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116061谢函均-当代中国建筑环境 色彩的研究与探索

當代中國建築環境色彩的研究與探索建築二甲U0116061謝函均“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麼。

”這是著名建築師，建築評論家伊利爾·沙裡寧70多年前說過的話，看似簡單，其實蘊含深刻的道理。

20世紀是耐人尋味的，從古典到後現代，我們的城市面貌經歷了不斷的變化更替，建築色彩也不例外，它在城市公共環境中是一個無法迴避但長期被建築師規劃設計師忽視的問題。

實際上，今天的建築色彩並不僅僅起到裝飾點綴的作用，它已經超出一個傳統的美學範疇。

●建築環境色彩設計的發展色彩在建築環境中佔有重要地位，然而20世紀以前建築師或藝術家對色彩多限於感性認識，直到孟賽爾、奧斯特瓦爾德、CIE（國際照明委員會）等色彩體系形成以後，才奠定了色彩定量的理論基礎。

色彩標準化的出現可以被視為色彩學研究的一次突破，對於建築環境設計來說，色彩體係可以幫助我們在建築設計中快速準確地確定色彩，同時為跨區域的高效合作提供了可能。

另一研究成果就是色彩調節理論，為了提高環境的安全性和舒適性，早在1940年代美國就採用了色彩調節技術，收到很好的效果。

日本除了在工業廠房中應用此技術以外，在學校、醫院等民用建築方面也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同時制訂了相關的法律法規。

日本建設部於1981年和1992年推出了城市規劃的基本規劃和城市空間的色彩規劃。

自1970年代以來，很多西方和亞洲國家都開始了城市色彩規劃工作，研究方式也多種多樣。

對於有一定歷史文脈的城市即從歷史角度著手研究，例如德國建築師哈羅德·馬其諾（HaraldMachnow）和沃爾夫岡·雷斯（Wolfgang Reuss）對柏林建築色彩的研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項研究按不同的歷史年代對柏林的建築色彩進行了調查和分析，調查中蒐集了盡可能多的實例，對柏林的不同時期進行了歸納和總結，整理出一條柏林城市色彩發展的脈絡。

另外還有採用分區的方法，以及對城市視覺效果進行研究。

20世紀末期，建築環境色彩設計呈現出一種更加複雜化、多元化的面貌。

由於我們很難從色彩的定量分析或協調理論中尋找突破，這一領域開始了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的革命。

法國的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似乎可以看作一次富有創造性的嘗試，建築的內部結構完全由色彩清晰的表達給觀眾，比如藍色代表著空調和通風系統。

在2002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上備受關注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宿舍（Simmons Hall，MIT ），建築師斯蒂芬·霍爾（Steven Holl）在進行色彩設計時所參考的既不是協調理論也不是色彩心理學，而是建築構件的受力分析圖。

根據霍爾的理論，其建築作品體現了他對建築現象學的理解。

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色彩設計在建築學領域開始反映時代的多重性，同時也是對建築本源的表述。

21世紀初的十年正是一個過渡時期，我們必須運用新的思維模式去探討這一既古老又嶄新的課題。

●當代中國建築環境色彩分析討論中國問題似乎比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有難度，因為我們已經捲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同時又缺少類似西方現代主義的發展階段。

1980年代對外開放以來我們直接受到西方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衝擊。

“最近二十年，我們一直在經歷著一個時空壓縮的階段，這對政治、經濟的實踐、階級權力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會生活都有著使人迷惑和產生分裂式幻覺之影響。

”尤其在近幾年，迎接了又一次“大躍進”，即第三次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建設規模迅速膨脹，我們可以在十年內完成西方國家五十年的建設任務，但隨之而來的觀念碰撞卻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因此所謂“中國問題”即是各種矛盾的激化狀態。

這一點在古都北京體現得尤為突出。

北京是國內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未來幾年內還將成為金融、信息、旅遊中心，毫無疑問，在城市建設方面北京是走在前面的，因此我們以北京作為中國問題的典型範例加以研究。

1998年以後，北京的房地產市場進入了膨脹時期，快速盲目建設必然帶來很多問題，建築環境色彩就是其中之一。

概念炒作是北京地產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其中不乏以色彩作為樓盤賣點的地產商，盡可能強調建築的個體表現，而不考慮建築本體與周圍環境的協調。

更不幸的是，當國外建築師大量湧入國內地產市場的時候這一現像似乎更為嚴重，北京的建築環境色彩已經處於一種失控的局面。

SOHO 現代城是一個早期的樣板，建築外立面使用大面積、高純度的色彩。

此後，這種風氣日益盛行，例如鳳凰城，陽光100，北京·印象，藍堡國際公寓紛紛採用大膽的色彩，很多在建築中極少出現的顏色也粉墨登場。

三元橋旁的鳳凰城，運用紅、白、藍、橙、灰等多種色塊進行組合，給人雜亂、瑣碎之感，橙色是近年室內空間和時尚消費品常用的顏色，當它出現在大體量的建築表面時，無疑令人耳目一新，但缺乏穩重之感。

熱鬧的建築色彩很難給人留下整體印象，顯得非常膚淺和幼稚。

建築正演變為信息消費文化的載體而愈加時尚化的趨勢在這一項目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北京站周邊地區是建築界公認的“重災區”，由於缺少整體規劃，各種形式的建築雜亂無章地擠在一起，體量、色彩反差很大，相互之間沒有任何聯繫顯得極不協調。

建築環境色彩問題在這一區域尤其混亂。

交通部和婦聯大樓雖引起無數專家和市民的憤慨，尚可容忍。

至於一些根本不適於在建築立面大面積使用的色彩也開始出現在北京站附近，實在令人氣憤和無奈。

一幢紫色建築孤零零地建在北京站東側，看上去與周圍環境很不協調，而且這樣的色彩給人的感覺沉悶、單調，我認為是個非常失敗的作品。

可怕的是北京的新建築中類似作品越來越多。

近兩年，北京開始重視建築環境色彩問題並出台了相關政策。

2000年4月，劉琪市長訪問德國歸來後認為北京應該向德國的城市學習，把建築外立面的清潔納入城市管理，由市政管委起草的方案經各部門、各界討論通過後，市政府頒發了《北京市城市建築物外立面保持整潔管理規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56號) ，從8 月1 日起實施。

但當時有的街道為了趕進度，對外立面的設計並不重視，倉促上馬，結果出現很多問題，為此市政管委組織專家進行研討。

在2000年10月8 日發出《關於加快我市城市建築物外立面清洗粉飾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確提出了“北京城市建築物外立面色彩主要採用以灰色調為本的複合色，以創造穩重、大氣、素雅、和諧的城市環境”事實上，這樣的政策並沒有可操作性。

以灰色調為主的複合色在實施中很難把握。

同時大面積的中低檔塗料在兩三年內就會褪色、脫落，倉促上馬的工程留下的隱患在今天已經逐步暴露出來。

1993年出台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年至2010年）》中只有第五條提到關於色彩的問題：注意吸取傳統民居和城市色彩的特點。

保持舊城內青灰色民居烘托紅牆、黃瓦的宮殿建築群的傳統色凋。

2002年9月公佈的《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只在第十五條提出“舊城內新建建築的形態與色彩應與舊城整體風貌相協調”。

這些條例仍然沒有為我們在控制城市色彩的具體操作中提供依據。

我們已經認識到建築環境色彩整體規劃的重要性，但如何進行控制，如何做到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一個亟待研究解決的課題。

“複合色”風潮過去後，北京又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灰派建築”大量湧現，在北京的舊城改造項目中應用極為廣泛。

朝內北小街和南小街新建的經濟適用房是規模龐大的危房改造工程，且不論建築設計水平高低，單就灰色的面積來說也是十分可觀的。

從南到北綿延數里，全部是灰色小樓。

單調乏味是走進小區後的第一感受。

實際上，北京舊城的灰色調並不是這樣的效果，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老城區全部是平房，與人的尺度極為接近，灰色面積並沒有超出人的視覺範圍，相比六層板樓的大面積灰色要舒服的多；二是灰調當中原本有極豐富的變化，色彩的明度、飽和度在建築的不同位置均不相同，屋頂與牆面，門與窗都有區別，另外，朱紅的大門，路邊的古樹做點綴，依然呈現出一幅色彩豐富的畫卷。

總之，“灰派建築”的出現同樣存在很多問題，我們需要更為詳盡合理的改造方案。

北京的舊城改造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對於國內其它有著深厚歷史文化背景的城市來說，建築環境色彩的規劃設計已是迫在眉睫。

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必須開始著手調查研究，尋找可行的解決辦法，以避免更大的損失。

●建築環境色彩的解決途徑相對於西方國家，中國的建築環境色彩問題更加複雜，並且矛盾在不斷激化，正如前文提到的，我們必須開始運用新的思維方式去探討這一課題。

我認為要尋找解決途徑就必須分析問題的本質。

20世紀初，西方哲學處於第四次危機中，哲學家試圖通過哲學對象和領域的更新擺脫哲學危機，於是在20世紀後半期出現了哲學投身社會，融匯於文化的階段。

關於哲學，本文不作詳細論述，但我們可以發現最近幾十年色彩學與哲學的發展有極為相似的過程。

色彩學的研究已經從19世紀末的以自然科學為中心轉向人文社會科學，建築色彩也存在同樣的情況，由於建築色彩不再受到材料和技術的限制，我們可以賦予一個城市或建築單體任何一種外觀，建築材料的色彩表現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因此20世紀後期的建築環境色彩設計已很難用傳統的科學理論加以分析，許多作品完全是反科學、反人本主義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霍爾（Steven Holl）的作品，以及讓·努維爾（Jean Nouvel）近期的作品，意大利北部貝加莫的Brembo 工廠，一個具有亮紅色外立面1公里長的條狀建築，與高速公路平行，顯示著公司的個性。

在這裡建築色彩不僅具有可識別性，誇張的手法同時滿足了設計師與企業的表現慾望。

我們或許可以用“後建築色彩”來描述今天的狀況，建築環境色彩成為建築師、景觀設計師突出自己個性的媒介（哲學也有類似的情況，開始成為時尚文化的附屬品）。

從大的範圍看，我們的世界正處於轉型期，社會制度，經濟秩序以及文化價值觀都表現出不穩定並趨於極端化的狀態。

我們習慣於將其歸結為後現代主義，確切地說是廣義的後現代主義，其來源於後現代世術（包括建築、藝術）、後工業化社會的社會學和後結構主義的哲學。

應當說包括色彩學在內的諸多領域都是這三種因素交匯而成的，而我們在研究建築色彩問題時最重要的哲學因素往往被忽視，很多建築環境色彩現像都可以用哲學觀點來解釋，特別是建築現象學和反結構主義的理論，可以作為我們的理論依據。

面對這樣的現狀，我們必須以全新的評判標準引導今天的設計，具體來說，就是掌握以哲學為基礎的人文尺度，以此作為評價和設計的依據。

在實際操作中我認為應分成三個步驟：首先我們的設計師要轉變觀念，打破傳統的思維習慣，著重把握色彩設計的人文尺度，同時要提高自身的修養和職業道德，這是最為關鍵的一步；第二步應由政府出面制訂相關法律，實施中需要專家作具體指導，並鼓勵公眾參與，廣泛聽取意見；第三步即促使這一行業走向職業化，國外已有很多成功的範例值得我們藉鑑。

例如色彩諮詢公司，專門從事建築外立面色彩設計的事務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