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时事政治论文】 时事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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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时事政治论文篇一
关于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思考
摘要:目前国际上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台湾地区在2003年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永续台湾评量系统”。

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不少进展,但仍然缺乏明确的负责机构且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因此,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负责机构,注重可持续发
展指标体系的实际操作性,并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接轨。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台湾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09-0029-04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国际社会落实可持续发展策略目标上具有重要意义。

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首次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发布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重要文件,其中《21世纪议程》第40章明确要求各国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以便各级决策,并促进环境发展体系整体化。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地区已经制定出一系列的指标体系。

如联合国可持续性发展指标体系,世界经济论坛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制定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数、环境绩效指数,英国生态与水文研究中心制定的水贫乏指数等,均是近年来世界上具有国际比较功能且拥有
较大影响力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体系[1]。

美国、英国、荷兰、北欧、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国家或地区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国台湾也在2003年正式发布了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永续台湾评量系统”。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虽然不断推进,但至今仍未形成一套具有代表性、全国性、统一可行的指标体系,仍需更多的借鉴和完善。

一、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发展历程
因应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台湾“行政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召集相关领域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在1994年6月成立“行政院全球变迁政策指导小组”,并设立8个工作分组,研究全球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1997年8月“行政院全球变迁政策指导小组”提升扩大为“行政院‘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在1999年开始实施“永续台湾的愿景与策略研究计划”,将“永续台湾评量系统”
计划纳入了“永续台湾的愿景与策略”中。

“永续台湾评量系统”研究小组广泛参考国际指标,并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特点以及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提供建议,最后选择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与代表性的指标112项。

台湾“经建会”在考虑资料取得的可行性与稳定性、政策参考意义、国际接轨等方面后,选出涵括生态资源、环境污染、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制度响应、都市可持续发展等6个领域42项指标,建构出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即“永续台湾评量系统”[6]。

2003年台湾“行政院”正式公布了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发展指标。

台湾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以压力、现况与回应的P-S-R架构作为指标设计的系统架构。

其中环境生态资源方面的“现状”呈现出环境恶化或改善的程度;经济与社会面的“压力”显示压力形成的机制,呈现对于环境与生态施压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而政策与制度方面的“回应”,则是通过制度响应环境生态现况与社经
压度的情形,追求可持续发展。

三个层次转换成指标的评估结果,可作为未来决策的预警。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决策的关系如图1所示[2]。

指标设计
1. 指标架构。

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根据压力、现况与回应的P-S-R架构设计。

此外,鉴于中国台湾本岛有近80%的人口居住于都市地区,都市地区的发展与中国台湾的环境质量息息相关,因此该指标体系进一步区分:海岛台湾与都市台湾两套系统。

这两个系统共包含: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制度响应以及都市可持续发展6个领域。

海岛台湾下以压力—状态—响应为架构,下设34个指标;都市台湾则是采驱动力—状态—响应为架构,下设8个指标,如图2所示。

2. 指标选取。

“环境污染”方面的指标包括了大气、水体、陆地三个纬度。

其中大气纬度的指标包括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和PSI平均值,用来评估中国台湾的
产业结构发展和空气污染物控制情况;水体指标下设置了河川污染比率以及水库水质关系,涵盖了自然和居民用水两个角度的评价;陆地指标采用了废弃物资源回收率和低放射性固化废弃物成长率两类进行判断,主要考察废弃物管理的情况。

“生态资源”方面的指标选取,主要考虑了可再生资源的状况,依据PSR的理论架构,注意了指标资料可获取性和资料的质量,并期望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接轨。

“社会压力”方面主要以压力和生态三角模型为依据构建发展指标架构,从人、空间、活动与时间四个范畴中,挑选出合适的核心指标,表现社会压力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终确定5个核心指标,包括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槟榔种植面积、公害陈情案件受理统计、癌症死亡分率与失业率;并增加“传染病感染率”一项,使医疗方面的指标更完备。

“经济压力”方面的指标,由于需要反映出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影响,所提出的指标均属于经济压力方面,共分为消费形态、产业结构、
能源使用三大范畴,不仅反映出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和破坏,同时为制度回应提供参考依据。

在设计“制度响应”的指标时,主要是关心如何建立一个机制,从政府制度的层面来改善生态及环境的状况,降低社会及经济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使其能够在资源分配、环境社会冲突时进行协调。

由于部分指标信息的局限性等问题,最终选取了经费分配、组织与决策、环境管理政策、信息参与四个角度,共8项核心指标。

“都市发展”方面的指标选择,主要是希望都市发展的生产、生活、生态与生命四个范畴都能够选择适当的指标来代表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能涵盖驱动力、现状与回应三种类型的指标。

该领域指标包括都市平均每人所得、市区小客车持有率、大众运输乘客人次、都市化面积扩张率、市区每年空气严重污染比率、人均享有公园绿地面积、市区主要河段中度以上污染长度比等7项指标。

3. 指标获取与政府部门分工。

中国
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选取充分考虑了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合理性,数据均有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收集提供,分工明确,所计算的指标类型可以是反映现实水平的,如人均水泥生产量,或者是指数类,如低放射性固化废弃物成长率,再或者是结构比,如耕地总面积比等。

指标计算
可持续指标在计算时,首先考虑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制度回应与都市可持续发展六大领域中各个单一指标,根据指标代表现实水准、指数,或是代表结构比,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乘以权数,得到各领域的综合指数。

最后,将所有领域的综合指数乘以相应的权重并加和得到综合可持续指标值总和。

该指标体系以1988年为基准年,计算后综合指标值在100附近上下变动。

具体的计算步骤及公式见表1。

二、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大陆对于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视,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两大国家战略之一,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一些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探索构建了一些国家级指标体系、省级指标体系、地方和部门的指标体系,取得了一些流域、山区等特殊空间的研究成果。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按照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4个领域分别列出了重点指标共计59个,并应用ECCO方法模拟运行,产生出非货币指标12个,从总体上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尝试建立一套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总体结构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分成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
境和科教6个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内,分别根据不同的侧重点建立一些描述性指标,共计83个[3]。

国家环保总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组以三明市和烟台市为例实地研究真实储蓄率的计算方法[1],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按照系统学的理论和方法,独立设计了一套“五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具体分为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和要素层5个等级,包含47个指数,249项要素。

另外,如张志强、张林泉、廖福林等学者也先后提出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山东、江西、云南、广东等省一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同样有不少研究成果,还有关于城镇层次方面的研究,如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20世纪80年代末制定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末制定了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体系等[4]。

虽然中国大陆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的构建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明确的专门负责机构来统筹推进。

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工作,均是由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推进。

第二,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中国大陆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种类较多,但都不太成熟,还未建立起一个适合不同地区、能够被广泛认可的、有较强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4]。

第三,对实践的指导性差。

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选取必须具有清晰的定义以及再现性、确定性和实用性等特征[5]。

当前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存在不易操作、难以进行综合与试验、不利于不同城市区域之间比较等问题,不少指标的选择或是难以计算,或是同现有的统计资料脱节,从而使最终的分析结果难保准确性和客观性。

第四,未能有效地与国际主流的评价体系接轨。

由于现有的指标体系种类较多,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体系,加上在指标选取时没有充分考虑与国
际接轨的问题,个别指标缺乏统计数据支持,导致中国大陆目前的指标体系国际接轨性较差,不利于国际性比较。

三、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1. 建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负责机构。

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发起和进一步发展,起始于台湾“行政院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正式建立,对中国台湾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我们可借鉴台湾地区的指标体系发展经验,建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有效地指导中国大陆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开展,把握研究的方向,并协调地方和国家级研究之间的冲突和重叠,有利于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2. 尽快建立统一的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中国台湾自2003年公布指标体系后,每年都利用该指标体系对台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测评,通过年度对比很好地反映了台湾可持续发展进
程,同时利于社会各界的监督。

中国大陆应尽快建立公认的国家级别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通过该指标体系的测评,有助于公众及时了解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进程,反映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成果,引导政策转向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方向。

3. 注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实际操作性。

可操作性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目标性要求。

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指标选取时充分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取性、可靠性与稳定性,且指标数据均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收集提供,将指标体系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方便实际测算。

因此大陆在追踪国际理论前沿的同时,应该注意加强指标可操作性的研究,力求所设立的指标具有层次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充分考虑可操作性。

4. 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接轨。

台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有10年,从无到
有,从考虑不完善到注意同国际统计指标体系的结合,其发展历程给了中国大陆极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需要同国际接轨,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注意在指标选取及数据获得上的国际接轨度,有利于当前国际级指标体系,如ESI、EPI等对中国公正评价。

注释:
{1}世界银行1995年在《监测环境进展》中提出了名为“真实储蓄”的一套估算方法,考虑了一国在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额后的真实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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