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组织·指路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修辞和社会动员

传媒艺术许加彪张宇然：宣传•组织•指路: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修辞和社会动员
宣传•组织•指路: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修辞和社会动员4
■许加彪张宇然
【内容摘要】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宣传工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长征标语口号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党和红军扭转不利局面、重构社会秩序和传播进步观念的重要手段。

长征标 语口号将政党的诉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有机结合，完成了修辞控效和话语取效的完美统一，被人民 群众称为“指路的明灯”和“板壁上的指南”，从而实现了有效的社会动员，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乃至革命的 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长征标语口号的传播策略为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起到了很 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长征;标语口号；修辞；社会动员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的奋斗图谱上，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新时 期，面对国际舆论波云诡谲和国内舆情复杂多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应对挑战、进行有效宣传，从而 凝聚共识、增强信任，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宣 传”一直以来是政治传播的研究重点，雅克•艾吕尔认 为：“人们是否同意宣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宣传作出回应。

”®触发人们的行动意图，激起人们的行动可能性是宣传的直接目的，宣传所诱发的往往并不是深思熟虑的行动，而是基于情感逻辑驱动作出的选择。

基于此,宣传绝非加斯•S.乔威特所言的单向灌输，而是在传者和受者的共通空间之中形成的一种传播活动。

而标语口号作为宣传的直观呈现构筑了政治传播的生动图景，搭建了传者和受者情感沟通的桥梁，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动员作用。

标 语口号承载着各个时期的不同政治主张，以其灵活机 动的形式始终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是学者们探寻政治传播要义的重要切人点。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宣传鼓动的工作，即使在戎马倥偬、颠沛流离的长征途中，也不曾忘记 宣传工作。

在多种意识形态激荡与碰撞的今天，回望长 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不利局面采取了什么宣传策略，进行了怎样的政治动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 实价值。

中央红军的长征，大约在一年时间内途经中国 14个省，翻越大山18座，横渡大河24条,行程约二万五 *千里，被费正清称为“比摩西带领信徒穿过红海更大的 奇迹”®。

长征的胜利，不仅有赖于党的正确领导和红军 不屈的品质，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宣传与动员。

红军所 到之地标语条条人目，行军之路口号声声人耳，其改变 了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形成了协同合作的传播 策略，迅速地贏得了民众的认同和信任，有助于扭转内 外交闲的不利局面。

长征的宣传工作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经过了战略性的前瞻布局与设计工作，充 分考虑了如何将实际情况、政党目标与民众需求相统一 的问题。

有鉴于此，引发我们思考如下问题：长征中红 军的生存面临极大的挑战，所选择的路线多为边远地区，红军在急匆匆的行军中为什么重视标语宣传工作？红军选择的标语口号体现了怎样的修辞策略？红军驻 地暂留的时间短暂而宝贵，而且物资匮乏，红军怎样在 最短的时间采用最经济的手段以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具体而言，红军是如何利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动员 的？实际上，对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修辞以及社会动员进行考察，能够再现当时的政治传播图景，识别长征 标语口号的传播策略，以期对当下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 多变的舆论生态环境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二、建制化的红军宣传队：红军不是单纯为了打仗
中国共产党深深认识到，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

1927年9月，在江西永新三湾改编上，毛泽东为士兵委员会制定的5条规定中就包括“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等。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媒体的社会动员研究”（项目编号：15BXW006)、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媒体社会动员机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4ZD0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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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中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 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

®古田会议明确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决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 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打仗的，离了对群众 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多项目标，就是 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s显然，毛泽东没有机械地割裂红军的军事职能和宣传职能，而是辩证地整合两者之间的联系。

他清 楚地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抓住了革命的核心要义，随之设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正是这种 认识观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成功。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红军经过整改，设立更加规范化的宣传队，并配备建制化的宣传兵，从组织规范和人员配备上保证了宣传工作有序有效地进行,这一举措保证了宣传工作的常态化。

古田 会议决议指出，以支队为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丨人,宣传员16人，挑夫1人（挑宣传品），公差2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每分队有 分队长1人,宣传员3人。

为了加强宣传队伍建设，在 中共地方政府和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加人。

古 田会议决议案对宣传队和宣传员的规定非常具体，奠 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了 《宣传员工作纲要》，第一条就要求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把规定的标语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

®大到人员分配，小到工作细节，红军的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经过了严密细致的布局。

宣传队的结构合理，宣传员的职责清晰，都有力 地推动了红军宣传功能的实现。

同时，红军的宣传工作坚持专职性和常态性相结合的原则，宣传员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普通战士在作战之余发挥必要的作用，这种创造性的功能安排，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进行宣传动员，也增强了红军战士对于政权的心理认同。

在红军即将进行长征之际，党站在总体部署的角度再次强调了宣传鼓动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 前瞻性的战略安排充分保证了红军长征途中的社会动员效果。

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 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要在沿途进 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在墙上多写标语口号，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

@在长征中，宣传鼓动的工作更加受到重视，宣 传队的组成更加精干、分工更加明确、任务更加具体。

长征中红军各部队基本建立宣传队（或剧社），多数在10人到20人之间，宣传队下设几个分队或小组。

如战 斗剧社下设3小分队:一分队是讲演分队，负责宣传和 组织群众;二分队是艺术分队，负责写标语;三分队是张贴分队，负责张贴标语。

®当然，红军的宣传职能并不仅仅是宣传员的职责，而是对每一位红军的普遍要求。

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转载《战士报》的 《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具体办法为:第一，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第二，每人 每天都写一个（条）至五个（条）标语；第三，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第 四，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陈云事后总结，每个红军战士，无论在何家寄宿，都要 召集全家会议，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性质，使党的鼓动深人到最广泛的民众中去，而且红军兵士身上都带有粉笔，每天在经过的地点至少要写三个口号。

@正是这样铺天盖地的宣传态势，全军上下的合力推进，标语口号散布在红军所到的每个地方，使党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理念得以传达给广大群众，从而为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提供了现实条件。

为了取得各地行动的最大共振效果，红军也制定了规范性的宣传标语，用以指导各基层宣传机构的行为。

1935年1月8日，总政治部颁布《关于进人遵义城的通令》，公布十二条口号及八项注意，口号中特别有“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遵义工农解放万岁！”，八项 注意的最后一项是“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显然这些口号与注意事项带有很强的针对性。

1935年2月27日，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拟定瓦解敌军的宣传材料12条，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对白色官兵宣传鼓动的口号与标语》《目前适用的标语口号》，要求每个红军战士“熟记12个对白兵宣传的口号”“每人写一条对白兵宣传的标语口号”。

这些指导性的标语口号的颁布，充分发挥了红军宣传上统一指挥的集体战斗力。

其以统一规范而又具有针对性的宣传策略传达了每一时段不同的政治任务，及时迅速地将政治主张与社会动员有机结合。

当然，标语宣传只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同时辅以行军宣传棚、群众集会、剧社演出等活动，以期发挥共振的传播效果。

红军政治部在行军途中特殊地方设立宣传棚，降低行军疲劳，提振行军精神。

陈云回忆，在翻越老山界时,宣传棚里有留声机播放唱片的声音，片子唱完，还有歌声。

棚旁边的石头上还有粉笔写的口号：“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
三、媒介域：红军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
法国著名传播学者德布雷认为，媒介域指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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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信息和人的传递和运输环境，包括与其相对应的知
识加工方法和扩散方法。

50媒介域作为信息传递的技术、社会联系的机理、社会秩序的建构三者之间互动的
场域，勾连了媒介使用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特定的情境中，大量地制 作和传播标语，使标语成为一种大面积高频率流通的
传播介质。

1标语口号作为一种脱域化媒介，不受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极具传播性与普及性，没有技术门槛，可以很快抵达人民群众，营造了一种随处可见的良好
宣传氛围。

长征期间，红军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标语口号。

标 语的位置经过精心考量，多位于民众日常生活密集的
地方，如住房墙壁和门板、庙宇祠堂的公共场所、村边 的路口山峰等地，使民众抬头能见、出门能见、走路能见。

红军长征经过的云贵川等地，城乡居民的建筑多
为土木结构，木板壁和土墙壁的质地和面积成为书写
标语的良好园地；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的《宣传动员 令》要求，将白军宣传的12个口号在屋内屋外、前壁后 壁、堂屋内、睡房内、厨房内、茅厕内一概写得满满的。

®1935年5月4日，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手谕说：“顷 闻凡匪经过之地方，标语甚多。

或用文字张贴，或用石 灰红朱涂写抹墙壁，遍处皆有。

”M红军写标语因地制宜，不求固定的形式，只求宣传效果有效即可。

如同德 布雷在总结基督教是如何实现媒介化传播时谈到，“从 低处可以传播得更好。

解码成本低，听众却更广。

地 理上通过周边，如同一个移民者和迁徙者的宗教”®。

红军在制作和书写标语口号时，始终面向劳苦大众，重 视现实空间与生活场景，不只实现情感连接，更生成了 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为劳苦大众提供了具有“想象空间 的信息”。

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并非因循守制，而是发挥
创造性的想象力，针对不同的情境和传播对象设计不
同的传播策略四军前委宣传科编的《宣传须知》中指出，在农村必须多贴写关于农民方面的标语及宣传品，在城市必须多贴关于工人及商业方面的标语和宣
传品。

红军的标语书写，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和
不同的斗争对象，选择适合当地的标语，既有一以贯之
的主题标语的传播，也有因地而异的特色口号。

红军 一路行进，在各个地区都书写了主题性的标语，如“红 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等。

红军到了 四川以后，常写“四川工农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万恶
的国名党军阀蒋介石、刘文辉、刘湘！”“打倒出卖川西
北的邓锡侯！”等标语。

在经过少数民族居住地时，党 和红军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对他们进行富有特
色的宣传。

在贵州遵义等地，书写了大量适合苗、侗、瑶族特点的标语，如“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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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等：在广西，提出了“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压迫瑶民修炮楼”等口号。

在云南，提出了“彝民们团结起来，不还租，不交债”“优待少数民族，保护信仰自由！红军保护土司人生命财产！”等口号。

到了甘肃以后，增加了“信教自由，保护清真寺!”“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等口号。

长征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红军还是利用了 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标语口号的传播，秉持因陋 就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立等可成的策略。

红军用 毛笔、碳灰、粉笔、石灰块在所经之地的墙壁上、城门 上、石碑上、柱子上、山石上、树干上等地方书写标语口 号。

红军长征时标语的书写工具非常简陋，原料有烟 筒里的烟灰、锅底的黑灰、窖里的黑灰、白石灰、红土 等，使用竹丝、牛尾巴、捶软的茅草来制作毛笔和刷子，不求艺术的审美，只求传播的成效。

据西方传教士回忆，红军宣传队在小山村一切可写的地方用红、蓝、白色书写标语，并且到处散发传单，反复宣传他们是红军。

®红军还制作了“叶报”，就是将标语口号写在树叶上，在部队内部相互传阅，加油鼓劲。

红一方面军渡过 大渡河后，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每个红军战士“找 一块木板或竹片，写成标语，送敌方或流入河中”。

此 夕卜，红军战士还利用风筝、“孔明灯”进行宣传。

1936 年9月上旬，红八十一师向宁夏预旺堡西南的李旺堡进军，战士们扎好风筝，把传单捆在风筝尾巴上，然后 点上香，当风筝顺风飞到李旺堡上空时，香火烧断了捆 传单的细绳子,五颜六色的传单便飘落到李旺堡内，师 宣传队和各连队宣传组经常对堡内喊话，最终和平解 放了李旺堡。

8长征途中，红军利用不同的物质材料制作并书写了丰富多样的标语口号，将抽象的政治理念化作一个个具体可见的实体，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士兵的行军打仗中流通，甚至于进人到白军的阵地瓦解其内心防线。

标语口号以其灵活机变、取材方便、简洁 明晰等优点，成为为红军宣传的不二利器，实现了远距 离的传送和受众量级上的突破，如德布雷所言：“太早 被理论化，它就可能会消逝在路上。

”®红军标语口号在长征宣传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功用，实现了宣传效 果的最大化。

四、修辞令:长征标语口号的话语策略
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B,每个人都利用这个系统来寻求意义的共通空间和价值观的凝聚空间。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了能使 观念得到更好的表达与传播，自然离不开修辞。

陈望 道认为,修辞是“达意传情的标记”，应“以适应题旨情 境为第一义”。

陈望道提出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消极修辞侧重“使人理会”，强调的是清晰晓12期（总第2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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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准确无误，重在锤炼词语句式;积极修辞侧重“使人 感受”，强调的是有力动人，具体可感，重在巧用各式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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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冈在1932年2月21日《红旗周报》上刊文《规 定口号的艺术》中说:“口号就是某种职任或目的之简明的标语;一切群众斗争之中，尤其是政治斗争，口号 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长征标语口号以情境和题旨为出 发点,摒弃了一味追求修饰的“美辞说”，充分发挥修辞的宣传功效，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有机统一，从而 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由于长征行军的环境极其恶 劣，发表长篇大论显然行不通，而标语口号形式短小精 悍，内容通俗易懂，易于使用。

从消极修辞的角度来看，红军长征标语口号在内容方面做到了意义明确、文 词通顺，在形式方面做到了词句平均、安排稳密。

如 “斩断乌龟头”“拿下遵义”“突破乌江”等口号,词和词 的关系明确，且为动宾结构，无主语，简洁明快、目标清 晰、适切题旨、注重情境、传播便捷，从积极修辞的角度来看，红军长征标语口号注重体验性和具体性，有意 识地运用多种辞格丰富形式，把控节奏，加强传播效果。

如在四川万源县新店子镇石柱上留有的石刻标语“斧头劈开新世纪,镰刀割断旧乾坤”。

在长征标语口号中，最常见的是排比和对偶辞格的运用。

“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国民党卖 国，共产党抗日”等标语铿锵有力，直击人心，调动群众 情感，实现社会动员。

如“绅粮堆谷满仓，干人无米煮汤”，不禁令人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 景。

红军还采取民谣和方言相结合的方式，创作了“红 军到，干人笑，绅粮叫。

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

要使 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 弟兄拖枪炮。

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的标 语，运用排比和对偶等多种辞格，塑造了社会地位对比 鲜明的艺术世界。

红军甚至到了甘肃以后，还采纳“红 军是干人自己的军队”标语，可见“干人”一词的艺术影响力。

长征标语口号宣传，需要与反动派的宣传进行斗争，通过有意地呼告或无意地传播从而被人识记并认同，所以对语音修辞的要求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音韵 和谐上来看，标语口号十分讲究押韵。

相同韵脚的使用，使得音调回环往复、停顿明显、朗朗上口、节奏鲜明。

另外，由于声母和韵母的选择不同，音节的响亮程 度也不同，而清晰响亮，字字人耳，是口号实现最大效度传播的基础。

长征标语口号中常出现的“打倒XXX”，两个“d”声母相连虽减弱了一些响度，但韵母“a”的出现抵消了这一点，而“打倒”同时作为一个双声词增加了句式的立体音效。

®从音节匀称上来看，标 语口号多使用双音节，前后字数句式一致，增强语音表现力，悦耳动听，展现别样的音乐美从平仄恰当上来看，标语口号的声调要求富于变化、高亢激昂、抑扬顿挫，如“抵制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节律为“仄仄平 平仄仄，仄仄仄平仄平”，“走完二百里，赶到泸定桥”节律为“仄平仄仄仄，仄仄平仄平”，音调起伏动听，极 具音响美。

在肯尼斯•伯克看来,修辞更像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传播理念。

他并不只是站在“工具论”的角度上理解，更多的是从“本体论”层面出发，扩展了修辞的涵盖范围。

他的新修辞学思想以“同一”概念为核心0®伯克并不专注于“文辞”上，而是更加注重传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以双方是否能达到“同一”来判断好坏，类同于通过传播、交流来寻找一个共通的意义空间。

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界限。

”8“同一”是从“实质”的概念中演变而来，关注的是物质、行为、信念以及价值观等特性，当双 方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实现共享，那么“同一”就成 为了可能。

“同一”与“同体”不可分割，当两个实体拥有共同特质,那么他们也是“同体”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广泛使用标语口号宣传鼓动群众，在修辞上大下功夫，不只停留在文辞与韵律上，而是努力寻求“同一”，使红军与群众真正成为“同体”，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

红军在标语口号修辞的选择中，一方面利用肯尼斯•伯克所言的“同情认同”，找到了双方情感的共同点，强调了“中国人”和“工农”的相同社会角色，创造 了“自家人不打自家人”“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中国快要亡国了！只有抗日反蒋才能自救救国！”等一系 列标语口号，拉近了红军与群众的情感距离，取得了“同一”；另一方面利用肯尼斯•伯克所言的“对立认同”，通过新的分裂走向了新的聚合，将土豪劣绅、军阀 走狗以及日本侵略者置于对立面，明确提出“打土豪分 田地”“白军兄弟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打日本去！”等标语口号，使双方瞄准共同 的靶子，取得了“同一”。

针对白军而言，红军也是区别对待，称普通的白军士兵为“白军弟兄”，称白军官员为“白军官长”，更高级别的为“军阀”。

在遵义会址内有一条红军标语将国民党的党字写成了“ 5党”，这 个生造字带有明显的情感偏向。

由“分离”走向“同 一”，是伯克所说的修辞的本质，也是红军长征标语口号能够克敌制胜之所在。

在言语交流的过程中，修辞 是一个极富创造性和机变性的传播手段，它所产生的使役驱使力的大小，直接反映为能否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

五、板壁上的指南：长征标语口号的社会动员
长征这首人类历史上的“远征史诗”，不仅是神奇
现代传播2020年第12期（总第2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