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期要论
07/202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呈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相结合，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对这一结合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理论，经过理性思维和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运用的过程，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创新、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形态的过程。

两者合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作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事实的研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事实的研究，即当代资本
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有对以现时代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开拓，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发表的《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讲话中。

2015年11月，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讲话，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作了系统阐释。

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再次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顾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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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必修课”，是由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地位和理论特征所决定的。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列宁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8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科学研究的结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理论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评价时认为，这“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一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阐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和理论路向。

在新时代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

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行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
深刻把握政治经济学新的理论成果。

其中特别要关注六个方面基本理论：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

”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中，这六个方面基本理论同样在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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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

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

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要求。

在新时代，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的“系统化”，既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也是指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如以上提到的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六个方面的概述。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政治经济学另外两种形式的“系统化”：一种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形式，一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时认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的结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同时，从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来看，皮凯蒂的分析也存在着“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的局限性。

在这一评述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

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资本论》就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作。

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但这一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学说”的“系统化”，应该直面当今时代的变化而得到新的发展。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的探讨中特别提到：“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这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要求，也涵盖了对深化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要求。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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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总体”，只从分配上来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及其趋势，在理论上显然是有偏颇的。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分配同生产“粗暴割裂”开来，抹杀分配固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观点作出过深入的批判。

在任何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和分配都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相互关联、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5页）。

习近平总书记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出探讨，提出了三个最基本的观点：
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这一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世界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趋势问题，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赓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
其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们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也是拓展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其三，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涉及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和“中国化”的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的结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于中国的实际，与中国实践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等概念。

这些概念的内涵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化中国”和“中国化”思想进程中，彰显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鲜亮的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并不断发展。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出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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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正值“十二五”规划完成、“十三五”规划开局的关键时期。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而且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作了阐释，开启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这些重大原则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初，就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为可靠的根据，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并视其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这一根本问题，揭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方略“大逻辑”的内在根据；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阐释时提出，“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牢牢把握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断提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的主线”。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是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论主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升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意蕴：一是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二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系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这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观点，蕴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智慧。

“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列宁曾提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这一原则既包括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也包括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问题，还包括各阶层和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的问题。

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开篇指出的，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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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根本任务。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政治经济学就要跟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战略，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当时即将开始的“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视界内，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一系列新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系统谋划和精心部署中，习近平总书记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五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提出了五个原则问题。

实际上，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新阐释：一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

这是对接续“十三五”期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根本任务的新要求，要从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上，实现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根本任务。

二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

这一论断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是“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五中全会科学把握国内外大势，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提升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更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自主能力和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

在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开放和自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
四是“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战略问题。

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矛盾和风险因素可能明显增多。

在新发展阶段，需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顺利推进。

五是“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制定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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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瞻远瞩、务实管用的规划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有长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特别要“着重从发展战略角度”，从战略实施中战术的方略角度考虑问题。

在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战略和战术关系上，要着力处理和解决好诸如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城市化战略，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问题。

这些战略和战术关系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牢牢相扣，与国家长治久安紧密联系，与国家发展和安全深切关联，是涉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阶段的这些原则的阐释，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高度，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拓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视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涵盖了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新的运用。

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论述中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在这一阐释中，“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各种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研究的科学；“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研究的科学。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所以被称作狭义政治经济学，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时居于“主体”地位的经济关系，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之外，广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之前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另一种是对“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研究。

按照恩格斯的这一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对中国社会占主体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入探讨，对新时代要发展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和怎样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作了阐释。

其中，特别是在对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探索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基本观点，升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智慧和学理依循。

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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