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语言文字“工具论”

浅谈语言文字“工具论”
作者：王跃科
来源：《神州》2012年第15期
(河北省涉县第一中学河北涉县 056400)
【摘要】语文观的问题是语言研究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对语文工作实践亦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事实上，语言文字研究中许多具体问题的争论和分歧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与语文观相联系。

【关键词】语言;文字;生活习惯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5-0102-0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包含大量新造词的“校园语言”、汉英杂糅及网络语言是否规范的讨论，若仅从“语言的交际功能”角度观察，那将只有一个不可质疑答案：不规范。

因为它们多少都妨碍了全民的语言交际，令一些先生们“不懂”。

然而，它们又实实在在地不以某些语文权威的好恶生长着、变化着，似乎自成一体。

究竟是什么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呢？
“工具论”语文观的学术背景:
几乎打开任何一本语言学理论的教科书或辞典，关于语言的定义都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亦即“工具的工具”。

这种对语言、文字的定义，我们称之为“语文工具论”。

“工具论”是中国近半个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语文观。

在语言学界，学校里师生相承，著作者递相引述，上述关于语言文字的定义已经成为常识，司空见惯，人们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它，传播它，使它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灵。

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介绍其他一些国外关于语言的定义之前，“工具论”差不多是正统的唯一正确的关于语言文字的定义。

一种定义往往是一种理论的压缩形式。

语文的“工具论”定义实际上也代表了一种语文观。

在工具论者眼里，语言和文字只是一件工具而已，人似乎有无限大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对这
件工具施以“改造”，如有的学者倡导宁可多用“但是”、“然而”、“容易”而不用“但”、“然”、“易”等等。

在汉语规范化问题上，轻率地宣判某些词语为“不规范”，而过若干年又为某些用法“平反”的事更是司空见惯（这实际上也是违背语文生活规律而遭受的惩罚）。

这种语文观若仅作为一种学术见解和民间立场倒也未见得是坏事，而问题却在于这种语文观一旦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相结合，就往往给语文界轻则造成混乱，重则铸成大错，大干快上之年仓促上马的“二简”并在短短几年之后取消，即是一证。

我们甚至动用红头文件规定停止使用“斤”、“两”、“里”等度量衡单位，而采用“克”、“千克”、“米”等，实际上给人们日常生活平添了不少麻烦，终于引致舆论的诟病（陈原《辞书与语言规范化问题》，《辞书研究》，1999年，第2期。

刘健《给人大代表提个建议——文字不能瞎规范》，《中国青年报》，2000年5月24日，第5版。

）。

反观语言学界这种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折腾”，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片面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性，而忽视语言文字运用中的人的主体性的语文观亦难辞其咎。

因此，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语文观就显得十分必要。

现在，我们到了应该学会如何善待汉语汉字的时候了。

如前所述，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这是古今中外先贤都意识到的东西。

但是，正确的句子并不都能作为科学的定义。

今天，我们有必要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对“工具论”语文观作一番检讨。

首先，“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并非一个科学的定义。

形式逻辑告诉我们，科学的定义应当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因此也就是排他的。

例如，“拖拉机是农民种田的工具”和“锄头是农民种田的工具”就不是好的定义，因为它们没有说明“拖拉机”和“锄头”的本质区别。

同样，语言是交际工具，旗语、手语、信号等也是交际工具，而一般认为后者不是语言。

但是，我们给语言的定义却不能把二者加以区分，这就无怪乎语言学概论一类的书几乎都必不可少地连篇累牍大谈旗语、手语与语言的区别等问题，而实际上却又越讲越令人糊涂。

再者，“语言是工具”，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用比喻性的语言下定义也是形式逻辑的大忌，这正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不能作为定义是同样的道理。

其次，“工具论”所概括的语言功能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作为交际工具只是语言的诸多功能之一，除此之外，语言还是思维的工具（这一点已得到普遍的承认），是传承文化的工具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的载体”。

我认为，语言还是心理宣泄、显示社会身份和地位、表现价值取向的重要手段之一。

例如被视为语言“杂质”的西方贵族“沙龙语言”、明清以来流行于官场的“官话”、文人雅士的“文言”、行帮内部的“黑话”和“秘密语”以及当代某些城市青年中流行的“中英杂糅”现象、北方地区某些人的“港台腔”等等，其实有时不仅仅是或未必是想告诉别人自己说了什么，而是要表明自己是什么，表明自己属于或不属于某个社会集团，学习某种语言实际上也就是取得加入某社會集团的入场券，使用某种语言或者仅仅是语言中的某些成分往往也是某种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声明。

“工具论”语言观对“工具”的理解、对“表情达意”之“意”的理解都是最狭义的。

“工具论”最大的局限在于它忽视了语言的主体性，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语言价值观。

大多数人都承认，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与人类社会共生共荣的，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是和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相一致的。

但是，按语言工具论的逻辑推理就必然导致民族选择语言的自主
性的丧失，因为就工具的性能而言，当然是以便利为价值取向的，这样，“语文大同世界”便是必然的理想选择了。

工具论者以一种冷峻的、技术主义的态度看待语言（包括文字），常常对语言和文字施以为所欲为的“改造”，更谈不上对“非我族类”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异质”语言样式的尊重了。

对中华民族而言，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层次、各个社团（社会学意义上的）还有语文方面的特殊诉求，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并不一般地否认语言文字的工具性，我们只是强调：这种工具性是建立在语文的主体性上并服从于主体性的，而不是相反。

由此可以确认语文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既有民族的统一的语文生活空间，又有社团和个人的语文生活空间，以真正保持语文生活的丰富多彩。

这是我们与“工具论”的根本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