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及其自由主义思想

严复及其自由主义思想
摘要：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其自由主义思想离不开他的中西文化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观、个人服从于群体的自由思想。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时代，但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
一、严复的个人经历及其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严复，字几道、又陵，1854 年l月出生于福建侯官。

14岁那年父亲去世，致使整个家庭陷入贫寒之中。

1866年，为了不交伙食费并且每月还能得到四两银来补贴家用，严复考入了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并接受了洋务派“ 自强”、“求富”的思想。

1871年，十九岁的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六年。

1877 年他又被洋务派送往英国留学。

在英国期间，严复对英国繁荣的经济、文化及完善的社会制度感触颇深。

他由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扩展到积极探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据严复自己讲，他“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

……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1]。

严复两年后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

他应李鸿章之邀，于1880 年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直到1900 年义和团将学堂毁坏。

正是严复二十年的北洋生活和两年的赴英留学经历，使他拥有良好的中西文化背景，为他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自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从19 世纪60 年代起实施“洋务运动”，建立一大批新式军用和民用企业，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之路。

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号称当时亚洲第一海军的中国北洋水师惨败于小国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从此，中国陷入了帝国主义的疯狂瓜分，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最艰难的时刻。

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富强，应该寻找在根本上能够使中国强大的真理。

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并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尤其重视商业，政治上则都开设议院。

在此历史背景下，作为西方经济、政治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将自由主义思想引入中国的人，就是具有学识广博和个人阅历丰富的严复。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严复对当时的清政府失望至极，对西方繁荣愈加渴望，他的民族责任心促使其“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2]。

随后又作《救亡决论》，以上这四篇文章皆为指出当时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这也是严复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开端。

于是，严复批评洋务派，宣传西方由主义思想，并积极主张维新变法。

二、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1）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
严复关于进化论思想的论述最早出现在1893年之前写的《〈庄子〉评语》中，在《〈庄子〉评语》中，严复从人类进化过程中遵循“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出发，阐释了自由的必要性。

他指出，自由是人类在剧烈的“物竞”中寻求自我保存的根本条件，是人的本性。

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绝不能被传统文化中“经式仪度”所束缚。

此外，严复在庄子哲学中自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然而，庄子的自由思想是以命定论为基础的，其价值仅局限在个人精神境界。

严复则将进化论作为其自由观的理论基石，他说：“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3]。

严复的这一段话指出，只有给予人民自由，人民才会各司其责，各守其职，民生才能得到进化。

在《〈庄子〉评语》中，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源于对庄子自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严复进化论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的进化论思想主要体现在1898年出版的译著《天演论》中，该书译自英国哲学家赫胥黎所写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天良”，这种“天良”让人们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能够彼此友善、互相帮助，从而抑制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界进化规律。

然而，在严复看来，“天良”不能使中国人觉醒以及主动地奋发图强。

因此，他以斯宾塞“任天为治”的进化论思想对赫胥黎的“天良论”进行了完善，认为“天良”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后天产生的。

简而言之，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

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

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为群者，又莫人若。

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4]。

严复的这一段话指出了自由和进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如果人类过于自由，会导致彼此之间的争斗，这样会引起群体的涣散、不团结，进而使“群道息而人种灭”。

然而，凡是人类，谁都会有欲望，于是出现了自营，自营才会导致竞争，竞争才能促进进化。

另一方面，对于天演之事，善于群体生活的人能够得以保存，个体生活的人便会灭亡，太过自营，过于自由，又会对整个群体的存在构成威胁。

这时，只有借助于邢礼来维持并保护群体，即“治化”。

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激起了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心和勇气，于是革命派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观
1895 年初，严复在其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中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

首先，在他看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体现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

第二，自由乃天赋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天赋人权论”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用来批判“君权神授说”，提倡民主、平等的理论。

在那个中国正处于封建专制的时代，严复的这一思想主张无疑是需要强大的勇气的。

同时，他又认为，实行自由民主制度是需要前提条件的：自由要以自治能力为前提。

自治能力取决于国民在智、力、德方面
的水平。

西方国家之所以“人人得以自由、国国得以自由”，就是因为其公民的智、力、德的素质较高，使其国民足以自治。

然而，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正处于帝国主义的疯狂瓜分之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智、力、德水平的低下。

因此，严复提出救亡图存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将其作为治本之策，在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

达到这个目的至少需要30年时间，当实现国民的自治时，不仅为自由民主制度奠定夯实的基础，还能挽救民族危亡。

第三，严复认为，自由是实现“科学”和“民主”的根本保证。

西方文化中“科学”和“民主”思想之所以不断壮大的原因就是有自由作为前提条件。

在价值取向上，中国近代多数知识分子如康有为、谭嗣同从传统道德层面来理解民主，他们的思想基础与民主以悖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于近代的民主观念具有不稳定性。

此外，在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上，中国近代多数知识分子主要关注具体的物质，而未意识到科学所体现的一种内在的自我批判的精神。

而严复对西方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的潜在精神的实质性认识便是他的自由价值取向，因此，梁启超说到：“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5]。

（3）个人服从于群体的自由思想
戊戌变法后，严复陆续翻译了诸多西方著作，在《群己权界论》一书中，他系统的阐释了自由思想。

《群己权界论》由英国约翰·密尔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 ）翻译而成，严复将译本改名为《群己权界论》。

“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

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

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

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已权界论》，畀手民印板以行于世。

夫自繇之说多矣，非穆勒是篇所能尽也。

虽然，学者必明乎已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可用耳”[6]。

这段话说明了严复更改译名的原因。

严复认为，“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

……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

此《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也”[7] 。

这便是严复所理解的自由，虽然涉及了密尔眼中的“他人之自由”以及个人自由的界限，但他一直以来接受的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熏陶，因此，在他看来，自由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的道德自由，即个人自由应服从于群体自由。

此外，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严复与密尔的观点是相反的。

密尔认为，个人自由是目的，国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

受斯宾塞“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国家富强是目的，个人自由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他说：“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

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最存其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8]。

为了国家的利益，严复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限制个人自由，虽然群己关系是“并重”的，但如果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存在利害关系时，应该舍弃个人自由，为群体自由创造便利条件。

继《群已权界论》之后，严复在《法意》的按语中，继续阐发了“小已之自由” 与“ 国群之自由”之间的关系，他说：“西土讲其民幸福，莫不以自由为惟一无二之宗旨。

试读欧洲历史，观数百年百余年暴君之压制，贵族之侵陵，诚非力争自由不可。

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已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

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已自由也。

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

欲合群策群力，又
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之义务不能。

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 [9]。

西土之民长期以来受暴君和贵族的压迫，于是努力争取个人自由，而如今中国饱受异族的侵犯，挽救民族危亡刻不容缓，因此，小已自由必须服从于国群自由。

三、严复自由主义思想评价
严复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其自由主义思想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产物。

因此，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他意识到自由对民心、民智发展的重要性，人们只有拥有自由，才能开启民心，充分发展民智，才能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国家才有希望；人们只有拥有自由，充分发展个人的人性，社会才会发展。

严复自由主义思想为当时迷茫的中国人找到了思想的出路，鼓励人们为了自身的解放和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也为后来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

此外，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并为近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性的理论支撑和经验。

同时，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表，严复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目的仅仅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而不是使人们的人性得到解放，即人们可以按照自身的本性去生活。

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发展，人应该具有责任感，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

实际上，严复这种观点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未能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

此外，他也未能从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等领域寻找制约人们自由的根源，进而，他也无法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才是个人自由受限的根本原因。

因此，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不能真正使人民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复.《法意》按语[C]//王栻.严复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6.
[2]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C]//王栻.严复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集：第4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严复《天演论·导言十三制私》，《严复集》第5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
[7]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C]//王栻.严复集·卷1 .北京：中华书局，1986.
[8]严复.老子评点[C]//王栻.严复集·卷4 .北京：中华书局，1986
[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