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大成 奠基者——追忆文学家陆耀东先生

集大成奠基者——追忆文学家陆耀东先生张倩倩陆耀东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讲学（1998年）陆耀东教授1930年8月生于湖南邵阳，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50多年，创建了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博士点，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集大成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百废待兴，文化建设正在复苏之中。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经历了长时期的厄运之后，正在由国内一批杰出学者打牢地基，开始初步的建设。

陆先生师承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史家、大师级学者程千帆先生，既接受了扎实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承继了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的五四气象，做起学问来求真务实、一丝不苟，成为继李何林、唐弢和王瑶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奠基者之一。

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四作家论》出版后，《光明日报》“评点录”介绍该著“命题新颖，论锋尖锐，材料翔实，笔力丰厚”，“作者系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其文风严谨，思路开阔，既占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又富有独特的学术眼光”。

而陆先生的中国新诗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陆先生主编的《徐志摩全集补编》资料完备、辩证严明，是徐志摩研究的必备之书，我国编辑大家赵家璧先生称其“字字有根据，写作态度认真”。

陆先生撰写的《冯至评传》被列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该著尽量以传主的书面文字作为依凭，无一字无来历，在寻绎冯至的生平和思想的同时，还以意逆志，剖析了冯至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学术成果，从而严谨而全面、丰富而深刻地还原了一代诗人、一代学人变化的审美趣味和成长的心路历程。

《中国新诗史》是陆先生一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心血结晶，仅搜集、影印现代新诗刊、新诗集历时30余年。

目前他是国内拥有新诗刊物和集子最齐全的学者。

该著被视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集大成之著”，受到广泛好评。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认为，该著“是一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优秀学术著作”。

谢冕先生认为，“作者学风很平实，伟大出于平淡，丰富出于平淡，只有大的学问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孙玉石先生认为，新诗研究“完整严谨的著作一直没有出现，成为一种学术期待。

陆耀东通过扎实的工作写出的《中国新诗史》满足了这样一种学术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先生认为，该著“展示了文学史写作的一种炉火纯青的状态”。

温儒敏先生称，作者“对诗歌艺术感觉很强，所以分析判断往往很到位”。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在介绍该著出版盛况时，称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在资料上的掌握，远非国外学者可望其项背”熟悉陆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做学问若不尽可能全面占有原始资料，就不轻易动笔，不轻下结论。

在信息闭塞、资料匮乏的年代，陆先生动员家人一起将研究所需的诗集、发刊词等相关资料抄在稿纸上，再用糨糊或是针线装订成册。

陆先生曾笑称，家中三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术同仁，除一人只花了近十年时间外，二人集二十五年之功，搜集有关资料，所用岁月远远超过撰著时间。

陆先生回忆和妻子谢韵梅女士一起去北京图书馆借书，那时一天只能借两三本书，二人只好中午在那儿吃快餐，吃完后再借。

即便这样一天也只能借三四本，借书来回就是半个钟头，写完卡片出来又是半个钟头，用了不少看书时间。

陆先生及家人还先后在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地伏案疾书。

陆先生的不少学术同仁在假期去学校图书馆取阅资料，都曾目睹这一家人抄书的动人情形。

从50年代至今，陆先生手抄的现代新诗集达600种之多，约占解放前全部诗集的一半，其中光是手抄的新诗集就有160多种，被目前国内外学者公认为是拥有新诗刊物和诗集最齐全的学者。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耳闻陆先生资料之广博翔实后，曾亲自登门拜访，并在陆先生书房流连多时。

他曾致信对陆先生表示敬意：“中国学者——特别是您——在资料上的掌握，远非国外学者可望其项背……先生收集诗集之多，乃中外罕见，北大的孙玉石先生亦作此看法。

”对此，陆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轻描淡写地说：“1917——1949年发表新诗的刊物约千余种，发表新诗十万首左右，出版的诗集达1500种以上。

我从七十年代末起集中精力搜集史料，除诗集有过半到三分之二外，我掌握的刊物仅一半而已。

”正因为能坐拥扎实而丰富的资料，同时又能洞悉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前沿动态，陆先生的学术研究才如此扎实而富于创见，赢得学界的赞誉和推崇。

严家炎先生曾说，新诗研究应看陆耀东先生、孙玉石先生的文章，所有的“注释”都可以放心地引用，因为它们是最靠得住的。

这种评价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研究“圈子”的普遍共识。

几十年来，陆先生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编著作多种，并被收入《国际名人录》《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国际传记辞典》。

至文出于童心陆先生个子不高，前额宽阔，须发银白，衣着一向朴实而随意。

翻看陆先生的照片，无论是在自己的书房还是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无论是出席学生的毕业典礼还是拜访冯至先生，甚或置身于璀璨华美的凡尔赛宫，陆先生都站得笔挺，一脸的从容淡定。

很多人提起，陆先生给人的初次印象是个“可爱而天真的老头子”。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昌切先生称陆先生有着“近乎童稚的面容”，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吴投文教授说，“他在笑起来的时候不仅显得妩媚，而且带有儿童的天真气息。

”昌切先生说，“陆师是为学术而生的，学术是他在世的生命象征……他不可能关心他那样做合不合时宜，成算几何，他只顾按着自己的路子走。

”文革期间，中文系的老师们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那时做学问有挨批的风险。

但陆老师的口袋里还总是装着纸和笔，不顾劳作之辛苦，在田间休息时，他往往一人在旁边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写起来。

吴投文教授回忆，“有几次我骑着自行车下坡，看见陆先生很吃力地踩着自行车上坡，我不禁有点好笑，心里抱怨他怎么不下来推着车走，那该多省力啊！我这抱怨开始并没有说出来，心想陆先生也许是要这样锻炼身体吧。

有一次我碰见他踩车上坡。

陆先生说：‘我用点力，总会骑上去的。

’说罢，他并没有停下来，继续踩着自行车往坡上骑。

”而这时，陆先生已年逾古稀。

退休后，为完成《中国新诗史》，陆先生以年近八十高龄、顽强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整日抵抗身体不适引发的剧烈病痛，坚持一天写1000字的速度，完成了计划中三卷的前两卷。

这一事业，非拥有赤子般的热情是难以持续的。

吉林大学文学院王桂妹教授在悼念恩师时写道，“在陆老师这里，‘真诚’和‘天真’到处流布着，和这个骄嚣时代不断上演的‘笔墨官司’和‘口水战’相比，这是一座把执着与热忱转向自我心灵和精神建构的明镜之台，屏蔽了外界的喧嚣，过滤了内心的焦虑，只有静静流淌着的诗歌一般的韵律。

”“就是死了也要把论文写出来！”陆先生门下的第一个女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张箭飞教授，称自己的导师是较以“严加严”著称的严家炎先生更甚的“严乘严”。

陆先生弟子、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文平教授回忆，读研期间收获最大的日子乃是四位导师——陆耀东、易竹贤、孙党伯、唐荣昆先生给他们一届四位学生一起开课的时光。

“上课之初陆先生就宣布一个特别的规定：上课的同学都有各自的优点，但在这个课上专挑毛病不说优点！”面对“狂风暴雨”式的点评授课方式，李教授自称当时仿佛置身批斗会，“感到面红耳赤、汗流浃背。

”陆先生的妻子、同为中文系教授的谢韵梅女士每每看到登门交论文的学生着急难过，十分心疼，总是会劝陆先生不要过于苛刻。

陆先生听后则坚决地说：“优点别人总会发现，但是缺点你不给他指出来，它就永远在那里！”严格规范是陆先生指导学生不变的原则。

修改学生论文时，大到观点、材料，小到文字、标点，只要他发现错误之处，必定用红笔一一纠正过来。

学生们也总半是羞愧、半是感激地取回一本本“血海”稿。

回忆起这种滋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卫教授比之如遭受“学术判刑”。

陆先生尤其强调精炼准确的文风，他的客厅里曾悬挂过一幅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对此，张箭飞教授深有感触，“陆先生有洁癖——简洁之癖，大凡花里胡哨的文章，到他手里，他都要你挤干、榨干、晒干，一句话，要你出‘干货’”。

学生交上一本几十万字的论文，经陆先生修改后只剩不到十万字，是常有的事。

当学生取得成就、自鸣得意的时候，他却说“在我这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在学生因为论文卡壳苦闷哀叹的时候，他更是不留情面地命令其“就是死了也要把论文写出来！”正是这种严厉造就了学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凡是陆先生门下弟子，向其送交论文或是求教问题时，总会做好充分准备，或是为查阅一条资料在图书馆里泡上几天，或是为推敲观点字句连续几天彻夜难眠；更有甚者，曾经用去大半年时间，随身携带干粮奔波于各地，搜集研究资料。

而这些夜不能寐、形销骨立的岁月锻造的，却是一批批如今能继师门宗绪，能开学界新境的学术精英。

严慈相济，视学生为己出对待学术问题，陆先生是一位凛然严者，然而面对学生的不佳表现，陆先生却从未劈头盖脸地教训批评，而是用耐心和缓的语气及时点拨，让学生自己去体悟回味。

因此，学生们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老爷子”。

南京大学中文系马俊山教授回忆说，陆先生说话“口气淡淡的，声音也轻轻的，生怕伤了学生的自尊心，但在我听来却有千钧的分量，真的一辈子都忘不掉。

”陆先生那一辈学者习惯在家中设宴招待学生，凡是有幸成为陆先生学生的人，提及恩师及谢师母的屡屡殷勤款待，都是回味无穷。

陆家的客厅陈设简单，餐桌、餐椅、沙发、电视机、洗衣机外别无他物，却永远收拾得整齐干净，师生于煮酒论诗间畅叙幽情，总能让离家在外的学子感受到一股温暖明亮。

武汉大学文学院萧映教授有诗为证：“清风明月在山泉，四海会心拟因缘。

空水澄鲜酒千觞，听笛闻香共陶然。

”奖掖后进是陆先生始终如一的态度。

无论是自己的学生或其他老师、其他学校的学生，尤其是武汉、湖北相关学科的学生和青年教师，陆先生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关心成长，指点学术，授惠良多。

据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何锡章教授回忆，在八十年代，学术界会议频繁，可青年受邀机会甚少，陆先生则是一有机会便极力向主办方推荐年轻学者；在主持省文学学会工作时，陆先生也总是尽全力为年轻人争取发表论文的机会。

吴投文教授说，“陆先生的仁与严其实是一个学者的境界，在他的仁与严里不仅包含着一个前辈学者的真诚和丰富，也包含着他对弟子们的良苦用心。

”由于上了年纪，陆先生常会忘记一些事，他会忘记自己已经送书给学生而再送一本，但倘若学生说错了一首新诗出处，或记错了一本诗集版本，便马上会得到他的纠正，并顺口告之正确答案。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国恩教授说，“一个人到老年，一般理智发达，情感就不那么强烈。

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能够对诗歌投入激情，用个性的想像与诗人进行对话，从诗句文本入手，体会和发掘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