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协同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支持路径研究

农村金融研究 59
December 2020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的粮食供求状况并不乐观，尽管粮食产量多年实现连续增长，但粮食消费量增速超过粮食产量达到年均3.39%。

以2017年为例，我国粮食进口总量创新高，累计进口13062万吨，同比增长13.9%，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20%以上，粮食自给率仅为82.3%，预计2020年能提高至85%，但即便如此也徘徊在世界粮食安全标准（95%）以下。

因此，我国粮食供需缺口依然存在，且随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这个缺口可能还会扩大，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主要依靠财政手段，财政支农政策在“多取少予”“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等理念下，不断调整和改革，政策性投入不断增加，随着财政资金投入逐渐丧失可持续性，加之财政性农业补贴的一些弊端，亟需财政金融手段协同，通过财政资金发挥杠杆引导作用，撬动金融资源投入到粮食产业链中，构建财政金融协同的粮食安全保障支持体系。

「摘要」
论文通过对粮食安全、粮食金融化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讨在粮食金融化程度加深、粮食价格波动异常、外部不确定性增大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支持路径问题。

我国在粮食问题上长期倚重于财政手段，导致国内粮食产业链上下游价格体系扭曲，应以财政资金的杠杆引导作用来撬动金融资源，两者协同发展来保障粮食安全。

当下，影响粮食安全的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乡村振兴战略下，要发挥财政和保险的信用保证和分担风险功能，建立金融支持粮食安全的合理风险分担机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载体，构建财政金融协同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层次融资渠道以及功能完备的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确保我国粮食价格和供给稳定。

「关键词」粮食安全；金融支持；财政金融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分担
财政与金融协同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支持路径研究
◎鞠国华 王燕
作者简介：鞠国华，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财经大学吉林农村金融研究中心；王燕，硕士研究生，吉林财经大学
相关文献梳理与启示
粮食安全内涵由国际粮农组织（FAO）首次提出并不断完善。

1974年11月，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

1983年2月，在粮食国际首脑会议上，FAO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即保证所有人随时都能买得到和买得起维持生活的基本食物，将粮食安全从国家整体安全层面具体到家庭每个人，特别是饥饿人群。

1990年10月，FAO在《世界粮食大会各国行动计划》中，提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足够的、富有营养的和安全的食物，来满足健康的膳食需要以及合理的偏好”。

可见，FAO对粮食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而且由量到质不断提高标准。

（一）关于我国粮食安全含义的解释与分歧
国内关于粮食安全的内涵是多角度的。

张颖等（2015）从三个方面阐释了粮食安全，即物质保障、消费能力以及粮食供给的途径和机制，并且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国家粮食战略，提出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鼓
励创新农业生产方式来激发农业生产活力，解决粮农种粮收益低的结构性矛盾。

黎东升、曾靖（2015）依据资源安全、产品安全、贸易安全和生态安全四个新指标进行分析，得出本土生产粮食成本高、价格具有刚性的结论。

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关税不高，使得本土粮食不具有竞争优势，粮农种粮积极性不高，同时面临农业污染较重等威胁粮食安全的问题。

姜俊超等（2018）从协同的角度对粮食安全的内涵进行解释，指出粮食安全是一国或一地区在其与社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力条件下，粮食生产在满足人们数量充足、营养均衡和价格稳定获得方面的需求，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强调与生态保持和谐相处，由此提出了地区粮食供给和生产的粮食安全指标体系。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粮食安全定义基础上，如何看待中国粮食安全的态度仍存在分歧，Lester Brown （1995）在《Who will feed China》一书中预测，在1990～2030年这40年间，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基数的高速增长，中国国内粮食需求增长85%；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进程使得粮食生产减少20%，产生3.66亿吨的巨大供需缺口，需要通过国外进口来满足。

长此以往，中国必定会如同韩、日一样，成为进口粮食依赖度高的国家。

Yu Yi（2016)认为，基于中国人口不断增长以及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结果，收入增多以及人们消费习惯和偏好的改变，使得中国粮食自给率会持续下降，且国内生产发展速度跟不上需求增长速度，粮食安全存在隐患，同时也会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与之相对的是，Frederick koruk(1995）并不赞同他的观点，认为中国将来的粮食需求量是庞大的，也相信未来的农民有能力使其产量努力追赶需求量，而不至于依靠外部力量来满足本国的粮食需求。

日本的白石和良（2001）分析了布朗的结论，认为布朗的预测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性。

因此，他认为中国人能够自力更生，不会由此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

Chang C et al.(2013)认为东亚地区多存在粮食短缺现象，但中国粮食进口量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是最少的，粮食安全状况好于世界上其他地区。

针对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国内也多有担忧。

王春花（2015）认为我国目前粮食总量安全，人均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但存在安全质量不高的情况。

王红等（2018）分
析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后得出，目前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而生产“高成本”“低质量”现象并存，同时存在进口粮食挤压本地粮食使得国内存在供需不足的现象。

为缓解此类现象，应该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粮食种植，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粮农的种植积极性和种植生产率。

（二）国内外关于粮食金融化观点
国外专家认为，粮食金融化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价格波动上。

Retar keippner（2008）指出金融化就是市场参与者脱离贸易和生产等实体经济途径，转而通过金融进行利润积累，这种模式势必影响实体经济甚至会成为其发展的阻碍。

Masters(2008)指出商品基金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会引起频繁而突然的价格波动，这是因为不同市场是相互联系的。

Westcott(2007)、Tokgoz(2009)从生物能源的角度，分析了生物能源的开发扩大了粮食需求，恶化了供需矛盾，从而会继续刺激粮食价格，同时威胁其他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

Stichele（2010）、Colbran(2011)以及 Tang & Xiong（2011）等国外学者认为，投机资本更多将目光转向大宗商品上，市场投机大幅推高了农产品价格，使其波动更为严重。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粮食金融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具体地阐述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对我国的影响。

温铁军（2014）从国际金融全球化视角来分析粮食金融化，指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释放了大量资金成为投机资本涌入粮食期货市场，使得粮食价格异常波动，脱离了供需均衡决定的价格机制，从而使粮食具有了金融属性，导致全球粮食短缺，其产生的后果需要引起国际警觉。

同时，他强调要继续按照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来保障粮食安全。

汪来喜等（2016）指出我国粮食价格脱离供求，更多由资本决定，使得粮食同时具有商品和金融属性，即粮食金融化。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国际上金融业加速发展，触角延伸到粮食领域；其次，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大量流动性，开发生物资源、垄断全球大宗粮商的助力，使得粮食金融化现象不可逆转。

张振霞（2016）从市场融合的角度，将粮食金融化解释为在特定条件下，粮食市场与部分金融市场相融合而成的金融系统，同时提出由此会产生粮价异常波动，导致种粮收益降低，冲击实体经济，使我国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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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受到威胁。

（三）关于财政金融支持与粮食安全
在保障粮食生产方面，国内外都注重发挥政府的主要作用。

Johnson & Gardner（2013）认为对农业进行补贴就能达到稳定市场、增收、弥补损失和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作用。

Julio Godoy（2015）指出作为生物能源的小麦和玉米等虽然缓解了能源短缺问题，但也进一步增加了需求，因此必须增加财政补贴。

生物资源暂时能缓解能源紧张状况，但也加重了粮食生产的负担，对此，政府应予以财政补偿，以促进产量增加。

而金融自身具有特殊的创造流动性的功能，对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

国内学者提出了一些通过财政金融手段保障粮食安全的见解。

徐全红(2006)认为基于“谷贱伤农，谷少伤国”的两难矛盾，提出应保持一定的粮食产量，而这一维稳的重任应交由政府承担，政府可通过补贴来进行支持。

郭兵(2009)等认为构建我国粮食安全的金融支持体系应从大力推广粮食银行、农业保险、农业期货等多方面入手。

王迅、周逢民（2012）指出金融支持粮食安全受农业风险与收入不匹配、风险补偿机制单一、信贷门槛高等问题制约，政府应采取鼓励措施，激励金融机构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同时构建能够合理分散风险、稳步推进金融体系建设的风险补偿机制，并引导粮食企业自主直接融资。

李中华（2013）对全国首家粮食信托合作社的运行情况进行研究后，建议创新粮食储存方式，通过开展以粮户对粮食所有权为依据的集中粮食储蓄的信用合作社来解决农民信贷抵押难问题。

吴坤（2012）和刘利（2015）等学者对吉林省梨树县“一体两社”进行了研究(一体指农民主体地位不变，两社指农民资金互助社和粮食信托合作社两个单独运行的运行主体)，指出其面临农民认识不足、融资能力有限、粮食储备和运营等配套措施不完善以及社员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李援亚（2015）和童珍等（2015）简述了粮食银行的发展及运营模式，肯定了粮食银行在粮食流通环节的积极作用，分析出粮食银行存在风险，提出应使粮食银行更倾向于商业性质，对之加强监管，同时保持粮食生产产业链的连续性。

郭利华等(2017)指出，现阶段粮食银行是从两代一换传统业务不断扩展到储蓄、提现、贷款、转存等金融服务相结合，流通环节不
断延深，包括产、购、储、加、销产业链服务。

同时加入
期权和期货、保险等避险工具，功能不断丰富与完善。

他
提出新时期粮食银行仍应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础，深入粮户、粮企、市场，发展多样化和综合化的服务。

郑绍庆（2018）
在对粮食银行进行经济合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主要粮食
产区和主要销售区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在面向交易市
场的主产区，引入了财务管理的粮食银行，形成了该地区
相对统一的粮食银行经营模式，并提出了对应两种模式的
监管措施。

张晓军（2018）通过对农业发展银行服务产业链
情况进行阐述，确立了新形势下粮食信贷工作的新理念，
明确了支持粮食安全的主要方向和领域，即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藏粮于企、藏粮于外，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
发挥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导作用，大力支持粮食产业链发展。

（四）文献评述与启示
综上国内外研究表明：一是粮食安全的内涵及目标是
明确的，在国家层面上，任何时候都要保证所有公民能够
获得足够的粮食；在居民层面上，每个人任何时候都有能
力获得维持生活和健康的粮食。

在宏观方面，保障粮食供
给总量和质量；在微观层面，保障粮食生产、流通、消费
多环节的安全。

二是粮食金融化本质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
主导下，发达国家通过金融政策主导粮食金融市场，加之
国际金融市场投机以及粮食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这些因素
的综合作用，使得粮食价格非供需决定，金融投机资本使
得粮食价格波动剧烈。

因此，粮食金融化的负面效应影响
了粮食期货市场分散风险作用的发挥，需加强金融资本监管，合理金融手段运用，促进粮食安全。

三是财政金融支
持粮食安全保障积极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国内外研究文献
也表明了这一观点。

但上述研究文献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要保障粮食安全，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还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是财政手段支持粮食安全保障
力度不够，而且过于分散。

例如，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财政资金的投入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针对性不强，不
够精准。

二是金融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金
融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杠杆，对于粮食产业链完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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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给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风险分担机制不合理，导致金融支持粮食供给的力度下降。

三是财政金融协同性比较差，力度不够，财政资金应该发挥杠杆引导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向粮食保障供给倾斜。

四是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粮食安全的相关研究较少，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粮食安全保障的机制路径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状况
（一）粮食供求缺口依然存在
我国粮食总产量从2003～2017年实现十四连增，粮食消费量增速超过粮食产量年增长达到3.39%。

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277亿斤，比2018年增加119亿斤，增长0.9%，创历史最高水平。

即便如此，由于我国粮食供给侧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供需缺口问题凸显，存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粮食产业链效率低、粮食浪费严重等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2012～2018年7年间，粮食进口数量和金额呈现波动式增长，且粮食进口数量和金额在2017年有了显著增长，2018年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两者有所下降，但仍大于2012年的数据。

我国进口大豆和谷物最多，而稻米和小麦较少。

在增长趋势上，没有较大波动。

谷物增长量在201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虽然2017年有小幅增长，但2015～2018年间总体保持下降趋势。

相对而言，大豆进口量则从2012～2017年保持增长趋势，即便在2018年有所回落，但实际上同年大豆进口8800多万吨，占世界进口总量的60%，一跃成为全球大豆第一进口国，大豆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80%。

这表明，我国在粮食生产结构方面存在供需缺口，大豆等粮食对外依存度仍保持较高水平（见图1）。

（二）粮食供求结构性缺口问题突出
2018年我国城镇率达到59.58%，较建国初增长近六倍，城市人口也由1.72亿人激增至8.31亿人。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需求量持续增加，这使得粮食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各年度数据整理。

中用于口粮的数量下降，粮食供给缺口问题也随之浮现。

同时，我国还存在粮食结构性供过于求现象。

以玉米为例，自2008年我国提出玉米收储制度以来，农民种植积极性大大提高，玉米遍布农田，玉米产量不断创出新高。

2015年玉米产量达到22663.2万吨，较2004年增长了72.4%，玉米的过高产量促使我国2016年改革了玉米收储制度，但其还是存在着高产量、高积压的现象，出现过剩产能。

与之相对应，国内大豆则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现象，2018年我国大豆产量1600万吨，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15%，余下部分需要进口，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达到8803万吨。

由此看出，新形势下，我国出现粮食供给侧结构不合理现象，造成粮食供需不匹配，缺口凸显。

财政金融支持粮食供给现状及问题
（一）财政金融支持粮食供给效率1.模型构建以及指标的选取
本文采用投入主导型的C2R模型，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构建财政金融支持粮食安全的DEA模型，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分别测算财政支持、金融支持以及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粮食安全的相对效率，表1为模型指标说明。

投入指标的选取。

财政支持粮食安全方面本文选取了粮食直补资金（M11）、良种补贴(M12)、农机购置补贴(M13)和农资综合补贴(M14)这四大补贴。

金融支持粮食安全选取金融机构信贷支持(M21)、农业保险收入(M22）和期货成交量（M23）。

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两个角度探讨金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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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20持粮食安全的效率。

财政与金融协同指标主要从财政补贴作用于金融方面间接支持粮食安全，也就是财政协同金融的路径，主要有财政贴息、财政补贴以及专项票据支持等，所以选取了利息补贴（M31）、农业保费补贴(M32)以及央行专业票据兑付(M33)。

产出指标的选取。

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借鉴以及数据的
可得性和有效性，对粮食安全效果评价从粮食生产产量、经济产值以及生产效率三方面选取了粮食产量（Y1）、农业产值（Y2）、播种面积（Y3）和农业机械化动力(Y4)四项指标。

指标相关性分析。

首先用SPSS25.0对各个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表2数据显示，财政支持粮食安全的各个变量与各个产出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中，粮食直补（M11）与各个产出变
量的相关性较弱，因而对粮食直补（M11）予以剔除。

良种补贴（M12）、农机购置补贴(M13)、农资综合补贴(M14)与各个产出变量的相关性都较强，且均为正相关关系。

由表3可得出，金融支持粮食安
全的各个变量与各个产出变量的相关性都比较强。

由表4能看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粮食安全与各个产出变量的相关性也都比较强。

其中，粮食财务挂账利息补贴（M31）与产出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为负。

主要是由于粮食财务挂账利息补贴采用的是全国财政支出决算数据，每年的粮食财务挂账利息补
贴额度并不稳定。

2.财政支持粮食安全效率分析
经测算，财政对粮食安全的支持效率最优的年份为2007年，当年财政支持粮食安全效率达到了1，表明财政支持有效。

而其他年份的财政支持效率均小于1，表明财政支持低效率，财政投入存在冗余部分。

如2008年财政支持效率仅为0.628，表明通过财政投入的62.8%就可以获得与目前相同的粮食安全效果。

现有的财政支出中，冗余部分主要来自于M13和M14指标，即农机购置补贴（M13）、农资综合补贴（M14），可以分别减少2.356亿元和135.427亿元。

总体来看，财政支持粮食安全的效率均值为0.665，总体效率不高（见表5）。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农业生产资金需求面广，财政资金独木难支。

农业属于资源投入型产业，而基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价格支持来保障粮农的收益。

而我国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主要以财政补贴为主，看似庞大的资金要投入体量更大的粮食生产领域，作用效果大大缩小。

二是支持方式单一，实施效率低。

直接“输血式”财政补贴看似对点到位，但粗放的分发方式，使得资金过于分散，补贴实施的效率不高。

3.金融支持粮食安全效率分析
经测算，金融对粮食安全的支持效率最优的年份为
2007年和2008年，这两年金融支持粮食安全效率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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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表明金融支持有效。

而其他年份金融支持效率均小于1，表明金融支持无效即用少于当前的金融投入就可以获得目前的产出。

金融支持粮食安全效率的均值为0.676，总体效率较低（具体见表6）。

而且从趋势上来看，金融支持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

这说明我国金融对粮食安全的支持并不高，主要是因为信贷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门槛高，合作金融机构功能异化且实力弱，商业金融机构意愿不强；农业保险处于观望状态，各保险公司刚刚涉及且积极性不高；而粮食期货品种不多，普及面低，参与度不高。

整体上未形成较为完备的金融支持体系。

4.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粮食安全效率分析
经测算，财政金融协同对粮食安全的支持效率最优的年份有2007、2008、2011、2013、2014年及2018年，财政金融支持粮食安全效率均达到了1，表明财政金融协同支持
有效。

而其他年份金融支持效率均
小于1，表明用少于当前财政金融投
入就可以获得目前的产出。

财政金
融协同支持粮食安全效率的均值为
0.741，总体上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效
率不高（见表7）。

现有的财政金融支
出中，冗余部分主要来自于M33指
标即专项票据兑付（M33），这可能由
于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率较高再加
上存在时滞性造成的。

而粮食挂账利息补贴（M31）的冗余值为0，说明直接进行利息补贴，能够更好地协同金融机构对粮食安全进行支持。

财政与金融的协同机制就是财政补贴作用于金融领域，利用杠杆作用，撬动金融资本流入粮食生产领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我国从2006年开始对农信社不良资产进行专项票据兑付，2007年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加上财政贴息等财政与金融协同路径不断增多，11年来效果初现，但由于农信社功能异化，产权改革仍在进行。

加上缺乏风险补偿机制，保险补贴覆盖面有限，营利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度不高。

因此，财政与金融协同投入的效率不高，仍需建立完善体制来更好地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

前文分析得出，2007～2018年我国财政、金融、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粮食安全都是低效率（见图2）。

探究其原
因，一是单一依靠财政支持再加上单刀直入的分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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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资金分散，财政支持效率低。

二是在信贷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门槛高，合作金融功能异化，商业性金融意愿不高，保险及期货方面不断探索，覆盖面窄,整体未形成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

三是财政与金融协同虽然路径不断增多，但缺乏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顶层制度设计。

因此，应该建立财政金融协同的粮食安全保障支持体系。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1.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力度弱
（1）政策性金融机构信贷门槛高。

近年来粮食市场化彻底改革，中国粮食购买及存储市场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先前处于“支配地位”的国有粮食企业市场逐渐被灵活性高、市场洞察力强的民间企业占有。

无论是国营还是民间的粮食储存公司，现在都存在着资金需求结构与银行信用供给不能两立的问题。

一方面，国有的谷物及储存企业享受几乎所有的农业开发银行财政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民间的粮食储藏及储存企业具有灵活的机制。

政策融资效率低，结构性矛盾直接影响了民营粮食企业的融资决策，导致政策性金融失去了潜在的优质客户。

（2）合作性金融机构信贷弱化。

农村信用社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农村信用社资产总量并不雄厚。

首先，由于其服务面向广大农村，大部分资本积累靠吸收农村储户的存款，但农业本身收益并不突出，尤其在落后贫困地区，吸收存款更加艰难。

其次，农信社从农行脱离出来后承担了一定的历史包袱，尽管央行采取了一些直接贷款措施，帮助农信社充实资本，但存在额度低、不持续等问题，且对农信社资金补充是暂时的，农信社自身初始资本金积累的薄弱，使得支农信贷资金的放大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农村信用社财务体制不完善，存在很多隐患，不良资产率较高。

同时其又实行严格的信贷责任追究机制和苛刻的信贷条件，信贷人员放贷慎之又慎，贷户望而却步，这些因素叠加使得农村信用社支持粮食产业发展之路受阻。

（3）商业金融机构信贷意愿低。

由于粮食产业风险较大，农业作为风险高收益率低的弱产业，与商业金融机构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一致，难以得到商业金融的有效支持。

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2014～2018年间中国农业银行涉农贷款总额虽不断增加，但增长趋势并不明显，而涉农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基本维持在31%～33%之间，且2015年一度下滑至近五年最低点，而2016～2018年增长趋势也未出现较大波动。

这显示出，尽管国家不断鼓励商业银行支持粮食供给侧改革，但出于自身营利性和资金融通安全性的考虑，商业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的投放慎之又慎，趋于维持现状。

2.粮食生产风险补偿不到位
基于农业弱质性和粮食公共物品的属性，农业生产受到众多复杂因素影响，周期长且风险性大，所以在信用保证不足的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投资主体不愿意涉及。

粮食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且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效应，对私人生产存在损失。

因此政府应该建设风险补偿机制来给金融投资主体吃下定心丸，引导资金流入粮食生产领域，但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财政性风险补偿仍存在不足。

3.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
粮食生产供给的潜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是比较大的。

这导致一方面，农业保险保障程度有限，面对高风险和高保险索赔，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涉农保险保障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种类较少，保险保障程度有限，不能满足粮食产业链的保险需求。

同时，农业信贷资金缺乏风险补偿机制，现有的担保人主要经营以市场为导向的业务，资本不足，承受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由于缺乏政府主导的政策担保或补偿，而无法有效分担粮食产供销中的风险，进而影响金融机构发挥资源配置功能。

4.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有待拓宽
近年来，我国农业板块在证券市场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基于农业生产的低利润、低收益率的特征，农业板块仍然低于其他板块，上市涉农企业占比并不乐观。

2018年末，我国涉农上市企业总计121家，占比仅4%，明显低于农业占我国GDP比重7%的比例。

基于农业企业收益回报周期长的特点，达不到资本市场准入标准，使得其直接融资受阻。

同时，上市涉农企业存在虚假上市和资金功能异化等问题，部分农企虽涉及粮食生产，但并不为其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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