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群体的影像书写：现状、路径及问题——以央视《城市梦想》节目为例

农民工的媒介形象是新闻媒体在长期的报道中对农民工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一种认识，也是农民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转变形象的一种反映，它对于社会对该群体的认知和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认知均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在中国，农民工群体虽人多，却并不“势众”，这个有着２．８亿人②的庞大群体往往是最易被忽视的。

在社会上他们的声音弱小，形象模糊。

当前，尽管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普及为公众的个体表达和自我展现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但传播媒介的多元及其使用的便利依然难以改变农民工群体一直以来的边缘状态，以及其被形塑已久单一固化的媒介形象。

央视在电视节目制作上另辟蹊径，于２０１７年年初推出中国首档以农民工生活为主题的纪实节目——
—《城市梦想》。

该节目创新性地采用真实记录的手法，并借鉴运用了当前流行的真人秀表现形式，力求向观众呈现传达更为立体饱满的农民工形象。

一定程度上，《城市梦想》开创了电视节目塑造和呈现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新方式。

故而，本文以央视《城市梦想》这一节目为切入点，对电视节目中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塑造与呈现进行探讨性分析研究。

一、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与呈现的现状
回顾以往，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不管是在塑造抑或是呈现形式上都是比较单一的。

时至今日，公众对农民工群体的了解大部分仍是源于报刊或电视新闻有限的、“平面”的报道。

然而，由于受到篇幅、时间、形式以及作者主观情感倾向性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传统媒体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建构往往停滞于沿用简单的正面、中性、负面的分类方法来概括或描写，因此在传媒议程设置和拟态环境中的农民工形象大多都是“扁平”的。

公众对农民工的关注从时间上讲常常是间或式的、片段式的；从认知上讲则是片面的、单一的，甚至是刻板的和固化的。

另外，作为表现形式最为丰富和最具感染力的电视节目，其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和呈现一直以来都是薄弱的。

今天媒体融合的发展促进中国电视节目制作不断革新，节目种类和样式纷繁多样，尤其是真人秀等综艺节目的发展可谓“生机蓬勃”。

但这些综艺节目的主角大部分为流量级的娱乐明星，而且节目的设置亦大多是以游戏体验为主。

依托明星效应和娱乐功能，这些节目大部分都能够取得较好的收视。

在以利益为主和娱乐至上的资本市场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的农民工群体显然不具备流量竞争力，结果便是农民工群体在电视节目中长期性“缺位”。

除了贵州卫视在２００７年推出的《中国农民工》之外，几乎难以找到其他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电视节目。

《中国农民工》这一档节目采用的是访谈形式，着重表达的是农民工的奋斗故事。

节目为农民工展现自我提供了媒介平台，但是囿于表现形式的单一，观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节目于２０１１年便停播。

显然，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农民工群体依然处于“失语”和“失焦”的状态中。

而传媒对这一群体形象的塑造和呈现无疑是停滞的和落后的。

再者，学界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不多，他们研究探讨的重点对象依然是报纸，比如《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对电视节目中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关注甚少。

二、《城市梦想》中的农民工形象建构
《城市梦想》不仅改变了农民工过去只能被描绘、被形塑的情况，给予了他们主动表达和自主表现的机会；同时也能引起公众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以及对农民工固化的形象和边缘化现状的反思。

节目的第一季包括了《北漂的日子》《铁骑返乡》《父亲》《留守大山的孩子》《姑娘，不哭！》《钢筋工的音乐梦》《团圆年》《快递小哥》《十月花开》和《流动的家》共十个故事。

接下来笔者将从主题架构、表现视角、主体呈现等方面探究该节目农民工形象建构的特征。

（一）固定的主题架构与统一的身份建构
不同于其他追求新鲜性和多变性的真人秀节目，《城市梦想》整季十集故事都沿用了较为固定的架构方式。

每一期故事都围绕“梦想”这一主题展开叙述，并且贯穿始终。

“梦想”虽似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能在这一节目中起到关键性的“串联”作用。

“城市梦想”指代的是农民工的梦想，亦即农民工进入城市主要是为了实现他们各自的心中所想。

节目以“梦想”这一主题将农民工与城市连接起来，并且建构和统一了农民工“城市逐梦者”的主要身份。

“身份，亦称认同，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在所有事件与环境中的想象的同一性’，其揭示的是主体与特定社会文化之间的认同或想象关系。

身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建构起来的概念。

”③因而，“逐梦者”的建构和定位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农民工身份的确定和认同。

以往公众常常喜欢使用“外来务工人员”“打工仔（妹）”“农村人”等词语来称呼或指代农民工。

从字面可见，此类称呼大多只是着眼于农民工的流动性（从农村流向城市）特点，而忽视了他们
在
新闻与传播
农民工群体的影像书写：现状、路径及问题
——
—以央视《城市梦想》节目为例
□李颖欣
摘要：农民工长期以来都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而他们的媒介形象也一直是模糊且刻板的。

央视纪实节目《城市梦想》在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塑造和呈现上做出了创新性尝试。

本文拟从《城市梦想》这一节目切入，对农民工媒介形象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农民工；
《城市梦想》；媒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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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作用与价值。

因此，一直以来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基本都是模糊的、缺失的，他们往往被“简单粗暴”地区隔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

而节目通过“逐梦者”身份的建构表达了对农民工作为城市一份子的肯定。

农民工虽然是外来者，但他们并非只是一味地占用城市的资源或者扰乱城市的秩序。

绝大部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追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会积极参与城市的建设。

而农民工群体所创造的价值不仅能够服务城市里的大众，还可以推动城市的整体发展。

正如在《流动的家》这一集的开篇所言：“２０１６年，中国新建房屋面积为１６．７亿平方米，建筑业的总产值达１９．３５万亿元。

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三分之二在中国。

支撑起这个惊人数字的是近６０００万建筑业农民工的臂膀。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着一个个建筑奇迹。

”④因此，农民工的身份并非是模糊的，他们是城市中的一份子。

农民工也不是城市的边缘者，他们是城市中的逐梦者和建设者。

其次，节目中“逐梦者”的统一身份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工群体摆脱过去被动贴上的片面或负面标签，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自信心。

“身份认同还建立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

”⑤统一而明确的身份建构还可以纠正受众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提高人们对农民工的认同感。

再者，就节目本身而言，固定的主题架构和统一的身份建构保障了故事衔接的自然性，以及发展的流畅性、合理性。

一方面，通过“梦想”的主题架构“巧妙”地建立农民工与体验企业家的联系。

虽然现实生活中企业家与农民工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实际上他们其实是做着相同的事情——
—为梦想而拼搏奋斗。

因此，“共通”的“梦想”可以成为农民工和企业家的连接点。

另一方面，
“逐梦者”的身份建构使得企业家和农民工完成角色的“转换”，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二）多元的表现视角与立体的主体呈现
除了固定的主题架构和统一的身份建构外，节目还采用了多元的视角以建构和呈现农民工的形象。

一方面，节目立足于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本身。

在《城市梦想》中的农民工不是“被表演”或“被安排”的对象，而是变成了“导演”角色。

没有现成的剧本，没有固定的场景，农民工在生活中自己“书写”并“演绎”故事。

镜头对准农民工当前的城市生活，通过纪实手法呈现了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中的农民工。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农民工形象，如趴在垃圾堆中修车的环卫维修工人、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随着工程转移而不断流动的建筑工人、一年四季都起早贪黑的送奶工人等。

另一方面，节目的每一集中都有不少农民工的“独白”镜头。

他们在节目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表达自己的梦想，诉说面临的困难，谈论对自我、群体或城市的看法。

从“正面”的角度直接展现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不仅能够真实直观地反映他们的情况，还给予了农民工主动表达和表现自我的机会。

节目不仅从农民工这一主体表现视角切入，还通过不同的“他者”视角向受众呈现农民工的形象。

体验企业家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他者”。

节目的每集都会安排一名企业家以新身份参与农民工的日常，与他们同吃
同住同劳动，体验感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然后，从企业家的亲身体验和参与感受中加深对农民工形象的“刻画”。

除了企业家参与式的表现视角外，《城市梦想》还尝试从“留守者”的生活“侧面”中反映农民工的真实情况。

这些“留守者”大多是农民工的父母和妻儿，他们的角色也因“农民工”而起。

因此，他们就像一面镜子，能够较为真实地“照出”农民工的形象。

《城市梦想》多元的表现视角向受众呈现了较为立体的农民工形象。

首先，以“梦想”为叙事主题以及“逐梦者”的身份建构便向公众展现了农民工积极向上的整体性形象。

虽然每集故事的主人公地域、职业和年龄都不同，但是他们进入城市的目的是一样的，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承载着家庭的希望。

事实上，从本质上讲农民工与都市中的其他群体无异，都是积极向上的拼搏者、梦想的追求者以及城市的建设者。

其次，节目通过纪实手法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突出农民工淳朴善良的性格、努力乐观的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例如在《快递小哥》中，因为公司宿舍没有收拾好，主人公侯可长立刻邀请体验企业家李国庆回自己家住；在《钢筋工的音乐梦》中，主人公袁晨虽身负重担却依然热爱音乐，热爱生活；在《父亲》这一集中，农民工余先龙为了早些凑齐儿子的学费，晚饭过后坚持到工地加班等，类似的细节镜头在每一集的节目中都有不少。

整体而言，节目所要呈现的是积极乐观、善良努力的农民工形象，但是他们的孤独、无奈和艰辛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每一集中的农民工主人公在城市中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困难和障碍，例如单独在城市打拼、与家人长期分离、都市人的偏见、户籍或医疗等制度的限制、疾病的“侵扰”、维权渠道的缺失等都是农民工在都市中长期面临的问题，他们其实需要城市的包容、关怀和帮助。

《城市梦想》通过影像记录向公众展现了真实多面的农民工形象，他们既乐观善良、认真努力，有时候却又孤独无奈。

（三）在“矛盾”的渲染中凸显农民工的形象
节目还试图在“矛盾”的渲染中建构和表现农民工的形象。

《城市梦想》的“矛盾”渲染一方面表现在对农民工与体验企业家差距的“强调”上。

比如在《父亲》一集中就有几处差距对比的镜头：在购买被褥时，体验企业家杨少锋首先关注的是被子棉絮的质量是否有保证，而农民工余先龙关注的是被子的价格是否合理。

企业家杨少锋的儿子从有意识开始就有保姆有司机，７岁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无忧无虑地骑马；而农民工余先龙的大儿子从７岁就是独自生活，现在还面临着因学费不足辍学的问题。

类似的对比镜头在每一集中都有呈现，而在“落差”中表现的农民工形象更鲜明，无疑能给受众留下深刻的、直观的印象。

另外，“矛盾”的渲染还表现为对农民工困境的有意“发掘”与表现。

虽然节目采用纪实手法展现农民工真实的日常，但当中不少镜头展现的是处于困境中无助和无奈的他们。

如《快递小哥》这一集中，主人公侯可长的形象便是在多重的“矛盾”渲染中得以凸显。

一是１９９４年出生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二是他得同时担负起生病母亲的治疗费、大儿子的学费和小儿子的手术费，三是他还面临着家庭重要经济支柱——
—父亲经营已久的水果档面临拆迁停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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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从这一系列困难的“描写”中突出农民工侯可长的坚强乐观。

在“矛盾”渲染中表现农民工的形象在《城市梦想》的每一集中都有所体现。

三、《城市梦想》农民工形象建构的反思
《城市梦想》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塑造和呈现无疑是一次较大的创新突破。

一方面，节目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镜头表现的主角是农民工。

央视此次是真正意义上地把表达权、话语权交给农民工，纪实的手法、生活的场景、镜头的自白等这些都还原了都市中农民工最真实的样子，给公众呈现了清晰的农民工形象。

作为全国性的电视媒体，央视的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将农民工群体带入公众的视线，引起大家的关注。

另一方面，《城市梦想》能够“摘除”农民工群体身上的污名化标签。

通过逐梦者的群体身份建构，节目的核心其实是为了突出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者的重要作用，肯定他们的价值与贡献。

而真人秀与纪录片相结合的表现形式直接而立体地向受众呈现了善良、朴实、积极、乐观的农民工气质，打破了以往他们被妖魔化和污名化的刻板形象。

但节目在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塑造和呈现上仍然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节目在建构和呈现农民工形象的时候带有明显甚至是刻意的煽情。

虽然节目整体是以纪实为主，亦以呈现真实生活中的农民工为主旨，但为了更有张力的传播效果以及建构更为鲜明的农民工形象，节目仍旧会不断“挖掘”主人公身上富有表现力的矛盾性或冲突性故事，然后通过剪辑把他们身上的所有“矛盾”串联起来并在一集节目的时长中呈现。

因而，受众在节目中所看到的农民工形象可以说是“矛盾”放大镜中的成像。

另外，我们不难发现每期节目选择和表现的几乎都是“负面”的“矛盾”和“冲突”，通常都是一些较大的或长期性的困难、困境或不幸。

以《钢筋工的音乐梦》这一集为例，主人公袁晨的形象也是在一系列的“矛盾”中建构起来的：他先是建筑工地一名普通的钢筋工人，喜欢唱歌，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

然而，他还是整个家庭的支柱。

由于父亲在２０１２年患上尿毒症后便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他得一边照顾病重的父亲，一边就近赚钱养家。

父亲每隔两天都要到医院做透析，一次透析便需要５００元。

为了支撑起家庭，袁晨还得利用空余的时间通过耕种、卖小吃、到酒吧驻唱等各种方式赚钱。

而生活的中的困难和重担并没有减少他对音乐的热爱，他一直坚持唱歌。

不仅是袁晨，几乎是在每一集节目中的农民工主人公身上都有着许多与类似的故事。

节目在多重的“矛盾”渲染中建构和呈现农民工的形象，人为地给主人公加上一层“悲情色彩”，以煽情的方式影响受众对农民工的情感和印象。

其次，从本质上看，节目在建构农民工形象时仍摆脱不了狭隘“精英”视角的限制。

虽然《城市梦想》创新的制作形式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达与表现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将话语权还给了农民工，而体验企业家的加入亦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农民工的形象。

节目总体上突出了农民工乐观善良、拼搏努力的正面形
象，但在叙事过程中通常又会不自觉地将农民工建构为“弱者”，因此受众对农民工最深的印象也是他们的困难和无奈。

这显然是受到所谓“精英”视角的影响，对这一群体有了先入为主的形象预设。

节目每一集所呈现的都是富有“冲突性”的农民工形象，加上煽情的渲染，使农民工的“弱者”“苦者”形象比积极乐观的形象更突出，受众在节目的影响下也会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待他们。

另外，节目安排企业家帮助农民工时并没有周全地考虑农民工的感受，了解他们的真正想法和真实需要。

如在《父亲》一集中，企业家杨少锋坚持垫付余先龙之前被拖欠了１４个月的工资。

而对于企业家的帮助，农民工余先龙的儿子认为依靠自己努力生活才会更真实和踏实。

在《姑娘，不哭！》这一集中，主人公梁金梅对于体验企业家夏华所提供的建议和帮助表示不太能理解，她认为两人身处的高度不一样，因此看问题的视角也就不一样，自己理解不了夏华的思维，而夏华也不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事实上，对农民工群体来说，聆听和理解也许比短暂的实质帮助更为重要。

再者，节目选择的案例比较单一，所呈现的农民工形象相对固化。

虽然节目中的农民工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的年龄和职业也都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背景大多相似。

整季十集故事中的主人公除了施工队队长梁启峰是月薪过万的高薪农民工外，其他人基本都是从事最基础的体力劳动，比如钢筋工、环卫工、家私打磨工等，而且他们的学历和收入也普遍较低，在城市中他们几乎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节目所选择的对象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在节目固定的主题框架和叙事结构的作用下容易形成单一固化的农民工形象。

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刻板化是个“积劳成疾”的问题，单靠一方媒体和一个节目是难以改变的，这一群体的形象重塑需要更多的努力。

传媒在塑造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时候应该向圆形、立体、多样化方向发展⑥。

未来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更要摈弃先入为主的“精英视角”和刻板的陈旧观念，在平等和尊重中提升农民工主体地位，强化农民工城市建设者、参与者的身份和作用。

注释：
①⑥李道荣,袁满.我国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建构现状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130-137.
②王晖.独特的农民工群体影像志——
—评央视系列纪实节目《城市梦想》[J].中国电视,2018(01):30-34.
③⑤张华.农民工的春晚镜像——
—媒介与权力合谋下的群体性身份再生产[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5):92-99.
④《城市梦想》20170423流动的家[EB/OL].
/2017/04/23/VIDEG-
MI3K9ZIyT8XglsXEu5e170423.shtml.
基金项目：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项目（攀登计划）资助（编号:pdjh2017b0050）。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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