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精神与企业管理

佛教精神与企业管理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佛教精神与企业管理
佛教博大精深，佛教精神不是简单的佛教教义，而是佛教信仰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这种具有深厚东方文化传统的处世态度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许多积极意义。

首先，佛教通过对人之佛性的精细分析，把能否成佛完全归于人的自身，归于人的自我努力和内心的自我净化，从而确立了人及其思维的中心地位。

现代企业管理同样强调以“人为中心”，一方面强调经营人心，强调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双赢。

另一方面在企业的市场运营管理上，同样要善于经营客户与消费者之心。

企业的经营也要像佛教以对心的修炼为主，强调并重视人及人心。

佛曰：“诸行无常是一切有为法。

”世间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对于企业，要将这种“诸行无常”的发展变化观运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我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在时刻变化着，市场需求在变化、竞争对手在变化、经济环境在变化、宏观政策在变化、世界格局在变化。

面对纷繁复杂的变量，就要求我们的企业管理能够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以变应变，以变制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放松。

佛教讲“诸法无我”，“诸法”是指世间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内部，“无我”即是无自己的特征。

企业管理也应运用这种“无我”的境界。

从企业的营销管理看，现实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应探究市场的发展规律和需求，从而设定我们的战略方法和战术手段，不能主观地臆断和盲目决策。

另一方面，在企业外与客户和消费者的沟通、在企业内上级和下级、平级间的沟通中，同样应以对方为中心。

放下“自我”，去掉“我执”，在沟通中体现众生平等，要以感恩的平等的心对待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上级、下级或平级，体现“无我”的境界。

传承两千年，佛教能历千年不衰，与佛教用清规戒律管理佛门弟子有关。

作为现代企业，从佛教的组织和管理中应得到的启发是：必须明确高尚的企业目标，组建合理的组织机构，建立完善的操作规程、职务说明书、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来规范和指导员工的日常工作，要有“规矩”来管理企业员工。

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工作有章可循、有的放矢，并以此建立责任心和自我反省能力，促进有质量的工作成果，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佛教博大精深，佛教精神不是简单的佛教教义，而是佛教信仰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这种具有深厚东方文化传统的处世态度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许多积极意义。

首先，佛教通过对人之
佛性的精细分析，把能否成佛完全归于人的自身，归于人的自我努力和内心的自我净化，从而确立了人及其思维的中心地位。

现代企业管理同样强调以“人为中心”，一方面强调经营人心，强调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双赢。

另一方面在企业的市场运营管理上，同样要善于经营客户与消费者之心。

企业的经营也要像佛教以对心的修炼为主，强调并重视人及人心。

佛曰：“诸行无常是一切有为法。

”世间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对于企业，要将这种“诸行无常”的发展变化观运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我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在时刻变化着，市场需求在变化、竞争对手在变化、经济环境在变化、宏观政策在变化、世界格局在变化。

面对纷繁复杂的变量，就要求我们的企业管理能够因时而变，因势而变，
以变应变，以变制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放松。

佛教讲“诸法无我”，“诸法”是指世间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内部，“无我”即是无自己的特征。

企业管理也应运用这种“无我”的境界。

从企业的营销管理看，现实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应探究市场的发展规律和需求，从而设定我们的战略方法和战术手段，不能主观地臆断和盲目决策。

另一方面，在企业外与客户和消费者的沟通、在企业内上级和下级、平级间的沟通中，同样应以对方为中心。

放下“自我”，去掉“我执”，在沟通中体现众生平等，要以感恩的平等的心对待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上级、下级或平级，体现“无我”的境界。

传承两千年，佛教能历千年不衰，与佛教用清规戒律管理佛门弟子有关。

作为现代企业，从佛教的组织和管理中应得到的启发是：必须明确高尚的企业目标，组建合理的组织机构，建立完善的操作规程、职务说明书、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来规范和指导员工的日常工作，要有“规矩”来管理企业员工。

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工作有章可循、有的放矢，并以此建立责任心和自我反省能力，促进有质量的工作成果，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经济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

人类的生活运作，总括说来，就是一部经济史。

举凡日常的食衣住行育乐，没有一项可以离开经济。

经济与民生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厚实经济，富国裕民，则慈悲道德也难以获得重视。

因此，春秋时代管仲曾说：“仓廪实，知荣辱。

”孔子也说：“富而好礼。

”佛教则以实际行动来推行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例如北魏的僧只粟与僧只户□，帮助政府解决了人民的饥馑；南北朝的寺库、唐代三阶教的无尽藏院□，以
及历代所从事的油坊、当铺、旅店、碾磑□业等，都是繁荣经济、便民利国的福利事业。

经济是民生命脉之所系，过去原始佛教的行者虽然不重视经济而轻财富，重清修，追求朴素淡泊的生活，倡导清贫思想，认为简朴才是修行，淡泊才是有道。

然而从大乘佛教的经典来看，例如《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黄金铺地，宫殿楼阁皆为七宝所成，极尽庄严堂皇，菩萨莫不宝冠顶戴，璎珞披身，富贵无比。

因此，修学佛法不一定要以穷苦为清高。

佛教鼓励在家信众可以荣华富贵，可以营生聚财，但要积聚有道，要合乎八正道的正业□与正命□，如《杂阿含经》说：“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贾，牧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

”只要能将本求利，勤劳赚取，无论是农牧收成，或是经商贸易、企业经营、投资生息所得等，都是佛教认可的经济营生。

反之，非法所得的财富，例如：窃取他物、违法贪污、抵赖债物、吞没寄存、欺罔共财、因便侵占、藉势茍得、经营非法、诈骗投机、赌博淫业、放高利贷等，则为佛教所不许。

佛教对钱财的看法是“非善非恶”，佛教并不完全否定钱财，黄金是毒蛇，黄金也是弘法修道的资粮。

根据经典记载，佛教的信众中不乏大富长者，如须达长者□布施精舍、毗舍佉□四事供养□等，都受到佛陀的赞美。

因此，佛教不能过分倡导贫苦思想，因为朴素淡泊用来自我要求是道德，用来要求别人则为苛刻。

财富有清净的，有染污的；有外在的，有内心的；有一时的，有永久的；有现世的，有来生的；有个人的，有共有的。

大乘佛教主张个人可以清茶淡饭，所谓“三衣一钵”□、“衣单二斤半”□、“头陀十八物”□，但是寺院团体不能不要财富。

自古寺院建筑，朱檐碧瓦，雕梁画栋，富丽庄严；亭台楼阁、廊院相接，重重叠叠，幽远深邃，因此有谓“佛门净土”，佛门其实就是一个清净庄严的世界，一个安乐富有的世界。

佛教不但重视一时的财富，更重视永久的财富；不但重视现世的财富，更重视来生的财富。

佛教认为钱财是五家所共有□，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所谓“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因此有了财富，还要懂得规划。

《阿含经》四句偈云：“一施悲和敬，二储不时需，三分营生业，四分生活用。

”布施如播种，要有拔济奉献的精神。

布施财富则要不自苦、不自恼、不勉强、不比较、不计较，要能做到随喜、随缘、随分布施，如此才不失布施的真义。

此外，佛教对于经济的观点，首先以“因缘果报”说明财富的获得，应从培福修德、广结善缘而来。

因此，寺院经
济的管理人要有因果观念与常住观念，例如“有权不可管钱，管钱的没有权”；并且强调“要用智慧庄严世间，而不要用金钱来堆砌”；“要能运用财富，而不为财富所用”；尤其本着六和僧团的精神，重视“利和同均”，十分合乎现代人共有、共荣、共享的观念。

这都是佛教经济观的特色。

至于佛教的经济来源，在过去印度佛陀时代提倡供养制度，传到中国，历代禅门提倡农林生产，到了近代太虚大师又再提倡工禅合一，现在则有基金制度；未来，以原始佛教的供养制度，结合农禅、工禅生产而发展出适合现代的经济制度，例如：果菜园林、房租田佃、生产事业、佛书出版、书画流通、佛像法物、法会油香、经忏佛事、餐饮素食、推广社教、弘法赞助、参观门票、慈善服务、安单静养、互助标会、护法委员等，则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钱是学道的资粮，也是一切佛化事业的基础。

佛学院、禅堂、念佛堂、学校、医院、电台、杂志社等，都需要金钱才能推动。

所以，金钱并不完全是毒蛇，佛经所谓“净财”、“善财”、“圣财”，只要能善用金钱来弘法利生，其功德比装穷学道更大，更有意义，更有智慧。

因此，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行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把金钱用在造福大众的事业上，
用在修学的慧命上，则钱财不是毒蛇，而是净财。

是以佛教应该重新估定经济的价值，只要是合于正业、正命的净财，应是多多益善；只要能对国家民生、对社会大众、对经济利益、对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益的事业，诸如农场、工厂、公司、银行等，佛教徒都应该去做。

因为有钱并不可耻，贫穷才会招来罪恶。

佛教不但重视狭义的金钱财富，尤其重视广义之财，例如：佛法、信仰、慈悲、智慧、健康、欢喜、人缘、自在、惭愧、发心、道德、人格等。

这些无形的财富比有形的财富更好。

佛教不但重视私有财富，尤重共有的财富，例如：道路、公园、河川等公共设施，以及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天地万物的生态维护，并且主张以享有代替拥有、以智慧代替金钱、以满足代替贪欲、以思想代替物质，发挥普世的观念，建设共有的胸怀。

[注释]
□北魏时，献文帝曾经攻打刘宋，将所得青齐地方的居民迁徙到平城，而把地位较高的民户设为“平齐户”，其余民户皆作为奴婢，分赐给百官。

当时，献文帝依照沙门统昙曜的奏议，规定平齐户及人民每年必须捐给州郡的僧曹︵管辖寺院之总机关︶六十斛粟︵唐制为三千六百升︶，以备饥馑时供给寺院僧徒或贷予贫民之用
，此种谷物称为“僧只粟”，这些民户就是“僧只户”。

□又称长生库，指贮存长生钱之库藏，为寺院所经营之贷款机关，其收入为唐宋时代寺院经济主要来源之一。

唐代称无尽藏院，宋代称长生库，又称解库、解典库。

□指使用水力之石臼。

唐代贵族及寺院于其庄园或寺领地设置，用以脱谷、制粉，成为重要之财源。

□八正道之一。

指正当的身业，即身口意三业清净，远离杀、盗、邪淫等一切邪妄。

□八正道之一。

指正当的经济生活和谋生方式。

□中印度舍卫城之长者，波斯匿王之大臣。

其性仁慈，夙怜孤独，好行布施，人称之为给孤独。

皈依佛陀后，建造只园精舍供养佛陀。

□意译为鹿母。

乃鸯伽国长者之女，遇佛之游化而证预流果。

鹿子母曾向佛陀发八大愿，即：供食外来之比丘、远行之比丘、病中之比丘，施药物予病中之比丘，供食予看护病人者，施粥予比丘，施雨衣、澡浴之衣等。

结婚时，又捐舍价值九亿钱之嫁衣，请求建造精舍，获得佛陀允许，由目犍连监督工事，历时九月而成，上下二层，各有五百室，称为东园鹿子母讲堂，或称鹿母讲堂。

□谓供给资养佛、僧等日常生活所需之四事。

四事，指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或指衣服、饮食、汤药、房舍等。

□三衣即九条衣、七条衣、五条衣等三种袈裟。

又称“福田衣”、“百衲衣”。

代表出家僧侣的功德、精神，也是出家人的形象特征。

钵是出家人的食器，又名应量器，出家人托钵乞食，堪受人天供养，故代表“福田”。

□指学道者生活朴素淡泊，所拥有的衣物合计不过二斤半重。

□指游方僧侣随身携带的十八件物品，分别是：杨柳枝、澡豆、水瓶、坐具、锡杖、香炉、奁、滤水囊、手巾、刀子、火燧、镊子、绳床、经律、佛像、菩萨像等。

□谓世间财物为王、贼、火、水、恶子等五家所共有，以其不能独
用，故无须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