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并诗》中“渔人”意象研究

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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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起，陶渊明诗文的价值逐渐被发现，陶渊明开始成为许多文人研究学习的对象。

《桃花源记并诗》作为陶渊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陈寅恪就曾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考证过桃花源的原型。

近年来，学界对于“桃花源”的研究并未减少，但多集中于对其“乌托邦式”空想的探讨。

本文从“渔人”意象入手，深入挖掘陶渊明内在的人生追求，了解其建构的至真至乐的“桃花源”。

一、《庄子·渔父》《楚辞·渔父》中“渔父”形象
综观历史可知，“渔人”意象成形于《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

这两篇作品篇名相似，都塑造了不拘于俗的隐者形象，但“渔父”形象有其共同点也各有独特之处，蕴含着不同的意蕴。

《庄子·渔父》《楚辞·渔父》的共同点在于，两篇作品中出现的“渔父”来历踪迹皆不可知，充满神秘感。

《庄子·渔父》中孔子在缁帷树林里弹琴吟唱，曲未奏完，“渔父”出现，文中并未写“渔父”从何处来，“渔父”离去的踪迹更是无法探寻，只飘然消失在芦苇间，让孔子与其之间的谈话如同大梦一场。

同样，《楚辞·渔父》中屈原因遭谗言被放逐而满腔愤懑，在沅江边徘徊，“渔父”出现与屈原交谈。

其中并未交代“渔父”本人的任何情况，也未描写其从何而来。

“渔父”只留下自己的忠告就飘然离去，其踪迹同样不可探寻。

《宋书·隐逸传序》曰：“夫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

”[1]他们安于平静自在的生活，逃避世俗的束缚，追求心灵上的自由。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中的“渔父”形象也有其不同点。

《庄子·渔父》主要写了孔子和渔父的对话且倾向于对孔子的批评。

“渔父”主要着眼于对孔子“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2]的行为进行批评。

从更深层次来说，这是对儒家礼乐制度的批驳。

《论语·微子》篇中就曾出现“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一批隐士批评孔子积极干预世事的态度。

由此可见，当时的隐士反对孔子干预世事。

据先辈学者考据，《庄子·渔父》与《楚辞·渔父》皆产生于战国时期，不过《庄子·渔父》略早于《楚辞·渔父》。

[3]战国时期，诸侯争相诛伐、礼崩乐坏、民不聊生，这造就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

各家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学说，以求应对乱世带给人们在生存、思想、选择上的种种压力。

《论语·泰伯》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以天下有无道为标准，来选择处世方法。

[4]它强调在乱世之中应该选择合适的处世之道，这样才能保全性命，同时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纯洁。

《庄子·渔父》中孔子于乱世中积极地“擅饰礼乐”[5]，渴望对乱世有所帮助。

“渔父”则认为当“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以及世事当以“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7]，主张维护心灵的真实自在，不为世俗外物束缚。

孔子推崇的礼乐制度是以约束人的天性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这与“渔父”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渔父”劝导孔子要不拘于俗、返璞归真。

这是对个体心灵自由的关怀。

在乱世，儒家强调暂时退避保全自身，而“渔父”推崇脱离世俗，保持人格的独立，得到心灵自由。

总而言之，在孔子与“渔父”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这一形象只用以凸显以“渔父”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对儒家礼乐制度“以危其真”的批判。

但更深层次，它表露出了以“渔父”为代表的隐士在乱世中为追求心灵的纯净而作出避世保生的选择。

《楚辞·渔父》中“渔父”形象也有其独特之处。

《庄子·渔父》中“渔父”对“天下无道”选择归隐，以求避世保生，保全心灵上的澄澈。

而《楚辞·渔父》中“渔父”则选择在浊世中浮沉，放弃追求情操的纯洁，愿意与世相争，从而得到生存空间乃至名利。

可以说，对于《楚辞·渔父》中的“渔父”而言，名利等物质的追求高于对内在节操与心灵自由的追求。

相比之下，屈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8]更凸显出其对于自由乃至节操的追求之高。

屈原在乱世中遭遇奸佞诽谤、君主相疑，却决绝地与黑暗的现实斗争，追求心灵的澄澈与自由，表达了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

他的这种精神被后世文人大力歌颂，鼓舞着处于黑暗现实世界的人们与污浊作斗争，保持高尚的情操。

《桃花源记并诗》中“渔人”意象研究
□ 赵　姣
摘　要：《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晚年时期的作品，既建构了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又刻画了完美的隐士形象。

本文以“渔人”为切入点，对先秦作品《庄子·渔父》《楚辞·渔父》中的“渔父”形象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其与陶渊明之间的潜在关系。

最后，通过《桃花源记并诗》中的“渔人”形象洞悉陶渊明渴望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以及对于“桃花源居民”为代表的理想隐士的倾慕。

作品中的“桃花源”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至真至乐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只有持守其真，才能追求到心灵的“桃花源”。

关键词：《庄子·渔父》；《楚辞·渔父》；渔人；《桃花源记并诗》；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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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陶渊明人生选择与《庄子·渔父》《楚辞·渔父》的
联系
陶渊明一生坎坷，在他四十二岁归隐故里之前，曾四次出仕，均不顺利，最终无奈辞官。

这不平凡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使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的山水田园诗最为著名。

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自归隐后创作了许多诗歌表现自己的志趣与人生追求。

他在《咏贫士七首》之一写道：“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9]表达了自己固穷守洁的人生追求。

他在隐居时创作了关于回归田园的组诗《归园田居五首》，里面有大量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描写，表达了其回归自然的欣喜和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在陶渊明诗中也有许多对于人生的感慨，如《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一言：“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10]
陶渊明也在他的诗文中多次表现对先贤、隐士的追慕。

《饮酒二十首并序》中还写道“邵生瓜田中，宁似东
陵时？”[11]，表现了“邵生”“黄绮”“张长工”“杨仲理”
等隐居之人超然世外的高洁品质。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描写了收获早稻的场景：“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
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12]
写出了陶渊明对于农户
辛苦耕收的同情，同时借隐耕之士“长沮、桀溺”来表达自己归隐田园的决心和安贫乐道的高洁情操。

陶渊明在诗文中追慕的隐者与《庄子·渔父》中的“渔父”都是在乱世之中，不为世俗名利所诱，坚持高尚操守和君子固穷守洁的精神的贤士形象。

面对西晋末年的乱世，陶渊明同样也选择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决意离开官场，从此归隐田园。

而同时代的魏晋士子，面对混乱的社会，他们无力改变，选择放纵自我，逃避现实。

当时名士多主张特立独行，不受礼法的桎梏，回归自然，追求“真正”的名士风流，因此，出现了一大批模仿阮籍追求放达的文人，如王澄、谢万、王忱等人。

《世说新语》中《任诞》《简傲》篇中就记载了王澄脱衣取鹊、殷羡不致书邮等故事。

他们以放达为由耽于享乐，失去了阮籍等人批判社会的精神，造成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风气污浊。

魏晋时期的名士不加节制地放纵，与《楚辞·渔父》中渔父主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
推移”[13]
，不固守其真而能够随世俗变化的观念相合。

与此
同时，在整个社会充斥着虚伪、放纵的风气之时，陶渊明却以其率真自然归隐于田园的行为屹立于世。

《朱子语类》中朱熹评价陶渊明：“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

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

”[14]
陶渊明与时人不加节制地放纵自我以求回归自然的行为不同，他以简朴的生活、精神上的自由、人格上的独立、清高的气节，追求回归自然，《楚辞·渔父》中屈原宁可葬身鱼腹之中，以求“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15]
的操守成了陶渊明学习的对
象。

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一中写道：“‘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
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16]
面对和“渔父”
相似的劝告，陶渊明坚定地拒绝了田父的劝说，决意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三、《桃花源记并诗》中渔人意象独特的意义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在面对晋朝社会岌岌可危的情况时，描写的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作品以“渔人”为线索，随着“渔人”的行踪，展开对理想中“桃花源”的追述。

文章开端交代了“渔人”的籍贯与职业，“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与《庄子·渔父》《楚辞·渔父》中的不知来历与踪迹的“渔父”形象有所不同。

《桃花源记并诗》中“渔人”形象有所发展，更贴近现实生活，与虚幻的“桃花源”相融合，给人一种似真似幻之感。

《桃花源记并诗》中描绘的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生活。

宁静祥和的居住环境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方宅十余亩，草
屋八九间。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17]极其相似。

由
此可知“桃花源”是从陶渊明真实的所见所感中生发出来的。

“渔人”到达“桃花源”，受到了桃源居民热情的款待，桃源居民“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而在现实中，陶渊明也常在生活困窘之时，受到亲朋好友的接济，《五柳先生传》就写道陶渊明“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

亲旧知起所
以，或置酒而招之”[18]。

甚至陶渊明晚年贫病交加之时，常
食不果腹，不得不窘迫地到亲友家乞食，“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
倾杯”[19]。

陶渊明亲身的经历，使得他在理想中的桃花源对
其淳朴的民风有所渴求与展现。

“桃花源”从始至终没有提到任何封建政府机构，桃源居民的生活完全是自治，没有任何强权参与治理的，这似乎是对政治的一种退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对。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愤然离开官场，绝意仕途，隐居田园。

隐士脱离世俗本质上也是对现有社会政治不满的一种宣泄，现实经历让陶渊明体会到官场政治倾轧的血腥与残酷。

因此，在构建理想社会——“桃花源”时，就去掉了黑暗的政治，只留下了自然和谐、安居乐业的百姓自治。

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对于“渔人”误入“桃花源”与“渔人”再寻“桃花源”不得的故事情节的设定令人深思。

“渔人”对于“桃花源”的探寻，正如陶渊明对于“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士的追慕。

“桃花源”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正可谓至乐至美，而儒家也追求“乐”——颜回之乐。

陶渊明在“桃花源”中所追求的“乐”，正是在儒家情怀下的“乐”。

作品中“渔人”是以借助政府力量的方式且以追逐名利为目的去寻找“桃花源”，最终失去了“桃花源”。

“渔人”误入“桃花源”时，“渔人”正如《庄子·渔父》中“渔父”一样心无所求、持守其真，故而能找到“桃花源”。

（下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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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对于表现官吏贪腐无道具有重要作用。

萧令史是专为县令纂造文书的人，县令是唯利是图、昏聩无能之人，二人搭配，正如令史的入场诗：“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

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

”张千是元杂剧中常见的角色，通常作为官吏随从或衙门差役出现。

臧本张千是河南府的一个差役，善于察言观色，身处低位但又不失良善本性，他是小人物的代表，虽然身在官浊吏弊的河南府，不能违背令史等人的指令，但能够守住善良的本性，在关键时候对弱者施以援手，与见钱眼开的县令、萧令史等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此，臧本中张千这个角色的增加，虽然着墨不多，但对衬托萧令史等人毫无怜悯之心和推动剧情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四、结　语
《魔合罗》的改编顺应了元杂剧发展的历史，是时代文化背景和个人主观意图综合作用的结果。

元代杂剧“以曲为本”，重视舞台演出，许多剧本重曲辞而轻宾白，演出过程中艺人随意增删宾白，这就导致许多元杂剧宾白呈现“明白如话”的特点，甚至直接缺失。

明初杂剧宫廷化，朱明王朝加强了对杂剧艺术的控制，“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许多剧本要重写，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剧本的全部内容必须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7]，而到了明中后期，元杂剧在宫廷化的情况下，又脱离舞台演出，已经发展成为只供文人案头阅读的案头剧[8]。

在这种背景，加之臧懋循的文人身份，以及他对元杂剧宾白“多鄙俚蹈袭之语”的认知等综合作用下，形成了如今的《元曲选》。

不可否认的是，臧懋循《元曲选》本的改编的确存在不足，但是总的来说，臧本补全了《元刊杂剧三十种》剧本情节或逻辑上出现的漏洞，让戏剧结构更为合理、有趣。

对剧中人物的润色和增加，也使其形象更加丰满、真实，让元刊本中许多模糊性的人物角色都变得鲜活起来。

语言方面，臧懋循所增加的宾白，既有贴合人物身份的俗语俚语，又有表现文人文雅的诗对韵文，基本符合其雅俗共赏的创作理念。

因此，经过时代洪流的淘洗，可以确定，臧懋循的《元曲选》确实为我们展现了更为完整、丰富且精彩的元杂剧样貌，已经成为后人研究元杂剧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感受元代杂剧光辉的重要资料。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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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伊维德，宋耕．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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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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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8页）
四、结　语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性作品，寄托了其对“桃花源”式理想社会的向往。

“桃花源”是虚拟的，但将陶渊明所见所闻的现实社会投射其中，借“渔人”意象予以表达想要追求心灵的“桃花源”。

（新疆师范大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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