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_基于软投入理论_李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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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

———基于软投入理论

李国璋肖锋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兰州730000)

提要:文化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学领域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基于软投入理论,研究认为文化直接作用生活于其规范约束中的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间接影响综合政策投入和综合科技投入形成软投入组合,软投入组合矢量的方向和大小最终决定经济增长方式和速度,由经济主体选择的集合所形成的文化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解释变量。

关键词:文化;经济增长;软投入;经济主体

中图分类号:F0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5-0160-04

从土地、劳动、资本到技术、制度因素,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经济发展方向、模式和绩效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随着现代经济的纵深发展,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渐引起经济学研究的重视。早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论述中,“经济人”的活动就必须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要遵守社会正义的一般规律,具有质朴、勤勉、节约、诚实、守信等品德[1]。阿瑟·刘易斯在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和冒险等等的态度,而决定这种态度的思想和精神活动主要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通过对人的心理和品质的塑造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2]。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决定经济绩效,强调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特别指出以“文化”形式沉淀下来的非正规制度对个人行为的重要作用[3]。哈耶克也认为制度是文化进化的结果,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与文化变迁无法分开[4]。

一、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进展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众多学者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和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因素问题。邹恒甫明确把宗教代表的文化要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中,证明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能提高一国的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转化为高投资率和高的产量增长率。蒋庆、梁燕城等学者对代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前者承认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认为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支持“韦伯命题”;后者对“韦伯命题”进行质疑,强烈反对儒家伦理是发展障碍的说法,竭力说明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

且不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阻碍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对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此,陈宪从三个方面给出解释:文化要素通过影响企业家的职业选择、企业管理者选择机制,影响企业层次生产率,进而影响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文化作为知识资产,通过对物质要素的替代和对物质要素和知识资本的节约,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经济和文化的共生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竞争方式[5]。高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资源,应用文化资本与文化成本范式来对文化现象进行经济解释。文化资本是能为人们带来持续收益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和最终解释变量。主悔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它通过文化思想、观念影响文化主体的政策制度制定与安排、经济活动行为与活力、生产方式与发展模式选择等,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6]。辜胜阻研究发现区域经济文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价值观和发挥制度上的调节作用促进创新[7]。总结已有研究成果,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学领域已达成普遍共识,学者们对其内在影响机制也进行了各个层面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和价值的成果,但难以自成体系,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实证应用。

1985年,在大量研究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李国璋教授提出了软投入理论[8],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软投入理论分析、模型方法和实证应用构成了软投入理论的完整体系,其中软投入理论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软投入理论将人们为从事生产活动而人为提供的一切条件统称为投入,即广义投入。其中一类投入具有物质形态,称作硬投入(Hard-input);另一类不具有物质形态,称作软投入(Soft-input),软投入要素概括为劳动者积极性投入、综合政策投入和综合科技投入。劳动者积极性即指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的观念、道德、遵纪守法、创造精神和努力程度等。综合政策投入包括体制、政策、法律和经济管理等一系列正式制度。综合科技投入主要指科学技术投入。各软投入要素具有一个重要的性质:它们都是矢量,各要素形成软投入组合共同作用于硬投入决定经济增长。当硬投入的数量既定,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是由软投入组合质量决定的。一方面,在生产中各软投入要素相互作用,形成软投入组

合,各软投入要素通过软投入组合发挥综合作用;另一方面,综合政策投入、劳动者积极性投入和综合科技投入也可以看做是产出的三个放大器,因为每个软投入要素的质量都会影响软投入组合的质量,从而影响总产出。基于此,文章通过分析探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力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可行的分析框架和逻辑范式。

二、文化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

1.文化软约束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看做是选择活动,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根据“理性人”假设,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源于其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的比较,当个人能够通过“搭便车”行为,在不必付出成本而能够享受到其他经济主体行为的收益时,“理性人”就不会愿意承担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事实上,经济行为主体对产生的结果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对与之发生经济联系和利益的其他主体可能采取的举动、行为倾向和策略做出抉择,抉择的依据则是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主体本身对这种规范的认同。因此,如果从参加集体行动中获得的满足超过他需要付出的额外努力时,他就有可能义无反顾地投入这种行动;而当他因“搭便车”行为而需要付出的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机会成本大于他从这种行为中获得的净利益时,经济主体就会有意无意地克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9]。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意识形态、宗教戒律、伦理道德等社会文化提供了一套自律机制,有效规范经济行为主体积极性的方向,降低了监督和惩罚“搭便车”行为需要付出的高昂交易成本,塑造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市场软环境,促进了经济效益和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世界经济局势错综复杂,发达经济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中国经济体系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单靠经济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经验证明,当经济硬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就要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市场中经济竞争达到白热化状态时,文化发展可以增进社会团结、人际和谐、道德认同,提供价值标准,缓和社会阶层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10]。

2.文化导向

经济行为的绩效与经济主体获取其利益的主观需求程度有关,也与经济行为的方式(手段、途径)选择有关。而经济主体获取物质利益的需求、意志以及经济主体采取何种方式,除了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也与经济主体的文化价值观有关。

传统文化正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来秉承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我国长三角是最早具有重商、诚信、勤恳等特质的吴越商业传统文化区域,故而经济运行环境优良,商业活动活跃,社会分工与合作规范。安徽的小岗村,在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全村18户居民自发签下“军令状”,开创了我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仅仅几年时间便解决了粮食自给问题,是区域文化中富有开拓创新、诚实信用、勤劳质朴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在经济社会系统中,文化作为经济行为主体选择的集合形成软环境,对经济社会发挥导向作用。许多学者将“东亚奇迹”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文化中的积极成分。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之后,面临着价值观念混乱、集体意识淡薄、道德衰败等一系列精神危机,即使世界领先的科技水平也无法解决这一难题。而这却正是“东亚奇迹”的根本所在,研究发现儒家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修身为乐”、“以德治国”等积极因素,对于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精神衰落现象是一付良药。

3.文化生产力

20世纪60年代末期,舒尔兹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的经济增长贡献作用在逐渐下降,而曾经依附和被支配于土地与资本的人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对生产过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诺斯、林毅夫等人将道德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旨趣、行为习惯在内的非正式制度作为生产要素引入人力资本理论。

文化生产力是经济和文化及其相互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包括渗透于物质生产力中的科技文化因素和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是一定经济社会状况的反映,直接体现的是民众的心理需要与价值取向以及他们的思想品味和接受能力,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健康良性发展。在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化的当今时代,这一力量日益凸显,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和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成分。主流观点认为,文化生产力是具有一定智能和知识的经济行为主体运用和掌握文化资源生产和创造文化产品以及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知识教育的影响和培训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信仰、价值观、道德修养等非知识性因素的整体质量水平,是经过成点和内化后融合进入人的身体和灵魂的身心组织要素。

文化生产力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属人性,不仅在实践上促进了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一方面文化生产力的产生丰富了人的实践活动,促进了人的实践活动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促进了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人的生活不断走向自由化与精神化。文化生产力的作用在于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当这种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在满足人的文化需要的过程中凝结成一种社会发展的合力时,就会升华为一种影响区域、国家发展的软实力[11]。2004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102亿元,2011年增长到1347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0%,文化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和不断增强,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文化间接影响综合政策投入

1.非正式制度———狭义文化的变迁

文化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学者都试图从各个学科的角度给出界定,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广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狭义文化则专指精神层面,即宗教信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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