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_大屠杀与道德_读_现代性与大屠杀_有感_陈献光

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
———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有感
陈献光
一
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大屠杀在西方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近几十年来西方也出版大量关于大屠杀研究的书籍。

然而,关于大屠杀的研究,或更狭义上说“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学者们(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往往存在两种倾向:其一,关注大屠杀的德国特性和犹太特性,也就是将其视为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的独特事件。

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和犹太性往往使人们在探讨大屠杀的原因时,会将恐怖的根源追溯到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德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欧洲的反犹主义等方面。

或许这在某一方面能够阐述大屠杀的特定历史情境,但是此种研究倾向通常会使人们忽略大屠杀本身所存在的一些普遍因素,也就更少地要求对现代性的历史趋势、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思考,使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丧失其反思的意义。

把大屠杀的说明集中在它的德国性和犹太性上,也就将罪行归咎于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这事实上就赦免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一切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国家里,它与我们无关,与我们的文明本身无关,只是文明进程中一个非常态的痼疾而已。

其二,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也就是将大屠杀视为类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中的一项,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一项。

将大屠杀视为社会的常态的方式,使学者们力图从大屠杀与其他种族屠杀的共同性中寻找原因,因而大屠杀的解释必然牵涉到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属性”———比如洛伦兹提出的本能攻击性等。

这样看待大屠杀的方式的结果只能是套用一套正统社会学的理论模式:社会和心理等因素的结合———人类行为正常的文明化调控的暂时失灵(或社会失范)———道德的崩溃———动物本能的释放———大屠杀。

因而,依据以上的逻辑,大屠杀至多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只是文明化的程度不高的结果。

上述两种范式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但实际上却具有共同的前提和导致同样的结果。

两种范型都奠基于西方社会自我意识中的病因学理论,即人性从前社会的野蛮中浮升起来。

因而文明化进程本质上是对非理性的以及反社会的驱力的压制,基于此种理论,大屠杀只能被理解为文明(即人类有目的、受理性支配的活动)无法将自然留在人身上的任何不良的、与生俱来的癖好包容在内的结果,至多是一次文明化进程的失败,不可能是人类文明化进程内
在的合理的产物。

然而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它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个事件,脱离现代性的背景去探讨大屠杀是无法理解其一些内在的特性。

正是基于此一理念,英国社会学家齐·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另一种观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二
齐·鲍曼(Zygm unt Baum an )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现为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家。

鉴于其对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鲍曼于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并于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

鲍曼以其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解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
两难性》(1991)而闻名于西方。

①鲍曼主要从两条路径来阐述其观点:一、从大屠杀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过程来探讨与现代性的关系;二、大屠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代性的作用。

鲍曼认为,反犹主义是与大屠杀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单纯的反犹主义却无法解释大屠杀。

首先,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掌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

其次,反犹主义2000年来在西方一直是个普遍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也就是说反犹主义的普遍存在性无法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

因而,要使大屠杀的观念成为可能,反犹主义必须与一些不同的因素相融合。

鲍曼正是通过对这些与反犹主义相融合的因素的探讨去追寻现代性特征的存在。

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的独特性(“内部的外人”)和基督宗教概念中的犹太特性使社会十分有必要在犹太人和其他人之间划分一条界线。

数世纪以来,传统社会正是通过社会隔离、特定的仪式等方式来划分界线和维持界线,一定的界线的维持从而创造一个安全的距离。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传统社会保证一个隐伏着冲突并随时可能爆发的环境中和平的共处。

然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的增加和差异性的取消却使维持这样一条界线变得不可能,而另一方面旧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秩序的到来不可避免所产生的焦虑和紧张也使人们迫切需要重新获得安全感,因而反犹主义需要一个现代的划分界线的办法———即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改变传统上的人为的划界方式,它从人的本质上对其进行划分,而这种界线是不可改变的。

种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在一个宣称有着强大的训导和文化改向能力的社会中,它却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任何争论或者教育手段都无法触及(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他们,并因而必定会保持他们永久的异质性。

表面上看,种族主义好像与现代社会没有什么关联。

然而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却存在许多共通之处,或者说种族主义是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可能发生的事件。

鲍曼认为这种共鸣主要发生在两方面。

首先在于自然科学理性的膨胀。

纳粹的148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①齐·鲍曼著:《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 -caust ,Camb ridge ,Polity Press ,2002)。

种族主义是与运用生物学法则于人类社会、医学理论中的健康与病态相隔离的模式等科学意识分不开的。

其次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社会以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

鲍曼多次描述这样一种现代“园艺”国家观,即作为一个国家,广大被统治者只是“园丁”从事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纳粹大屠杀就是这样合乎逻辑地得以构思和实施的。

由于社会被视为管理的对象,视为必须加以“控制”、“掌握”、“改进”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之,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根据园艺的要求,植物被划分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被清除的杂草两大类),而犹太人正是应被清除的杂草,纳粹便力图通过人为地消灭人类社会一些“有害”或“病态”的元素来达到人类社会“更好”地生活。

从思维方式上看,大屠杀是合理设计的结果,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

它有其“合理”的价值追求、理性的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用鲍曼的话来说,“如果脱离了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更是特别难或几乎不可能构想这样一个想法的。

”①正是从这个角度,鲍曼认为种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

然而,种族主义只是涉及到大屠杀的理论形态问题,大屠杀的实施本身却存在着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

种族主义计划(尤其是这个计划的最终逻辑结果)的公众接纳程度,还是远未达到受情绪引导的灭绝行动所要求的水平。

同时,种族主义情绪爆发所导致的灭绝行动其规模是绝对无法达到大屠杀的水平,情绪的持续时间与人类对暴力的厌恶感都将妨碍大屠杀的实施。

因而,大屠杀实际上还需要实际操作中一系列因素的作用。

这些因素却都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

概括起来,鲍曼是从三条线索来看待大屠杀实际运作过程中现代性的积极作用:一、执行者;二、旁观者;三、受害者。

鲍曼认为现代官僚体系遵循的是一套理性化的模式,即其追求的是效率和成本的计算。

历史研究表明希特勒为纳粹主义确定的目标是:“除掉犹太人,最重要的是要制造出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也就是说,对犹太人进行清洗。

”因而,希特勒的目标与最终的屠杀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希特勒的目标正是在官僚制度文化的特定环境和其运作下发展为“最终的屠杀”。

正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才使大屠杀的规模成为可能,大屠杀的规模绝对是那些散乱无章的、自发的种族屠杀无可比拟的。

其次,大屠杀的实施对于执行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其动物性的同情本能和道德本能的自抑,纳粹大屠杀中非正常的人并不占多数。

鲍曼认为道德驱力本身具有一个相对的交换区域,纳粹正是通过隔离、开除国籍等方式将犹太人从道德驱力的范围内驱逐出去。

另外,现代官僚体系的运作必然以细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细致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自己的活动与集体行动的结果产生距离。

正是这种距离使个体避免自身行动的道德拷问,这种劳动分工和任务分离使个体把关注点从行动本身的道德性转到个体行为在集体行动中的效益上,就是说用技术责任取代道德责任。

现代官僚体系的权威性等级使执行者将责任或道德考虑转移到上级的命令(行动的代理状态),而多链条的行动过程也就造就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

总而言之,大屠杀的实施是与现代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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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①齐·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99页。

旁观者理论上说也是执行者,它只不过是消极的执行者。

无论如何,纳粹大屠杀的实施本身需要德国大众的配合,或者说至少是冷漠和淡然。

鲍曼正是运用“道德的义务范围”理论来解释旁观者的冷漠。

一般来说,责任来源于与他人的接近,接近的另一端则是社会距离。

如果说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那么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或者是异类恐惧症。

纳粹正是通过对犹太人的行动对象的非人化,从而将犹太人从道德的义务范围内驱逐出去,也就使德国大众无需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进行道德层面的考虑。

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是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互动的结果。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物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绝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

为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纳粹诱使受害者合作,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选择从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

要想使受害者的理性选择符合迫害者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在于“封锁”受害者,即将受害者限定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使其做出理性决定时只能以迫害者的意志为唯一参照系。

犹太人本身已经被剥夺反抗的资源,纳粹又采取分阶段的消灭方式,这迫使犹太人的价值世界压缩成一个标准———继续活下去。

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恰恰是有利于纳粹的大屠杀。

鲍曼正是力图通过以上两条路径的探讨来说明正是现代性的一些本质要素(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

那么如何来拯救或避免呢?《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从社会学出发,最后回到伦理学,主旨是道德责任问题。

鲍曼在第七章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

他驳斥了传统的观点———道德是社会的产物,从“与他人相处”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来论述道德的前社会来源,从而将道德归结为主体性的无条件的责任。

于是,拯救之途或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三
纵观全文,笔者以为本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鲍曼相对于传统学者来说提出一种不同的研究大屠杀的观点与视角。

正如鲍曼所说的,有两条相反的路径可以接近对大屠杀的解释。

可以把大规模屠杀的恐怖看成是文明脆弱性的证明,也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文明令人生畏的潜能的例证。

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个人可以遵从霍布士传统,相信尽管已经付出彻底的文明化努力,但野蛮的前社会状态还是没有被完全消除;相反一个人也可以坚信,由于文明化进程已经成功地用人为的、灵活的人类行为模式代替了自然驱力,因而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不人道和破坏的发生;而只要自然秉性主宰着人类行为,这种不人道和破坏还是不可想像的。

由于西方的文明病因学理论的影响和人们在情感上对于现代性包含的进步性的理念的坚持,大多数学者本能地选择第一条路径,从而使大屠杀的解释一直处于相对固定的模式当中。

鲍曼则从第二条路径着手,从而丰富大屠杀研究的范式,也使对现代性的反思提高到更高的程度。

两条路径都将理论的基点定位于人类的本性,但人类本能中的单纯的“恶”却无法解释大屠杀的发生和规模。

鲍曼虽将
150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其理论奠基于人类的本性,但其侧重点并不在于此,它试图以此为前提来分析大屠杀的社会性因素,即非道德的社会性根源。

2.本书显示著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知识。

著者在此书中采用大量的历史研究成果,并运用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对此分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米格拉姆的实验。

米格拉姆通过实验发现,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有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

鲍曼在此书中用一章(第六章)的篇幅来阐述米格拉姆的理论,同时在其他各章节中充分利用米格拉姆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大屠杀。

其次是约翰·拉赫斯的行为中介理论(mediation of action ,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

鲍曼运用行为中介理论来分析现代社会机制对于大屠杀现象中的道德盲视等方面的影响。

当然,著者还运用其他许多的社会学理论。

在本书的最后,著者还提出其关于道德的传统社会学理论的修正问题,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

3.本书的逻辑论证十分严密。

本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充实的论证过程。

鲍曼首先对传统的关于大屠杀研究的一些理论质疑,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接着又通过两条路径来论证其观点:一是从大屠杀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过程来探讨其与现代性的关系;二是大屠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代性作用问题。

最后又试图从伦理学的层面来提出解决之道。

整本书的各章节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而且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指向其所要阐述的中心主题。

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著者是将其理论的元起点定位于人类的本性,而这个起点在逻辑上却是不可证明的。

但无论如何,此书不失为一部研究大屠杀的佳著,它丰富大屠杀研究的模式,拓展人们的视角,而且此书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融合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理论。

(作者陈献光,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王　凌)151
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