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文论观

讨论司马迁的文论观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司马迁，西汉夏阳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

他在文论方面的贡献很大，一方面体现在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另一方面体现在提出了文艺观点“发愤著书”说。

（一）“发愤著书”说的提出：
这一观点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

这是他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

文章中，他用一种激愤的笔调，叙述了自己蒙受宫刑这一莫大耻辱的事情，倾吐了他难言的痛楚。

不平的经历后，他只能“隐忍苟活”。

为了达成父亲的愿望，也为了宣泄了他强烈的不满，他最终坚持完成了难得的著作《史记》。

他在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名作的诞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作家都遭遇了不幸。

司马迁正是通过对古代圣贤著书的列举，通过论述，总结出“发愤著书”的理论。

（二）“发愤著书”说的来源：
首先，司马迁这一观点的提出，与他不平的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于败将李陵投降匈奴一事，汉武帝征求大家的意见。

而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了些公允的话，被认为是反对朝廷，最终被残忍处于腐刑。

经受这一奇耻大辱，让司马迁看清了本欲讴歌的武帝“盛世”的狰狞本质，促使他通过写书来宣泄愤怒。

其次，除了现实因素外，“发愤著书”也有着思想来源。

他继承和发展了“诗可以怨”的理论，强调文学创作怨刺时政，补敝起废的作用，但在情感论上又突破了“诗可以怨”中那种温柔敦厚的风气，大胆提倡“愤”的情感作用。

关于这点的论述，司马迁以屈原的《离骚》为例。

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

这种“怨”不是作家个人的愁神苦思，而是“正道直行”受到压抑，不得不发生“惨桓呼号”，“屈平正道直行，竭中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问之，可谓穷矣，信而见颖，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司
马迁揭示的这个由“穷”到“怨”的创作过程，不仅概括了他自己的发愤著书的过程，也是封建社会进步作家从事创作的共同特点。

（三）“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发愤著书”说不仅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凡物不平则鸣”，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深化演绎。

“不平则鸣”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越是动荡不安的社会，越是容易诞生伟大的作品；另一种意义上讲，作家的优秀作品，往往与他的不平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遭遇的挫折与苦难，或是特殊的情感体验，都可以成为激发他创作的动力。

不同于“发愤著书”的是，韩愈所说的“不平”，不单单指不幸，同时也可能包括异常兴奋等感受。

在此基础上再延伸一下，我们可以说，写作就是有感而发的创作。

不管是名家还是我们自己，写作都离不开灵感。

现实中的某一事物，突然让我们有所感触，我们可能就会借助语言表达记录下来，正如诗歌中经常采用的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等手法一样。

这样的写作不用过于费心思，却往往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因此，今后当我们想写东西时，不一定要“发愤”，但一定要“有情”。

汉语言文学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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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