墨之外，很好地揭示了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当然，在人物多样的性格侧面中，总有主导性格贯穿其中。如李逵如何奸猾，如何使乖说谎，其天真朴至是他性格主流。性格的复杂并不是性格的分裂，不同性格侧面具有着有机统一性。如“四十九回之前，写鲁达以酒为命，乃四十九回之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3]290。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认识，有助于克服人物描写的简单化、脸谱化，有助于人物描写的真实性，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水浒传》所叙一百八人，“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3]253。人物的胸襟、心地是人物内在方面，而人物的形状、装束是人物外在方面，施耐庵以其才子之笔彻里彻外地写出人物的独特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具有艺术魅力。

二

怎样才能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呢？金圣叹提出“格物”的要求，从而确立了塑造人物形象的在理论原则。他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1]213“格物”本是宋明理学的概念。朱熹解释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5]5金圣叹借用此语，意指深入细致地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文章本来“不生于圣人心中，乃生于万物分中”[6]92，如果不深入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那怎么能够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呢？施耐庵写出一百八人性格，正是努力“格物”的结果。金圣叹称赞道：“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1]213“格物”说真正道出了小说创作的根本规律。

“格物”要有一定原则，金圣叹为此提出“忠恕”和“因缘生法”两条。《序三》云：“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1]213先说“忠恕”。“忠恕”本是儒家语，朱熹解释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5]33在金圣叹看来，“盖天下无有一人，无有一事，无有一刻，不诚于中形于外者也”[3]270，这就是“忠”，这就是“尽己”；而以己推人、推事、推万物，“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也就是“推己”[3]272。在小说创作中，“忠恕”就是作家要用自己的真情去推及描写对象的真情，以获取真切的自身体验。第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他夹批道：“传闻赵松雪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今耐庵为此文，想亦复解衣踞地，作一扑、一掀、一剪势耶？东坡画雁诗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我真不知耐庵何处有此一副虎食人方法在胸中也。”[4]426施耐庵并没有见过活虎搏人的场面，而他运用“推己及物”的方法就获取了真实的感受。

再说“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佛家语。所谓“法”，指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所谓“因缘”，指产生这些现象的内因与外因。在金圣叹看来，世界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但它们各有因缘，一旦把握了它们的因缘，通过想象就可以把千差万别的事物表现出来。第五十五回总评云：“人亦有言：‘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以豪杰兼奸雄，以拟耐庵，容当有之。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