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生法各有性情_金圣叹之人物性格论

第11卷　第1期 红河学院学报 Vol.11　No.12013年2月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Feb.2013因缘生法 各有性情——金圣叹之人物性格论孙爱玲（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摘　要：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

他强调人物性格的个性化，揭示出刻画人物性格的原则，总结了人物描写的方法，建立起小说人物性格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水浒传》；性格；格物；描写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3）01-0031-04金圣叹非常重视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将它看作是小说艺术的中心。

唐代李中《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最早用“性格”一词，而金圣叹把它引入小说理论，用以概括人物的行为心理特征，从而对小说实践和小说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金圣叹认为《水浒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写出了人物的独特性格。

他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 [1]213这种个性化性格的刻画，是《水浒传》最重要的文学成就。

他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2]220所以，在《水浒传》评点中，他细致分析人物性格的内涵，深入探讨人物塑造的原则，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人物性格理论。

就小说的人物性格内涵来看，金圣叹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

首先，他认识到人物性格的概括性。

写某类人物可以把这类人物的特点集中到一人身上，即“写淫妇，便写尽淫妇；写虔婆，便写尽虔婆”[3]249。

所谓“写尽”，就是高度概括一类人的特点。

他说“一文有一篇之指，一指有一定之归” [3]262，《水浒》人物形象也都有其内在指归。

如写阎婆，“此篇借题描写妇人黑心，无幽不烛，无丑收稿日期：2012-05-16项目基金：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博士启动项目作者简介：孙爱玲（1958—），女，内蒙包头人，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不备”[3]249。

如写宋江，“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于是旁借宋江，特为立传，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3]264；“此口说之孝所以为强盗之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画之。

……呜呼！作者之传宋江，其识恶垂戒之心，岂不痛哉”[3]270！这些人物形象揭示了某类人物的共性，因而体现了更普遍的社会意义。

金圣叹充分肯定《水浒传》在人物形象概括性方面的成就。

他说：“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以知其际也。

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

”[3]285这些概括了某类人物共性的形象，在读者看来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2]220。

由此可见，金圣叹对人物性格共性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事实上触及到了人物性格的典型性问题。

其次，他强调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仅仅写出人物共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写出人物的独特个性。

金圣叹把人物性格的个性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中之重。

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2]220在施耐庵笔下，即便人物具有相同性格，也要表现其不同个性。

第二十五回总评云：“前书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32红河学院学报　2013.1/文学研究冲，又极丈夫之致也。

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

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

……写鲁、林、杨三丈夫以来，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乃忽然磬控，忽然纵送，便又腾笔涌墨，凭空撰出武都头一个人来。

”[3]253同是大丈夫，其胸襟、心地、形状、装束各有不同，显示着不同个性。

又如同是粗鲁，不同人物有不同表现。

《读法》云：“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2]221他高度肯定《水浒传》在人物个性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这是“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的根本原因。

第三，他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人物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包含着不同的性格侧面，而不同性格侧面又具有着有机统一性。

在《水浒》人物中，金圣叹最尊崇武松，最喜欢李逵，最厌恶宋江。

这三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性格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对此，金圣叹有着充分认识。

他评武松曰：“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3]254他评李逵曰：“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

”[3]283；“写李逵粗直不难，莫难于粗直人处处使乖说谎也。

”[3]266他评宋江曰：“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

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全好，再读之好劣相半，又再读之好不胜劣，又卒读之全劣无好矣。

”[3]263这样寄褒贬于笔墨之外，很好地揭示了宋江性格的复杂性。

当然，在人物多样的性格侧面中，总有主导性格贯穿其中。

如李逵如何奸猾，如何使乖说谎，其天真朴至是他性格主流。

性格的复杂并不是性格的分裂，不同性格侧面具有着有机统一性。

如“四十九回之前，写鲁达以酒为命，乃四十九回之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3]290。

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认识，有助于克服人物描写的简单化、脸谱化，有助于人物描写的真实性，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水浒传》所叙一百八人，“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3]253。

人物的胸襟、心地是人物内在方面，而人物的形状、装束是人物外在方面，施耐庵以其才子之笔彻里彻外地写出人物的独特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具有艺术魅力。

二怎样才能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呢？金圣叹提出“格物”的要求，从而确立了塑造人物形象的在理论原则。

他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1]213“格物”本是宋明理学的概念。

朱熹解释说：“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5]5金圣叹借用此语，意指深入细致地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

文章本来“不生于圣人心中，乃生于万物分中”[6]92，如果不深入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那怎么能够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呢？施耐庵写出一百八人性格，正是努力“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称赞道：“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1]213“格物”说真正道出了小说创作的根本规律。

“格物”要有一定原则，金圣叹为此提出“忠恕”和“因缘生法”两条。

《序三》云：“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

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1]213先说“忠恕”。

“忠恕”本是儒家语，朱熹解释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

”[5]33在金圣叹看来，“盖天下无有一人，无有一事，无有一刻，不诚于中形于外者也”[3]270，这就是“忠”，这就是“尽己”；而以己推人、推事、推万物，“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也就是“推己”[3]272。

在小说创作中，“忠恕”就是作家要用自己的真情去推及描写对象的真情，以获取真切的自身体验。

第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他夹批道：“传闻赵松雪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

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

今耐庵为此文，想亦复解衣踞地，作一扑、一掀、一剪势耶？东坡画雁诗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

’我真不知耐庵何处有此一副虎食人方法在胸中也。

”[4]426施耐庵并没有见过活虎搏人的场面，而他运用“推己及物”的方法就获取了真实的感受。

再说“因缘生法”。

“因缘生法”是佛家语。

所谓“法”，指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所谓“因缘”，指产生这些现象的内因与外因。

在金圣叹看来，世界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但它们各有因缘，一旦把握了它们的因缘，通过想象就可以把千差万别的事物表现出来。

第五十五回总评云：“人亦有言：‘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

……以豪杰兼奸雄，以拟耐庵，容当有之。

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

33孙爱玲：因缘生法 各有性情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噫嘻！吾知之矣。

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

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

……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

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辨泚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3]285-286这是说，施耐庵虽然不是淫妇、偷儿，但他把握了淫妇、偷儿的因缘，临文而亲动心，在想象中成为淫妇、偷儿，所以能“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

因此，金圣叹称赞道：“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

夫深达因缘之人，则岂惟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复非奸雄也，非豪杰也。

何也？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3]286“忠恕”也罢，“因缘生法”也罢，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都体现为作家“设身处地”、心临其境”。

施耐庵写打虎，要解衣踞地的“设身处地”的感受；写淫妇、偷儿，要“亲动心”为淫妇、偷儿。

金圣叹点出“亲动心”，揭示出了艺术思维的核心。

作家只有化身为他的描写对象，才能真切地描写出对象。

他说：“人看花，花看人。

人看花，人销陨到花里边去；花看人，花销陨到人里边来。

”[7]138这种心物交融的境界是艺术思维的最高境界。

如第十八回写“火并王伦”：王伦不肯收留晁盖等人入伙，“说言未了，只见林冲双目剔起，两眼圆睁，坐在交椅上大喝道”，金圣叹夹批曰：“此节若便立起，起得没声势；若便踢倒桌子立起，又踢得没节次；故特地写个坐在交椅上骂，直等骂到分际性发，然后一脚踢开桌子，抢起身来，刀也就势掣出，有节次，有声势。

作者实有设身处地之劳也。

”[4]362作者心临其境，完全站在林冲的地位，从当时的具体情势出发，参透因缘，切身体验，所以能写得性格鲜明，场面生动，真有“山崩海立，风起云涌之势”。

关于塑造人物原则的论述，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他所表达的卓越见解涉及到典型人物与艺术思维等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也是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最初尝试。

三金圣叹高度肯定《水浒传》人物性格的塑造，并且总结了《水浒传》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描写方法。

具体有几个方面：一是肖像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