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文化研究始末

燕文化研究始末
许文婷
【摘要】燕文化是我国重要的地域文化,目前国内外对其开展的研究经历了考古挖掘、历史梳理和精神内涵凝练三个阶段,集中在经济、政治、社会现象等领域,以研
究著作、学术论文和会议报告的形式呈现,成果丰富.本文主要分析燕文化研究三个
阶段的基本情况,以期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
【期刊名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6)011
【总页数】2页(P7-8)
【关键词】地域文化;燕文化;燕国
【作者】许文婷
【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文化融合与创新研究中心,天津3004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8
燕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黄金台、燕长城、易水河畔都承载着几千年的文化精髓，在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地域的契合性，燕文化与赵文化被统称为燕赵文化，被视为河北文化的代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燕国历史文化研究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燕文化研究基本经历了考古研究、历史梳理和精神内涵挖掘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均为后一阶段的开展提供了资料、史实的支持，保证了燕文化研究顺利进行。

20世纪初，我国地域文化研究随着吴楚研究的兴起而普遍展开，由于燕国历史资料欠缺，燕文化对地域文化研究者来说一直是一个神秘而又无从突破的领域，这就决定了燕文化研究必须先从考古学的史料搜集这一基础阶段开始。

（一）新中国成立前期——研究初始阶段
燕文化研究的初始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1929年至1949年，著名考古学家马衡教授带队，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专题调查，并对老姆台进行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出土文物，震撼了考古界。

至20世纪50年代，二十年间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了燕国这个神秘而古老的诸侯国的存在，为历史地理学家和其他领域专家的介入提供了突破口。

例如，在挖掘中出土了一枚用燕国文字书写的印玺，李学勤先生将之译为“燕下都”，这一实物印玺的出土证明了这里就是燕下都的都城所在地。

同时，在挖掘过程中发现燕国都城分为东西两个城区，道路、排水、手工作坊等设施完善，这充分证明了燕国曾经的辉煌。

（二）全面建设时期——研究缓慢开展
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燕文化研究的步伐放缓，但仍取得了显著成绩。

1961年，燕下都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大量文物被损毁的年代，这一决定使燕文化免遭破坏，为后世继续研究提供了可能。

该时期，随着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发现并挖掘了一批重要的遗址和墓地，如琉璃河遗址、天津张贵庄战国墓等。

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为燕史研究注入了活力，更多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对燕国始末展开探讨，并根据发掘的文物对燕国的历史兴衰进行研究。

如杨宗榮在《考古通讯》中发表了《燕下都瓦当考》，这是能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最早的、关于燕文化的学术文章，随后，大量考古学成果相继问世。

（三）改革开放以后——研究快速发展
20世纪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各个领域的工作恢复正常。

北京琉璃河西
周墓地以及董家林古城的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最终确定了周初召公封燕之事的存在；燕北长城的发现基本确定了燕国的疆域；以大量的出土文物为依据，确定了燕国的早、中、晚三个分期；燕铜器铭文的研究，基本确定了燕侯克是驻守燕国的第一位王侯。

总之，这一时期丰富的考古资料使更多专家学者开始瞩目燕文化研究，从而使考古学这一学术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当时燕文化领域的考古学著作有：陈光先生1995年汇编的《燕文化研究论文集》，陈平先生出版的《燕文化》《北方幽燕文明》《燕秦文化研究》等。

考古研究的顺利开展，为后期燕文化各研究分支的出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燕文化研究从此由考古实物研究进入史实梳理和文化符号①研究阶段。

（一）历史脉络梳理
最早对燕国历史进行完善梳理的是夏自正教授。

1988年，夏自正教授发表《燕国史简说》，该文记载了燕国在统一蓟之前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中期燕的发展历史及燕国形势的逆转和败亡，并详细记载了燕昭王的振兴和乐毅伐齐事件，呈现出燕国历史面目的基本轮廓。

1995年，北京市房山区召开了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国内权威专家学者，还包括海外研究人员。

此次会议虽然以考古研究为主，但对燕国地域和燕国史进行了基本界定。

会议上，学者们呼吁成立专门的研究团体，组织协调有关省市学者开展燕文化研究，把燕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时期。

（二）文化符号研究阶段
1995年，张京华教授的著作《燕赵文化》出版。

《燕赵文化》一书对历史上称为“燕赵”的黄河以北平原地区文化，从生态、农业、经济、政治、战争和民族融合背景方面进行了横向探讨，对赵地文化的形成和特点、燕地文化的卑弱和激变、中古士大夫与经史学术、文学艺术及其风格、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明末清初的北方
学者等内容进行了纵向描述，并讨论了商周时期的燕国古史。

张京华教授认为，“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精神传统为燕赵所独有，而为其他区域所不具备［1］（P243-258）。

该书成为学术界研究燕赵文化的必读书目之一。

2001年出版了由河北大学教授王彩梅编著的《燕国简史》一书。

该书详细介绍了燕国建立前后幽燕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与民族融合等现象，并对燕国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论述，归纳了各家各派关于燕王哙禅让和荆轲刺秦的观点，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该书还记载了燕国的产马、蓟、枣栗等地方特色和燕地多方士这一习俗，本书引征翔实，考证严谨，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全面的燕国史书［2］
（P276-280）。

进入21世纪，燕国历史脉络日益清晰，由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燕文化研究进入精神内涵层面。

燕文化精神研究成果显著，尤其是慷慨悲歌精神内涵方面的研究颇丰。

（一）慷慨悲歌精神概括
“慷慨悲歌”一词最早由司马迁提出，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在写到：“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唐代韩愈更有诗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河北保定市委党校的杨玉生、薛兰霞教授夫妇是发表燕文化精神层面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主要研究包括：《燕文化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地位》《论召公封燕及其对燕文化的影响》《燕文化的价值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简论燕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慷慨悲歌风格的形成》《论慷慨悲歌》《论先燕文化》。

杨教授认为，燕文化慷慨风格的形成主要由山高气寒的地理环境、农牧文明的交界、燕地多侠士、长期的战争和民族融合等多因素导致。

这一慷慨悲歌精神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张比在《“慷慨悲歌”新解》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慷慨悲歌”的重心不在“悲”而在“慷慨”，“悲”的真正含义是“悲壮”而不是“悲伤”，同时指出智慧和韧性的战斗
精神，在燕赵地区的精神风尚中不是非常突出，需要和其他地区相互学习。

李新在《论“燕赵文化精神”的生成因素》中指出，燕地形成慷慨悲歌风格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慷慨豪迈的地域民风，英雄豪俊层出不穷及儒学尚质求实传统的发扬。

对慷慨悲歌的当代价值研究是慷慨悲歌精神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荣宁发表的《论抗战时期燕赵文化的重生》、赵胜军的《慷慨悲歌，燕赵豪气》、张川平的《战争激发生成的河北人文精神》等文章，都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大地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御敌、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是慷慨悲歌的当代传承和升华。

（二）燕文化研究热潮涌现
1995年，北京市召开了“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后并没有成立专门的燕文化研究团队，燕文化研究依然呈现分散的特点。

2001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燕赵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并组织各界专家学者开展了全面广泛的研究。

随后，邯郸赵文化研究所于2002年成立，该研究所以赵文化为研究重点，联系各方面研究人员，先后举办过“赵文化研究100周年学术纪
念”“（中国·邯郸）成语典故研讨”“马氏文化研讨”“地方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转化研讨”等会议，有力开展了大规模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相比之下，燕文化研究由于缺乏有力的统一协调组织，明显落后于赵文化研究。

2011年10月，由河北省史学会主办，保定学院和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联合承办的“全国衙署文化与燕文化学术研讨会”于保定学院召开，会议旨在总结衙署文化与燕文化研究的成果，推动衙署文化与燕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该次研讨会是燕文化研究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专业化学术盛宴，全国9省市百余位专家学者共享盛会，提交论文97篇。

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燕国历史文化、燕国政治经济和燕国人物及“慷慨悲歌”的燕文化精神展开讨论研究，提出了诸多新问题、新观点，为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诸多视角。

2014年夏，“燕赵文化精神研讨会”在秦皇岛举行，此次会议荟萃了河北省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并围绕燕文化与冀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慷慨悲歌”这一文化精神特征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①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标示，是文化内涵的载体和标示。

包括语言、器物、建筑、技术等。

【相关文献】
［1］张京华.燕赵文化［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2］王彩梅.燕国简史［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