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日记走访记录范文五篇

【导语】民情⽇记必须要跳出纸上谈兵的怪圈，不但要记，更要去做，对群众所反映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想⽅设法尽快帮助解决。

对暂时不具备条件和能⼒解决的问题，也要耐⼼向群众解释清楚，给群众⼀个满意的答复。

整理了民情⽇记⾛访记录范⽂五篇，希望对你有帮助!
　民情⽇记⼀：梁⼭深处听民声
黄龙⼭延伸到合阳的部分叫梁⼭，因⼭上有武帝庙，⽼百姓也称其为“武帝⼭”，⼭脚下散落着好⼏个村⼦。

⼭⾥⾯究竟有⽆⼈住，⼀直想亲⾃寻访。

上午，顺着⾦⽔沟河道溯流⽽上，⾏⾄⼭内五、六⾥处，发现路边竖着⽯堡镇⼗亩地村和野鸡岭的牌⼦，才知道已跑到黄龙县地盘了。

随折⾝⽽回，在三个⼭头环抱的⼀处坡地上，来到了河西坡村。

这是⼀个坐落在半⼭腰的⼩村庄，就⼭势修成横竖5条单⾯巷道，每家基本都有窑洞，住宿条件⽐较传统，条件稍好的⼈家在前院修建了平房。

顺着村北⽊⽠树旁边的⼀条⼟路，⾏⾛300⽶左右，来到⼀家没有围墙，没有⼤门，院墙上贴着低保户的⼈家，前院是已经废弃的猪圈，后⾯是三⾯窑洞，⾛进北边的窑洞，见到两位拄拐的⽼⼈，经聊天得知，⽼⼈叫李富
刚，50年前从黄龙⼭⾥来此落户，已经76岁，患有⼼脏病和肺⽓肿，与73岁⽼伴王⼩凤住在窑洞⾥相依为命，⽣育了三个⼉⼥，给⼤⼥⼉招了上门⼥婿，⽣了两个孩⼦后却因意外⾝亡，⼥婿李安朝再婚后在村⾥别处建了房，与他们分开⽣活，平时照顾也不多，由于户⼝未分开，所以⽼两⼝的低保⾦也⼀直在户主李安朝的⼀卡通上，⼆⼥⼉外嫁，⼉⼦也⼊赘到⽢井镇那边，⽼两⼝⾝边实际并⽆⼈照料，由于⾏⾛不便，很少出门，甚⾄院⼦⼀棵杏树上挂满熟透的果⼦都⽆法采摘，看到家中来⼈，⽼⼈就赶紧搬来凳⼦让我们⾃⼰摘着吃。

在李富刚⽼⼈家中，没有见到上墙的脱贫明⽩卡，也没有见到帮扶⼯作袋、帮扶⼿册和政策⼀本通，仅在院墙上见了医⽣包联的牌⼦，在窑洞⾥见到医⽣的联系卡，谈论中得知，两位⽼⼈的低保⾦由⼥婿领办，他们并没有花到⼀分钱，暴露出低保⾦管理中的问题，应当协调解决。

针对⽼⼈没有劳动能⼒、没有收⼊来源和病痛缠⾝的实际，应该健康扶贫、助残扶贫和低保救助三管齐下，加上落实⽣活照料等措施，⽼两⼝的⽣活才有可能好起来。

在村⼦中间随机⾛进⼀家贴有贫困户标志的家中，院⼦收拾得很⼲净，主⼈在南墙边开地种了些辣⼦、茄⼦、黄⽠等蔬菜⾃给⾃⾜。

聊天得知，户主叫庞建军，前年因肺病⼿术⽋了不少外债，基本丧失劳动能⼒，母亲80岁，患有脑梗，每年都要住两三次医院，⼥⼉外嫁，年前举债建了80平⽅⽶的房⼦，给⼉⼦娶了媳妇，⼉⼦和媳妇外出打⼯，过年才回来呆⼏天，家⾥的7亩苹果树和6亩花椒树基本都靠雇⼯，因⼲旱缺⽔和管理不善，收⼊也不⾼。

这户⼈家应是典型的因病致贫，但是在这家却没有见到医⽣包联相关信息和材料，帮扶⼲部是村⾥的组长王彦民，但脱贫明⽩卡上填写有漏项，产业扶持填写不具体，危房改造填写内容与上⾯的选项相⽭盾，帮扶⼿册上的⼊户记录填写到3⽉10⽇，便再没有记写。

看来⼲部⼊户的基础资料⼯作不精细，镇上要加强指导和检查。

⾛了两条巷道，⼜发现⼀家贴着医⽣包联的牌⼦，进去后才得知，78岁的严榜录⼗多年前丧⼥后，与⽼伴相依为命，年⽼体弱没有劳动能⼒，没有收⼊来源，也没有法定赡养⼈，吃⽔靠⾃⼰拉，烧柴靠⾃⼰剁，依靠国家发的五保⾦维持⽣活，⽼⼈对国家的政策也很满意，⼼愿就是解决村上吃⽔难的问题。

但在这⼀家中，也发现两个问题：⼀是帮扶⼲部卢润学（村⽀书）的脱贫明⽩卡填写不规范、不完整，年⼈均纯收⼊计算不正确，错将五保⾦计⼊年⼈均纯收⼊。

⼆是五保户纳⼊有偏差，⽼两⼝按政策都应纳⼊五保户，但实际仅将严榜录⼀个⼈纳⼊。

回来路过村委会，和村⽀书交谈得知，全村有90户，380多⼝⼈，两个⾃然⼩组，产业基础还不错，⼤多都是核桃、苹果和花椒等经济作物，基本没有空⽩地。

贫困户有18户58⼈，多是因灾或因病致贫，⼤部分由村上的⼲部包联。

来到村脱贫攻坚作战室，看到制度上墙，资料柜⾥摆放整齐，随意翻看了两本⼯作纪实，发现彭⽂学等村⼲部的⼯作纪实记写得都⽐较简单，想看村⾥的脱贫规划，⼲部翻了好⼀会都没有找到，只能作罢。

我问村⾥还有什么困难，村⽀书说主要是群众吃⽔难问题，平时村民⽤的是黄龙⼭⾥的浅表⽔，因⼲旱等原因会产⽣季节性断流，每年仅有5、6个⽉的正常供⽔，更谈不上地⾥的浇灌了。

看来解决吃⽔难的问题是这⾥群众的第⼀⼤愿望，⽔的问题解决了，其他⽣产⽣活难题也就迎刃⽽解了。

告别村⽀书，沿着蜿蜒的⼭往回⾛，路边的植被郁郁葱葱，远处的武帝⼭巍峨挺拔，回望着渐⾏渐远的河西坡村，我在想：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就是我们⼯作的着⼒点，这⾥群众最难的问题是吃⽔，那就从吃⽔难的问题⼊⼿解决。

我们基层脱贫攻坚就应该问需于群众，问计于百姓，紧盯问题抓落实，才能赢得群众的满意。

民情⽇记⼆：⾛进申西特困户
申西是洽川镇申东村的⼀个⾃然村，相传在明末时期，秦驿⼭下，⼀申姓督军曾在此驻军打仗，故取名申督村，解放后更名为申东村，沿⽤⾄今。

刚进巷⼦，第三家就是贫困低保户李三民的家，他正在门⼝收拾捡回来的废旧纸箱和蛇⽪袋，我说去家⾥坐坐，他赶紧把废品豁到⼀边，腾出地⽅让我过去，进门左⼿边是⼀个灶台，锅盖上布满灰尘，旁边不锈钢盆⾥放着⼏个已经熟透的西红柿。

住的是过去⽣产队的饲养室，已经破旧不堪，不⾜10平⽅⽶的房间⾥，堆满了各种物什，⼀个⼟炕占了⼤半个屋⼦，炕上摆着⼗⼏个馒头，两块砖当作枕头，被⼦已经旧得发⿊，揉成⼀团，⽩⾊的蚊帐经过烟熏也已成了灰⿊⾊，⼀张三屉旧桌⼦上，摆着⼀台14英⼨的⽼式电视机，⼀个电壶也是有⽪⽆胆，已经不能使⽤，电饭锅旧得不成样⼦，加上北边靠墙⼀个⽆腿⽔泥柜，房⼦⾥基本没有⽴⾜之地，抬头看着已经被熏⿊的屋顶，听着塑料纸糊的窗户呼呼作响，感觉家⾥已经穷到底了。

聊天得知，⽼⼈曾⽣养过⼀个孩⼦，但不幸因病夭折，如今⽼两⼝依靠国家低保、残疾补助和捡拾破烂维持⽣计。

我问每个⽉捡破烂能收⼊多少钱？⽼⼈⾯露难⾊，说没多少钱，就⼀百多块。

⾛进院⼦，中间堆了不少柴⽲，旁边栽了⼏⾏葱，后院搭个简陋的草棚，⾥⾯养着⼀只奶⼭⽺。

李三民告诉我这只⽺是村上扶贫送给他的，⽺奶卖不出去，⾃⼰就喝了，并没有经济收⼊，但把⾝体补得还不错。

我问⽼⼈愿不愿意搬进敬⽼院，⽼⼈说愿意，但⼜放不下村上发的⽺，还盼望冬季多下⼏个⽺羔，养⼤发⽺财。

⾛时，我再次建议住到敬⽼院更好⼀些，他表⽰乐意，并想听取村⽀书的意见。

聊天中，⽼⼈时不时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对帮扶⼲部王建锋(洽管委)和第⼀书记孙素霞的⼯作⾮常满意，说经常来家⾥嘘寒问暖。

同⼀条巷⼦的胡建英也是低保贫困户，51岁，没有成过家，没有上过学，⼀个⼈吃住在家。

据他讲，五间旧厦房属于他和弟弟的共同财产，⾃⼰住门⼝⼀间半，⾥⾯三间半是他兄弟⼀家四⼝的，弟弟拖家带⼝在县城打⼯，平时很少回来，家⾥仅有的1.6亩地全种着麦⼦，⾃⼰也偶尔挖莲菜打点零⼯增加收⼊。

我问为什么不种些菜，卖了好增加收⼊。

他说⾃⼰不认识称，不会骑车，也算不清帐，对⼤额⼈民币也没有概念，只认识1元和5元⾯额的⼈民币。

我问每⽉低保⾦怎么领取？他说有弟弟帮他，低保存折交给弟弟保管，没有钱他弟弟会给他。

看来胡建英虽没有⽂化，但却与家⼈相处和谐，住的房屋虽然有些破旧，个别地⽅偶有漏⾬，但尚且安全能住，就是家⾥没有⼥⼈帮忙打理，显得有些凌乱。

看到脱贫明⽩卡上的帮扶⼲部是种有完（村妇⼥主任），问他⼲部平时来家⾥不？他说经常来，每个⽉都来好⼏次，翻看⼯作纪实发现记写的次数确实不少，但可能⽂化程度不⾼，记写相对⽐较简单，胡建英不会写字，⼤都摁着⼿印。

问他有什么困难？他乐观地说没有什么困难。

拐到另⼀条巷道，看到李海民家的房⼦修建得还可以，家⾥有电视空调，挂着低保贫困户的牌⼦我还有些纳闷。

聊天后才知道，房⼦是在外⼯作的三弟帮忙建的，电视和空调也是三弟给买的。

李海民65岁，患有腰病和腿疾，说话结巴不利索，基本丧失劳动能⼒，妻⼦是个聋⼦，但会说话，与⼈也很少交流，家⾥的4亩地都栽种着花椒，已经开始挂果，树下套种点蔬菜⾃给，平时都靠妻⼦打理，今年花椒结得⽐较好，收⼊可能会不错。

我问⼉⼥情况？他痛苦并结巴地说，有个⼉⼦，31岁了，跟着亲戚在外⾯打零⼯，也挣不了⼏个钱，现在都还没有成家。

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家⾥穷，没有⼈介绍，也娶不起媳妇。

我问⼲部帮扶情况，他说种有完经常来家⾥关⼼⽣活，很负责任，对帮扶⼯作表⽰满意。

问他有什么困难和困惑？他说，现在的政策都好着呢，全家愿望就是能给⼉⼦娶个媳妇。

在村委会，村⼲部都忙着各⾃的⼯作，村主任康红涛说起村上的情况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对国家的相关政策也熟记于⼼，对答如流，看来平⽇⾥⼯作还是很扎实的。

了解到申东村有9个村民⼩组，524户2079⼈，贫困户69户229⼈，贫困⽐例11%，虽然村⾥⼈均仅有三分耕地，但黄河边有2万多亩⽔地种莲养鱼，产业有特⾊，收⼊很不错，稍有劳动⼒的贫困户挖莲打⼯，收⼊也不菲。

看来这个村脱贫产业好，⽀部主动抓、⼲部真实帮、贫困户埋头⼲，脱贫有指望。

虽说洽川镇在2016年已经整体脱贫，但村与村之间还很不平衡，就在⼀个村⾥，依然有个别贫困户⽣活困难，有的还极为困难，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精准的落实“⼀户⼀法”，把扶贫⼯作进⾏到底。

民情⽇记三：黄河岸边访临河
临河,紧邻黄河。

站在村东头沟畔上向东望去，宽阔的河⾯尽收眼底，对⾯⼭西的河岸清晰可见。

顺着曲⾥拐弯的沟边，可以看到多处地⽅挂着滑坡危险的警⽰标志，⼏条巷⼦的群众已迁往村西边安全地带，留下坍塌的旧房屋和⼀些残垣断壁。

⾛到⼀户房屋很破旧⼈家门前，看到门半开着，便推开门打招呼，却没有⼈应声，门洞靠墙盘了个炉⼦是⽤来烧饭的，三间半边厦房年代已久，院⼦⾥种了些茄⼦、辣椒等蔬菜，准备出去时看到墙上挂着脱贫明⽩卡，便上前看了下，卡上显⽰户主叫刘德信，因病致贫，但帮扶规划栏⾥却是⼀⽚空⽩，帮扶⼲部是供电局分公司的赵建⽂。

出了门，看到对⾯门⼝坐着两位70来岁的⽼⼈，便上前搭话聊天，⽼⼈赶紧邀我进家⾥，院⼦很宽敞，但房间却很狭⼩，⼀张床占据了⼤半个房间。

我问他是不是贫困户？他说因为⼉⼦在西安买了个车，在数据清洗时被剔除了。

我问他有意见没？他说么意见，是国家政策的硬杠杠，谁都没办法。

在聊天中得知⽼⼈叫刘发祥，74岁，曾在2013年患病做了好⼏次⼿术，2014年⼜因车祸摔
断了右腿，⾄今⾛路都不太利索，⼉⼦再婚后⼀直在西安打零⼯，平时很少回来，孙⼦是他们拉扯⼤的，已经25岁，在西安⼀家酒店打⼯，逢年过节会回来陪他们，有时还会给点钱贴补家⽤，他们的担⼼是孙⼦的婚姻问题和在外⾯受到不良社会风⽓的影响。

我问他对门刘德信的情况，他叹了⼝⽓，说刘德信是可怜⼈，已经80岁了，⼀个⼈在家⽣活，⼉⼦多年不回，孙⼦在韩城打⼯，因为家⾥穷，快30岁了还没有娶亲，平时偶尔回来照看下⽼⼈。

看来这个家庭确实困难，爷孙俩相依为命，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打⼯的孙⼦⾝上，但⽼⼈的⽣活照料却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刘善才曾是村⾥的⽼会计，说话耿直爽朗，妻⼦刘连绒个⼦不⾼，当过⼗⼏年妇⼥队长。

墙上的脱贫明⽩卡显⽰为⼀般贫困户，问他⼲部帮扶情况时，他们表⽰很满意，说供电公司的贺永信很负责任，每⽉来好家⾥⼏次，经常给他们⿎励和⽀持，平时也会通过电话相互联系。

看来，我们的⼲部只要能经常⾛访贫困户，⼼平⽓和拉拉家常，与群众多交流、多沟通，问暖嘘寒，群众都会很满意。

再聊天得知，家⾥的⼆亩七分地都种了麦⼦，基本没有收⼊，⼉⼦在西安打⼯，娶了长安区的媳妇，⽣的双胞胎已经四岁了，⼀家四⼝都在西安，平时也很少回来。

翻看帮扶⼿册发现2017年的帮扶规划没有填写，帮扶内容较为简单，没有具体帮扶措施，以⼊户了解情况居多。

在村中间看到⼀户门上贴着低保贫困户，便⾛了进去，见到刘建仓夫妇，告诉我低保户是他的哥哥刘绪仓，已经80岁了，⽆⼉⽆⼥，属五保户，两个礼拜前，征得⽼⼈同意后，送去了县城敬⽼院，前两天⾃⼰过去看望时，⽼⼈吃住都很好。

谈到⾃⼰家情况，⽼两⼝看上去有些伤⼼，说⾃⼰的孙⼦患有脑积⽔，已经10岁了仍⾏⾛不便，也没有上学，⼉媳妇在家专门照看，⼉⼦刘红龙常年在铜川洗煤⼚⼯作，挣的钱基本上都给孙⼦看病了。

我问有没有办理残疾证，享受残疾⼈补助⾦？⽼两⼝说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理，也不知道去哪⾥办。

说着让⼉媳妇把孙⼦带出来，看到⼩孩的头⽐正常孩⼦⼤很多，⼀颠⼀跛朝前挪，⼀个⼈坐不稳，还得⼤⼈⽤⼿拉着，也不说话，真是让⼈⼼疼。

我嘱咐⼯作⼈员尽快联系残联到家⾥了解情况，现场办公，让孩⼦享受该有的助残政策。

来到村委会已18时50分，便民服务室门开着，但没有见到⼀个⼲部，给当天值班的村⽀书刘社祥打完电话5分钟后，刘社祥骑着摩托车来到村委会。

在脱贫攻坚办公室，看到有9户脱贫明⽩卡没有送到贫困户家中，要看村级脱贫规划，村⽀书翻来找去也没有找到。

没有见到供电分公司派驻的第⼀书记杨思乾和队员谢⼩军，打电话问杨思乾在什么地⽅？他说在家⾥，⾃⼰和队员在镇上刚开完会，商量明天去村上⼯作。

但经和百良镇核实，会议已经于中午12点10分结束，开会范围是村两委⼲部和第⼀书记，并没有⼯作队员。

看来⼲部驻村⼯作也存在脱岗溜岗现象。

通过⼊户⾛访不难看出，贫困户家庭⼏乎有⼀个共同的现象：纯粮种植带来低微收⼊，低微收⼊势必住房简陋，简陋住房影响家庭形象，家庭形象关乎下代未来。

⾛不出这个循环，贫困户就失去信⼼和希望，扶贫⼀定要⼀⼿扶产业，⼀⼿扶志向，⼀户⼀法，精准施策。

⾛出临河村，东头近百⽶的沟坡下便是已经开通的沿黄公路，村北不远处，韩合机场的跑道已初具雏形，村外庄稼地⾥，花椒、葡萄等经济作物满⽬皆是，村上前景⼀⽚光明。

只要我们把帮扶贫困户的短腿补上，美好的⽇⼦就指⽇可待。

民情⽇记四：沟下穷村张家河
从运庄村北朝西下⼋个坡，拐⼗多道紧弯，⾛到沟底便是澄合交界处的张家河村。

这个村⼦住房以窑洞为主，村民以留守⽼⼈为主，⼟地以层层梯⽥为主，富有⽴体感的坡地和传统记忆村貌，咋看都像⼀个穷村⼦。

⾛进70岁⽼⼈陈兴春的家，他躺在⽵床上，⼿扶着头说话很吃⼒，表情很痛苦。

她的⽼伴叫张茸侠，67岁，把我拉到另外⼀孔窑洞⾥悄声说，丈夫患了恶性脑瘤，花了不少钱也没见好转，只能在家保守治疗，病情也⼀直隐瞒着他；养育了三个⼦⼥，因为家⾥贫穷，⼉⼦娶不起媳妇，⼊赘到南王村做了上门⼥婿，平时很少在⾝边，两个出嫁到⼏⾥外村⼦的⼥⼉偶尔来照顾下他们，下地⼲点活。

我问家⾥收⼊如何？她摇摇头说，地还不少，有15亩，但都是沟坡地，仅能种些⼩麦和⽟⽶，收⼊微薄，今年新栽了3亩花椒，收益还得⼏年以后，现在靠每年3000元左右的养⽼⾦和粮⾷直补⽣活，⽼伴病后更是⼊不敷出，借了亲戚朋友不少钱。

我问有没有⼲部帮扶？她说有，是村长袁新战，每⽉能来两三次。

看到脱贫明⽩卡上易地搬迁⼀栏写着⾯积60平⽅⽶，政府补贴1.86万元，家庭出资4.764万元，但⽼⼈却表⽰⾃⼰并不知情，不知道⾃⼰是搬迁户，也不知道搬到什么地⽅；产业扶持⼀栏笼统写着种植药材，帮扶⼿册填写简单。

看来⼲部的帮扶计划与家庭实际情况有偏差，存在与群众沟通不到位、政策宣传不具体、施策不精准等问题。

再上⼀个坡，来到65岁⽼⼈张培奇家，门⼝过道处的脱贫明⽩卡上显⽰家⾥有两⼝⼈，但产业帮扶措施填写不具体。

张培奇说卫计局⼲部李君刚每个⽉能来三四次。

在聊天中得知，他有两个⼉⼦，⼤⼉⼦和媳妇常年在外打零⼯，过年回来转下就⾛了；⼩⼉⼦也和⾃⼰闹着分了户，⼀个⼈在外很少回来，说到这⾥，⽼⼈有些悲伤。

⽼⼈边领我进家⾥，边和我聊天，得知他以前在村⾥当过会计，引以为傲的是娶了知青媳妇鲁苏芳，但不幸2009年患了宫颈癌，⼿术化疗后基本丧失劳动⼒，现在靠微薄的低保⾦买点药物维持，加上⾃⼰腿疾严重，⾛路⼀瘸⼀拐，⽣产也不⽅便，⽣活确实困难。

翻看帮扶⼿册和⼯作纪实，发现帮扶计划较为笼统，⼯作纪实也⽐较简单，最少的⼀篇仅有14个字。

问⽼⼈有没有享受易地搬迁政策，他说⼤⼉⼦在县城登记了60平⽅⽶的房⼦，但他和⼩⼉⼦都没有登记，⾃⼰不愿意搬迁，也搬不起。

在最后的聊天中，⽼⼈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很是满意，但对现任村⼲部不及时公开村务略有不满。

在76岁⽼⼈张进⽣家门⼝的照壁墙上，隐约可以看到“存⼼忠孝、⽴志修齐”的家训家风，上世纪50年代翻修的五间半边厦房有些漏⾬，墙上保留着⽼⼈1966年写的⽑主席语录。

⽼⼈⽣活在⼀孔集卧室、客厅、灶房、餐厅和储物功能五合⼀的窑洞⾥，⼀张⽅桌、⼀台⽼式电视机和⼏把凳⼦就是全部家当，挨着炕盘了个灶炉是⽤来做饭的，窑顶已被烟熏成了⿊⾊。

⽼⼈说因为⼤⼉⼦是⼀名⽼师，⾃⼰家的贫困户在数据清洗时被剔除了。

我问他有意见没？他说没有意见，⾃⼰曾是村⼲部，服从上级政策决定。

我问⽼⼈有什么困难时，他乐观地表⽰没有困难，但对村上灌溉问题提了点建议，希望能将被淤泥堵塞的渠道疏通，⽤上游河道⾥的⽔来灌溉庄稼。

我将⽼⼈的意见记在⼼⾥，也答应他⼀定会协调解决好这个问题。

最后⼀家是贫困户张德荣家，76岁的张母拄着拐杖在⼀孔窑洞⾥⽣活着，进去时正与⼏个邻居在⼀起拉着家常，打发寂寞。

问⽼⼈有没有见到⼲部帮扶？⽼⼈说⾃⼰不清楚，都是⼉媳妇他们管事，不知道哪个⼲部包联，也说不清楚帮扶⼿册和资料在什么地⽅。

看到脱贫明⽩卡上的帮扶⼲部是王村镇⼲部张君侠，帮扶计划仅填写了易地搬迁相关内容，其他均没有写，问搬迁情况，⽼⼈也说不清楚。

⽼⼈说⾃⼰户⼝在⼤⼉⼦那边，去年⼤⼉⼦不幸去世后，⼆⼉⼦张德荣便把⾃⼰接过来住，⼉媳在县城打⼯，偶尔回来照看下就⾛了，⼉⼦⾝体也不好，在西安帮别⼈看门，收⼊微薄，两个孙⼦在上学，经济很是拮据。

基本可以看出，这个仅有114户348⼝⼈的⼩村⼦，青壮年劳⼒基本外出打⼯或已搬迁⾄新地⽅，留下来的都是孤寡⽼⼈，居住在危险的窑洞⾥，⽣活艰苦，缺乏照料。

从长远来讲，这个地⽅不适宜居住，需要整体搬迁；村⾥没有劳动⼒，对1060亩⼟地需要采取⼟地流转或托管，依靠合作社的带动或股份合作的⽅式解决⼟地经营问题；贫病交加，就需要贫病兼治，把健康扶贫的政策精准落实到户，把治贫的办法精准施策到户。

⼲部要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疑难问题，涉及群众切⾝利益的事情要公开透明，不能暗箱操作，更不能弄虚作假、折扣政策，否则，群众不答应。

民情⽇记五：七⼀前⼣访七⼀
在井溢沟东侧，有⼀个由7个⾃然⼩组组成的村⼦，叫七⼀村。

今天就看看这个村。

已经习惯了，每到⼀村，谁家房最烂进谁家，谁最穷和谁聊。

9时许，步⾏⾄村外，发现在沟畔边有户⼈家门开着，顺便⾛了进去，院⾥的杂草说明家⾥不常住⼈，三间半边⼟⽊结构的厦房看着年代久远，却还算结实。

我问有⼈没？⼀位60来岁的⽼⼈应声出来，邀我进了第⼀个房间，茶⼏上的碟⼦⾥剩⼀点腌黄⽠，旁边放着半个冷馒头，显然正在吃饭。

我让⽼⼈吃饭，他说已经差不多吃完了，关掉图像模糊的⽼式电视机，和我聊了起来。

得知⽼⼈叫习宗民，64岁，是七⼀村6组⼈，家⾥5⼝⼈，⽼伴因⼗多年前的车祸基本没有劳动能⼒，⼉⼦和⼉媳都在县城打零⼯，⽼伴半病⾝⼦勉强能照看下孙⼦，他平时还会打些零⼯贴补家⽤。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搬迁？他说搬了，去年冬季才盖的房，还没有装修，不能⼊住，家⾥⼈在县城租房⼦住，他因为要照看地⾥的庄稼，偶尔回⽼院⼦住⼀晚，⼲完活就回县城了。

我问他是不是贫困户，他说以前是，在这次数据清洗时被剔除了，是村⾥评议的，⾃⼰没有意见，表⽰理解，但对个别新增的贫困户有意见，认为村⼲部执⾏政策有偏差。

问⽼⼈还有什么困难？他说没有困难，⾃⼰还能⼲点活，不给党和国家增加负担。

⾛出习宗民家，遇到60岁左右两⼝⼦在复垦的⽥⾥锄草，顺便和男主⼈聊了聊，看他⾯黄肌瘦，精神状况不⼤好，问后才得知他叫王进录，也是七⼀村6组⼈，患肝硬化已经4年了，仅能做些简单的轻松活。

问他每年医药费多少？他说⼀年2万多元，由于⾃⼰很少住院，所以合疗也仅能报销5000块钱左右，家⾥因病已⽋外债3万多元，⼉⼦离婚后在江苏打零⼯，寄回来的钱不够医药费，今年还没有寄⼀分钱回来，孙⼦在家⾥需要照看，⽼伴抽空就近打零⼯贴补家⽤，⽇⼦很是困难。

问他是贫困户不？他说是，包联的村⽀书经常来家⾥了解困难，帮助解决，去年应村⾥号召，向亲戚借了点钱⼊股光伏扶贫产业，以后每年都会有收益。

问他收益是多少？他摸了摸头，说不清楚。

看来⼲部在政策宣传⽅⾯做得还不够，没有将光伏扶贫产业的收益给群众讲清楚。

问他有没有医⽣帮扶？他说没有。

像这样的家庭，⼀⼈得⼤病，⼏年难翻⾝，没有医⽣包联暴露出因户施策不够精准的问题。

对于这家来说，健康扶贫应是第⼀位的，靠病弱⽼⼈经营⼟地也不是办法，可考虑采取⼟地托管经营或者⼟地流转来解决种地问题，光伏电站虽说前⼏年收益⼀般，但也算是⼀项稳定收⼊，后期收益还是很可观的，每户年收益接近
4000元。

辗转来到5组贫困低保户曹忙⽣家⾥，这个家庭户⼝上有5⼈，⼥⼉已出嫁，但户⼝没有迁⾛，实际⽣活只有4⼝⼈，曹忙⽣患有脑梗，在附近打⼩⼯；妻⼦王玲曾因意外摔伤颈椎，⼲不了重活；⼉⼦31岁，患有重度精神病；母亲已80多岁，体弱多病。

看到屋⾥收拾得很⼲净，能感觉到王玲是个勤快⼈。

和王玲聊天得知，由于没有劳动⼒，家⾥的13亩地以前⼤都种些⽟⽶和⼩麦等粮⾷作物，今年在⼲部帮扶下栽了4.8亩花椒和2亩核桃树，估计3年后可受益。

最令她头疼的是⼉⼦的病，⼀旦犯病就会离家出⾛，现在靠药物维持，由于这种病不在合疗报销范围内，每年要花1.6万元药费，常常⼊不敷出。

针对这户实际，我觉得健康扶贫是根本，加上低保救助和适合曹忙⽣⾝体条件的短期打⼯，过两年花椒和核桃收益后，这个家庭就能好起来。

最后来到村委会，⼲部都在各⾃忙碌着⼿头的⼯作。

经了解，这个村有101户贫困户，76户参与了光伏扶贫，剩余25户是农业产业扶贫，今年底准备整村脱贫。

我叮嘱村⼲部和驻村⼯作队长⼯作⼀定要细之⼜细，剔除贫困户⼀定要严格标准，让群众评议，把政策讲透讲清，不能让群众有意见。

⼀是村⼲部每⽉⾄少把贫困户访⼀遍，加强与他们的沟通交流，把群众的事当⾃家事。

⼆是要针对村⾥的贫困现状把⼀村⼀策产业规划做精细，把贫困户⼀户⼀法脱贫计划搞精准。

三是不能过分着急脱贫摘帽，达到标准的可脱，达不到标准的不能强脱。

同时要统筹处理好贫困户与⾮贫困户的关系，防⽌顾此失彼，招致群众不满意。

回去的路上，我在想，穷⼈最怕得病，最怕得⼤病和慢性病，⾟苦攒下⼏个钱，⼀病⼏天就花完，健康扶贫⼀定不能挂空挡。

我嘱咐随⾏⼯作⼈员与卫计、民政等部门衔接，让他们实地到王进录和曹忙⽣家中看看贫困现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努⼒给予帮助。

相信通过部门、镇村⼲部倾⼼倾⼒的帮助，七⼀村这些贫困户的⽇⼦将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