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让天下人都吃饱饭

袁隆平：让天下人都吃饱饭
作者：董少东
来源：《科学大观园》2021年第11期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中国不但成功地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为全人类解决粮食问题带来了福音。

近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有20%以上来自中国。

这其中，最大
的贡献来自被称为“东方魔稻”的杂交水稻。

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所创造的这份科技成果，被视为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从1976年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推广至今，中国累计种植60多亿亩，增产稻谷6亿多吨，全世界播种面积共计1.5亿公顷，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供养7000万人口。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做一名中专教师。

还在大学时，袁隆平就被同学定性为“爱好自由，特长散漫”。

当上了老师，他一如既往地“自由散漫”，对任何政治活动都不热心，只对试验田中的各种作物感兴趣，早就被划为“中右”。

他的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又添了一条“黑五类”出身。

而袁隆平正在悄悄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成了一条罪状。

这项研究依据的是西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在当时被攻击为“资产阶级异端邪说”。

一天中午，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通知袁隆平去谈话。

袁隆平琢磨该对自己“宣判”了，惴惴不安地走进了工作组负责人办公室。

没想到，这位负责人客客气气，让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随后鼓励他“抓革命促生产”，把研究和实验搞好。

同时，还把安江农校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分给了他。

原来，工作组确实准备揪斗袁隆平来着，牛棚里的床位都给他准备好了。

但在查阅袁隆平档案准备批斗材料时，意外发现了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公函。

这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看着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不敢自专，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

孙旭涛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他明确答复：“袁隆平当然是保护对象！”
1965年年底，袁隆平对获得的材料和实验数据进行了梳理，完成了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奠定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理论基础。

而那封神秘的“北京公函”，却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

这封公函源自袁隆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上的一篇论文。

论文的题目是《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水稻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并且指明了这一特性的巨大利用价值和通过杂交培育高产水稻的设想。

论文甫一发表，就被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发现，意识到袁隆平所进行研究的重大意义。

他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汇报了此事。

这才有了国家科委下发的公函。

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1966年2月第17卷第4期上。

这期之后，《科学通报》因“文革”被迫停刊。

袁隆平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

《科学通报》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后来被视作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端。

而这篇论文实际上是袁隆平4年的研究成果。

当时的袁隆平还只是一位中专教师，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源自一次意外的发现。

1962年，袁隆平申请了安江农校门口西侧的一块早稻试验田，每天课后都要去遛上一圈，观察那些他亲手栽下、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禾苗。

这是一片越长越让他懊恼的禾苗。

上一年7月，早稻抽穗的时节，袁隆平在这块试验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植株高大，穗大粒多，一蔸稻秧分出10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

照这样的长法，一亩水稻的产量能超过600公斤，超过普通品种的一倍多。

袁隆平如获至宝地把这些成熟的谷子一粒粒收好，冀望着这些金灿灿的谷子能够繁殖、培育出同样出色的水稻。

1961年春天，他把这些种子发育出的秧苗插进试验田，满以为播下的是龙种，没想到收获的却是跳蚤。

秧苗长高了，但参差不齐，高的高，矮的矮，接着抽穗、扬花、灌浆了，但成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上一代的优势荡然无存。

为什么会这样？
袁隆平开始对试验田中的水稻仔细调查、统计。

总计1000多株稻秧，看上去参差不齐，其实根据不同性状归纳起来只有两类，一类的数量有700多株，另一类有200多株，比例恰好三比一。

这个统计过程，几乎就是孟德尔“分离法则”的精确演示。

根据这一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仍会和上一代一样，只有杂种水稻的第二代才会有这样比例的分化。

统计数据证实了袁隆平猜测：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袁隆平发现天然杂交稻，对李森科学说是“离经叛道”;而他随后展开的杂交水稻研究，对经典遗传学也是挑战。

当时的遗传育种有一个定论：自花授粉的水稻“自交无退化，杂交无优势”。

袁隆平并非第一个认识到水稻杂交优势的研究者。

早在1926年，美国农学家琼斯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美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育种专家，都在水稻杂交方面做过研究，却无一取得成功。

杂交水稻研究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从头开始。

想让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进行杂交，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

但这种方法没有实际利用价值。

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一朵花只結一粒种子，几十、上百粒种子结成一穗，几穗乃至十几穗合成一株……人工去雄的工作量是无限大的。

另一条路，就是“三系”配套。

这是一套复杂繁琐的育种工程，即便是现在，袁隆平的学生、助手尹华奇在向记者这个外行解释“三系”配套时还面露难色：“我是学育种的，第一次听袁老师讲‘三系’配套都没明白。

给你打几个比方吧，能把大致原理讲明白就行。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

想让它出现杂交，就要找到天生的‘寡妇’，这就是不育系。

水稻每年都要种，不断地需要不育系，所以，要让‘寡妇’只能生‘女儿’，这就要给她找一个特定的‘丈夫’，就是保持系。

“到‘女儿’这一辈，就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再和保持系杂交，仍旧只生‘女儿’，继续做不育系。

另一部分则要找到特定的‘丈夫’，也就是恢复系，他们的后代要恢复成天生的夫妻成双，也就是杂交水稻的种子。

这样‘三系’配套完成，才能循环往复地制造出杂交水稻的种子。

”
走通这条路的先决条件，就是找到天生的“水稻寡妇”。

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什么样？袁隆平没有见过，中外资料上也未见报道。

没有任何捷径可循，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寻找。

那份大海捞针的辛劳，如今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体会。

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江地区水稻扬花的时节，也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节。

这时，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和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总能看到袁隆平的身体躬成90度以上，脸贴着层层叠叠稻浪，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寻找着那万里未必出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终于在寻找到第6400穗稻穗时，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跟在他身边为他做助手的夫人邓哲，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随后的一年，在14000个稻穗中，袁隆平又找到了5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1965年年底，袁隆平对获得的材料和实验数据进行了梳理，完成了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奠定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安江农校试验园的一个水池边，摆放着袁隆平的60个瓦盆。

从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他就在这些瓦盆里开展着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实验。

袁隆平跑到试验园，眼前的情景让他欲哭无泪：栽种着杂交稻秧苗的瓦盆已经全部被砸碎，试验秧苗也被砸了个稀烂，丢得满地皆是。

几年的研究成果就此付之东流。

袁隆平痛心不已却徒呼奈何。

可就在这一天晚上，两个学生悄悄地来到了袁隆平的家，带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有3盆实验苗被他们事先藏到了学校果园的一条臭水沟里，躲过了这一劫。

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尹华奇，一个是李必湖。

两个人平时就常和袁老师一起侍弄那些盆盆钵钵，深知这项研究的意义。

听到造反派要砸烂这些盆盆钵钵的风声，两人提前行动，前一天晚上就偷偷进了试验园。

想要保住所有的实验苗是不可能的，造反派一旦发现这些盆盆钵钵不见了，更会下力气寻找，一旦被发现就是灭顶之灾。

两个人很有“策略”地只偷出了3盆，而且根据袁老师平时对这项研究的介绍，他们把水稻雄性不育3种类型的实验苗各选了一盆。

随后，国家科委的公函被发现，袁隆平幸运地躲过一劫，而且“因祸得福”。

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能得到600元的科研经费。

尹华奇、李必湖两人是“社来社去”的学生，这一年面临毕业。

所谓“社来社去”，是安江农校曾经特招的农民学员，他们毕业时要“哪个公社来，回哪个公社去”。

而袁隆平看中了这两个在关键时刻保住水稻雄性不育株“血脉”的弟子，留他们做了自己的助手。

一切似乎变得“顺风顺水”了。

到1968年，那3盆在臭水沟中躲过一劫的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几次繁育，已经发展到可以插满两分试验田了。

但就在这时，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却遭到了更为严重的一次打击。

5月19日一早，袁隆平师生三人像往常一样去试验田里观察禾苗长势。

然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被践踏得狼藉满地的烂泥塘。

前一天傍晚还好端端的试验田，一夜之间，禾苗被拔
得精光，不知去向。

李必湖形容当时的心情，就像“五雷轰顶”。

这个明显的人为破坏几乎断送了全部的研究成果。

他们翻遍了试验田，才找到了5株被掩埋在烂泥中的残存禾苗。

这次秧苗被毁后来被称作“5·18事件”，是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遭受的最大打击。

然而这次事件是何人所为？出于什么目的？至今仍是悬案。

“5·18事件”疑案未破，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又遭遇被中斷的危险。

6月份，袁隆平接到安江农校委派的新任务，去100多公里外的一座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劳动锻炼。

随后，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组的科研经费被取消，尹华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资被停发，实验实际上被中止了。

一个多月后，袁隆平被从煤矿调回，带着两个学生借调到湖南省农科院。

水稻雄性不育科研课题从安江农校收上来，交给湖南省农科院主管。

同时从有关单位抽调业务骨干，充实到科研协作组，以求加快科研进度。

近乎绝境时，杂交水稻研究柳暗花明。

另一条路，就是“三系”配套。

这是一套复杂繁琐的育种工程，即便是现在，袁隆平的学生、助手尹华奇在向记者这个外行解释“三系”配套时还面露难色：“我是学育种的，第一次听袁老师讲‘三系’配套都没明白。

给你打几个比方吧，能把大致原理讲明白就行。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

想让它出现杂交，就要找到天生的‘寡妇’，这就是不育系。

水稻每年都要种，不断地需要不育系，所以，要让‘寡妇’只能生‘女儿’，这就要给她找一个特定的‘丈夫’，就是保持系。

“到‘女儿’这一辈，就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再和保持系杂交，仍旧只生‘女儿’，继续做不育系。

另一部分则要找到特定的‘丈夫’，也就是恢复系，他们的后代要恢复成天生的夫妻成双，也就是杂交水稻的种子。

这样‘三系’配套完成，才能循环往复地制造出杂交水稻的种子。

”
走通这条路的先决条件，就是找到天生的“水稻寡妇”。

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什么样？袁隆平没有见过，中外资料上也未见报道。

没有任何捷径可循，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寻找。

那份大海捞针的辛劳，如今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体会。

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江地区水稻扬花的时节，也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节。

这时，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和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总能看到袁隆平的身体躬成90度以上，脸贴着层层叠叠稻浪，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寻找着那万里未必出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终于在寻找到第6400穗稻穗时，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跟在他身边为他做助手的夫人邓哲，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随后的一年，在14000个稻穗中，袁隆平又找到了5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1965年年底，袁隆平对获得的材料和实验数据进行了梳理，完成了关于雜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奠定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安江农校试验园的一个水池边，摆放着袁隆平的60个瓦盆。

从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他就在这些瓦盆里开展着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实验。

袁隆平跑到试验园，眼前的情景让他欲哭无泪：栽种着杂交稻秧苗的瓦盆已经全部被砸碎，试验秧苗也被砸了个稀烂，丢得满地皆是。

几年的研究成果就此付之东流。

袁隆平痛心不已却徒呼奈何。

可就在这一天晚上，两个学生悄悄地来到了袁隆平的家，带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有3盆实验苗被他们事先藏到了学校果园的一条臭水沟里，躲过了这一劫。

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尹华奇，一个是李必湖。

两个人平时就常和袁老师一起侍弄那些盆盆钵钵，深知这项研究的意义。

听到造反派要砸烂这些盆盆钵钵的风声，两人提前行动，前一天晚上就偷偷进了试验园。

想要保住所有的实验苗是不可能的，造反派一旦发现这些盆盆钵钵不见了，更会下力气寻找，一旦被发现就是灭顶之灾。

两个人很有“策略”地只偷出了3盆，而且根据袁老师平时对这项研究的介绍，他们把水稻雄性不育3种类型的实验苗各选了一盆。

随后，国家科委的公函被发现，袁隆平幸运地躲过一劫，而且“因祸得福”。

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能得到600元的科研经费。

尹华奇、李必湖两人是“社来社去”的学生，这一年面临毕业。

所谓“社来社去”，是安江农校曾经特招的农民学员，他们毕业时要“哪个公社来，回哪个公社去”。

而袁隆平看中了这两个在关键时刻保住水稻雄性不育株“血脉”的弟子，留他们做了自己的助手。

一切似乎变得“顺风顺水”了。

到1968年，那3盆在臭水沟中躲过一劫的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几次繁育，已经发展到可以插满两分试验田了。

但就在这时，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却遭到了更为严重的一次打击。

5月19日一早，袁隆平师生三人像往常一样去试验田里观察禾苗长势。

然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被践踏得狼藉满地的烂泥塘。

前一天傍晚还好端端的试验田，一夜之间，禾苗被拔
得精光，不知去向。

李必湖形容当时的心情，就像“五雷轰顶”。

这个明显的人为破坏几乎断送了全部的研究成果。

他们翻遍了试验田，才找到了5株被掩埋在烂泥中的残存禾苗。

这次秧苗被毁后来被称作“5·18事件”，是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遭受的最大打击。

然而这次事件是何人所为？出于什么目的？至今仍是悬案。

“5·18事件”疑案未破，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又遭遇被中断的危险。

6月份，袁隆平接到安江农校委派的新任务，去100多公里外的一座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劳动锻炼。

随后，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组的科研经费被取消，尹华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资被停发，实验实际上被中止了。

一个多月后，袁隆平被从煤矿调回，带着两个学生借调到湖南省农科院。

水稻雄性不育科研课题从安江农校收上来，交给湖南省农科院主管。

同时从有关单位抽调业务骨干，充实到科研协作组，以求加快科研进度。

近乎绝境时，杂交水稻研究柳暗花明。

另一条路，就是“三系”配套。

这是一套复杂繁琐的育种工程，即便是现在，袁隆平的学生、助手尹华奇在向记者这个外行解释“三系”配套时还面露难色：“我是学育种的，第一次听袁老师讲‘三系’配套都没明白。

给你打几个比方吧，能把大致原理讲明白就行。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

想让它出现杂交，就要找到天生的‘寡妇’，这就是不育系。

水稻每年都要种，不断地需要不育系，所以，要让‘寡妇’只能生‘女儿’，这就要给她找一个特定的‘丈夫’，就是保持系。

“到‘女儿’这一辈，就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再和保持系杂交，仍旧只生‘女儿’，继续做不育系。

另一部分则要找到特定的‘丈夫’，也就是恢复系，他们的后代要恢复成天生的夫妻成双，也就是杂交水稻的种子。

这样‘三系’配套完成，才能循环往复地制造出杂交水稻的种子。

”
走通这条路的先决条件，就是找到天生的“水稻寡妇”。

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什么样？袁隆平没有见过，中外资料上也未见报道。

没有任何捷径可循，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寻找。

那份大海捞针的辛劳，如今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体会。

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江地区水稻扬花的时节，也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节。

这时，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和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总能看到袁隆平的身体躬成90度以上，脸贴着层层叠叠稻浪，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寻找着那万里未必出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终于在寻找到第6400穗稻穗时，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跟在他身边为他做助手的夫人邓哲，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随后的一年，在14000个稻穗中，袁隆平又找到了5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1965年年底，袁隆平对获得的材料和实验数据进行了梳理，完成了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奠定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安江农校试验园的一个水池边，摆放着袁隆平的60个瓦盆。

从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他就在这些瓦盆里开展着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实验。

袁隆平跑到试验园，眼前的情景让他欲哭无泪：栽种着杂交稻秧苗的瓦盆已经全部被砸碎，试验秧苗也被砸了个稀烂，丢得满地皆是。

几年的研究成果就此付之东流。

袁隆平痛心不已却徒呼奈何。

可就在这一天晚上，两个学生悄悄地来到了袁隆平的家，带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有3盆实验苗被他们事先藏到了学校果园的一条臭水沟里，躲过了这一劫。

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尹华奇，一个是李必湖。

两个人平时就常和袁老师一起侍弄那些盆盆钵钵，深知这项研究的意义。

听到造反派要砸烂这些盆盆钵钵的风声，两人提前行动，前一天晚上就偷偷进了试验园。

想要保住所有的实验苗是不可能的，造反派一旦发现这些盆盆钵钵不见了，更会下力气寻找，一旦被发现就是灭顶之灾。

两个人很有“策略”地只偷出了3盆，而且根据袁老师平时对这项研究的介绍，他们把水稻雄性不育3种类型的实验苗各选了一盆。

随后，国家科委的公函被发现，袁隆平幸运地躲过一劫，而且“因祸得福”。

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能得到600元的科研经费。

尹华奇、李必湖两人是“社来社去”的学生，这一年面临毕业。

所谓“社来社去”，是安江农校曾经特招的农民学员，他们毕业时要“哪个公社来，回哪个公社去”。

而袁隆平看中了这两个在关键时刻保住水稻雄性不育株“血脉”的弟子，留他们做了自己的助手。

一切似乎变得“顺风顺水”了。

到1968年，那3盆在臭水沟中躲过一劫的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几次繁育，已经发展到可以插满两分试验田了。

但就在这时，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却遭到了更为严重的一次打击。

5月19日一早，袁隆平师生三人像往常一样去试验田里观察禾苗长势。

然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被践踏得狼藉满地的烂泥塘。

前一天傍晚还好端端的试验田，一夜之间，禾苗被拔
得精光，不知去向。

李必湖形容当时的心情，就像“五雷轰顶”。

这个明显的人为破坏几乎断送了全部的研究成果。

他们翻遍了试验田，才找到了5株被掩埋在烂泥中的残存禾苗。

这次秧苗被毁后来被称作“5·18事件”，是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遭受的最大打击。

然而这次事件是何人所为？出于什么目的？至今仍是悬案。

“5·18事件”疑案未破，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又遭遇被中断的危险。

6月份，袁隆平接到安江农校委派的新任务，去100多公里外的一座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劳动锻炼。

随后，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组的科研经费被取消，尹华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资被停发，实验实际上被中止了。

一个多月后，袁隆平被从煤矿调回，带着两个学生借调到湖南省农科院。

水稻雄性不育科研课题从安江农校收上来，交给湖南省农科院主管。

同时从有关单位抽调业务骨干，充实到科研协作组，以求加快科研进度。

近乎绝境时，杂交水稻研究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