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审美：现代文学经典的界定与书写

情感与审美：现代文学经典的界定与书写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在文学上的显着表征，是纯文学的日益边缘化。

这种边缘化与宏大叙事的解体息息相关。

随着“共名”时代的结束，“无名”时代的到来。

[1]我想当代许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狂欢于无拘无束的“文学圣殿”的同时，一定会发现有些东西正在离开他们而渐渐远去，也一定会伴有某种文学方向的迷失，因为代表时代特征的文学主潮不见了。

“乡土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以及“新月诗派”、“现代诗派”、“朦胧诗派”，这些当时盛极一时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渐渐地淡出文学尘烟暮霭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诸多作家在文学面前的手足无措。

于是有些作家盲目地照搬与追捧西方文学，从而忽视了对本土文学资源的把握与梳理，以至于形成了今天对本土文学经典开掘不够的现状。

加之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很多人为了生计、为了金钱，为了无休无止的欲望而疲于奔波，他们根本不可能有闲暇的时间去欣赏路边的风景，也不可能潜下心来去悠闲地品味自己的人生。

这些人已经记不起自己刚刚踏上人生路时那些稚嫩而单纯的最初梦想，已经找不到自己灵魂的根柢和生命的真正皈依。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无家可归感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命运。

正是因为人精神上的贫瘠，致使当下堪称文学经典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少。

当今文坛的现状是，大众文学、消费文学长足发展，而纯文学被日益边缘化。

长此以往，必然会带来作家和读者审美能力的丧失。

可贵的是，新世纪以来，评论家们已经纷纷地开始了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寻找，[2]许多作家，尤其是先锋作家也已经开始由对“西方艺术手法的求新猎奇，转向民族传统文学的坚守。

”[3]
在这样文学语境下，以怎样的标准来估衡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和当下如何创作文学经典的问题，便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拟以在当下没有“过时”的一些现代文学经典为例证，来探讨和分析当下文学经典应该如何界定与甄别，以及应该怎样面对与书写等几个问题，以期为现代文学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情感与审美：经典的界定与甄别
以前对于文学经典的界定，总是停留在文学史叙述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心目中的文学经典都是我们在大学课堂上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定，“鲁郭茅、巴老曹”的许多作品都是经典的，“三红一创，宝林青山”也确属经典无疑。

可是今天，当我们阅罢一些所谓文学经典之后，却是味同嚼蜡，我们丝毫感觉不到阅读快感和审美愉悦。

这就不禁会使我们产生质疑：究竟是我们的审美感官出现了问题，还是文学史对于经典的界定出现了问题？
其实毋庸置疑，并非是我们审美感官的问题，也并非是文学经典界定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与政治向来是血浓于水的关系，从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到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50-70年代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调的文学，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以“启蒙和革命”为主调，一直都在以政治作为文学的规约。

而实际上，直至今天，我们也依然不可能脱离政治来谈论文学，只是较以前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罢了。

所以以往文学史的书写，势必会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动辄以政治事件为标题，要么以政治事件的年限为线索，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的分期完全吻合。

（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这样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必然会把那些具有启蒙和革命意识的作家、作品列在经典之列。

这样的界定，在当时那个狂热化的年代应该是合理的。

因为它符合当时的时代语境，也符合当时人
们要求觉醒和追求自由的强烈诉求。

人们渴望凭借文学长歌当哭，喊出心底的痛苦或畅快的真实的声音！
但是我们也应该明晰：如果说文学经典具有“共时”特征的话，那么在“历时”的转变过程中，它就有可能失去它的经典地位。

因为时代在变、语境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也都在发生着不同的改变，所以过去的经典，现在未必还是经典。

因为以我们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它已经失去了经典意义。

比如胡适的《尝试集》，当时在诗坛上是具有轰动效应的，因为它开创了白话诗写作的先河，提供了新诗写作的范例，但是我们今天却怎么也不能认同它就是纯然的诗。

再比如郭沫若的《女神》，诗中那种“毁灭一切，创造一切”的精神，当时不知道引起多少青年人的共鸣和呐喊，但是今天读来，却如何也勾不起我们冲动的欲望。

又比如“三红一创、宝林青山”这些红色经典，我们读这些经典，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文学史上被经典化了的，我想很少有人是真正地要去读懂那个时代，去了解那时人们的真实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没有了当时人的火热激情。

所以文学史上的经典，在今天看来，许多都已经成为了“过时”的经典。

相反，一些不被当时主流所重视、所认可的文学作品，在当下却反而成了人们最为喜闻乐见的作品。

在小说领域，比如沈从文、张爱玲、萧红等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诗歌领域，比如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一些诗作。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逆？我想原因有三：
第一、对于那些革命类型的小说和诗歌，我们脱离了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够再身临其境地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我们没有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所以也无法想象当时战争的场面是怎样的波澜壮阔，又是怎样的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把它们转化成记忆，然后在短暂的时间内将其遗忘。

第二、任何一部作品要想成为传世之作，作家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实情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石。

施叔青的话可谓至理名言，“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

如果有真性情，则普通人的一点感慨常常很动人。

如果心口不一，纵然扬洒千言，对他人也如春风过耳，哪里谈得到感天地、泣鬼神！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人生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

”[4]而我想有了真实的情感还是不够的，还要做到此种情感能和读者的情感相契合，相对接，形成一种交流的关系，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引发他们思考，而不是教条式的说教。

也就是说，这种情感不仅是作家的真情实感，而且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

比如说，《红楼梦》之所以百世流传，一方面源于作家自身情感的真实，而更为重要的是源于作者把这种悲剧性的情感带入了文学创作，使作品浸染了浓郁的悲情色调，而这种悲情色调，恰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特征。

第三、文学与其它学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审美性。

如果一部作品只是平面化的叙述或者是故事的叠加，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没有精妙绝伦的叙事语言，没有意味深长的生命旨意，那么这样的作品肯定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尤其是在诗歌领域，没有优美的语言，没有和谐的韵律，断难产生卓越的篇章，这也就是为什么《尝试集》和《女神》成为“过时”的经典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那些反映人类普遍的情感特征，又不乏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才能够成为经久不衰、千古流传之作。

二、没有“过时”的经典
“情感”与“审美”在当下无疑成为了界定与甄别现代文学经典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尤其是在诗歌领域，我们更加强调一首诗的情感和审美效果。

因为诗歌是最重情感与审美的“主情”艺术。

情感与审美无疑是诗歌写作过程中两个最重要的要素，而且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没有情感，只有审美的诗篇，就好似华美的空中楼阁，纵然眩人眼目，但难以落到实处，
难以打动人心；而没有审美，只有情感的诗篇，尽管情感真实，也极有可能沦为情感的直接宣泄和无序堆积。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首诗如果没有诗人的真实情感作为整首诗的感情底色，没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没有朦胧的美感，没有和谐的韵律，我们如何也不能认定它为经典的诗歌。

这也正是我们把诸多的“早期白话诗”和“政治抒情诗”称为“过时”经典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并不是忽视这些诗作当时的经典意义，只是当下，这些只有虚浮情感，而毫无美感可言之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堪称经典了。

相反，那些寄予着作者真实情感、带有人类普遍的精神意绪和不乏美感的诗作，恰恰成了当下的经典。

比如说戴望舒的《雨巷》，它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经典，首先在于它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意绪和情感特征。

可以说，《雨巷》是个人与时代双重苦闷的结晶，是诗人心灵炼狱中熔铸出来的优秀篇章。

整首诗中的意绪和情感，都是以诗人真实的人生体悟为底色的，雨巷的寂寥，潮湿，毋宁说是诗人心底的寂寥与潮湿；梦一样的姑娘的到来和离去，不仅是恋人的远离，更是理想的幻灭。

而孤独、寂寞、忧郁、虚无和幻灭等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情感个性，恰恰是几千年来，人类所共有的，所以它才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其次在于《雨巷》独特的审美效果。

江南、雨天、小巷、“丁香一样”的姑娘，这不仅是一个卓越的诗境，而且是一个唯美的画境，可与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相媲美。

同时，整首诗循环往复的构架，和谐的韵律，舒缓的节奏，从字里行间漫溢出来的美感，使我们仿佛徜徉于“音乐的圣殿”，有一种醺醺然，陶醉于其中之感。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忘怀那条悠长、寂寥而又潮湿的雨巷。

再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它的经典意义就在于真实地反映了人类所共有的一种离愁别绪和对于康河美的赞颂。

还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其经典意义意义就在于真实地表达了对大堰河母亲的深沉之爱，以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劳动人民身上那种质朴、无私的人性之美。

又比如舒婷的《致橡树》，其经典意义就在于整首诗都寄予着舒婷真实的情感体验，以及由此迸发出的爱的激情和朦胧之美。

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无法一一枚举，但其经典与否标准也许只有两个关键词：情感与审美。

情感与审美，不仅可以作为考量诗歌优劣的标准，而且在小说领域也同样适用。

比如说沈从文、张爱玲、萧红等一些作家，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是不太被主流所注意的，而且沈从文，张爱玲是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

可是今天他们的作品却渐渐地浮出了文学的地表，为人们所关注和喜爱。

我想其原因，不仅仅只是因为夏志清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提高了他们地位的原因。

因为即使把他们的地位提的再高，如果其文本是拙劣的，一样不会有读者。

其结果只能是文学史的拔高，而不是读者群的扩大。

所以，沈从文、张爱玲的诸多作品能够吸引读者，成为当下的文学经典，肯定是另有原因的。

我想其原因，就在于蕴藉于文本之中的情感和审美特性。

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一直试图挖掘人性主题，他写人性的虚伪（以《八骏图》等都市小说为代表），也写人性的美善（以《边城》等乡土小说为代表），但他显然更偏重和欣赏后者，他强烈渴望把这种美善的人性供奉于“希腊小庙”，以供后人瞻仰。

沈从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真实而强烈的情感冲动和体验作为自己创作的基石，所以《边城》中那种田园牧歌般的世界，才会让我们感到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之感。

湘西的山美、水美，人更美，这些都牵动着每个读者的心，渴望也能生活在其中。

因此，我觉得《边城》之所以成为没有“过时”的经典，恰恰就在于他对人性美的执着信仰和追求，以及对于湘西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的深情赞颂，而同时他又总是向这个世界的人们投以悲悯的一瞥，使我们读后有一种凄美的感觉。

我们再来看张爱玲的小说，近日《小团圆》的出版。

又再次引起了学界关于张爱玲的讨论热潮。

而事实上，张爱玲一直是现代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她的作品也一直是
没有“过时”的经典。

我想其原因就在于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作品中所蕴藉的苍凉的美感。

情感与审美，当然不仅仅适合于界定经典的诗歌与小说，它同样可以作为估衡散文和戏剧的准则，因为篇幅所限，在这里不再赘述。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情感和审美完美融合的作品，才更容易得到当下读者的青睐，政治性较强的作品却渐渐被读者所厌弃，（比如除了学界，当下的读者很少有人再去读蒋光慈、张天翼，艾芜、沙汀，甚至是茅盾，丁玲等政治意识比较浓厚的作家的作品。

）而经典作品中的情感和审美又多是具有悲情性色调的。

也许这正印证了悲剧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人的一生当中总是痛苦居多，而欢乐尚少，即使有欢乐，也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已。

正如雪莱的诗句所吟咏的那样，“花朵盛开在今天，／明朝呀就会枯死；／一切我们之所恋，／诱人地一闪即逝。

／什么是人间的欢欣？／就如闪电嘲弄夜晚，／固然灿烂，可惜短暂。

”[5]
正因为快乐的极其短暂，而人生的不如意事总是十之八九，所以人对于痛苦体验的也最为深刻，如果作家把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的人生感受写入文学作品，就极有可能与读者产生共鸣，生成优秀的篇章，成为不朽之作。

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可谓颇多，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屈原没有被流放的痛苦经历，就断难有《离骚》的问世；如果司马迁没有受到宫刑之苦、囹圄之难，就不会着就“史家之绝唱”《史记》；如果曹雪芹不是家道中落、贫困潦倒，也不可能写出千古名着《红楼梦》；如果鲁迅没有对中国黑暗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没有由此而产生的悲愤情感，也完全不可能写出惊世骇俗、针砭时弊的《呐喊》、《彷徨》。

因此，孤寂落寞、忧郁感伤是人的一种共有的精神情感，尤其是当下，在人与人的关系日益淡漠化的今天，孤独和忧郁如影随形，成为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感受。

当人在独自咀嚼孤独和忧郁的时候，也许你就会不经意地想起那条幽暗潮湿的雨巷，那个梦中恍惚迷离的姑娘；也许你会想起那条留下诗人多少回忆，而又不忍离开的泛着柔波的康河（《再别康桥》）；也许你会想起宁愿溺死自己的孩子，而要把无私的爱给予另一个新生生命的“我”的“大堰河保姆”（《大堰河——我的保姆》）；也许你会想起翠翠渴望傩送早日归来的那双充满忧郁的明眸（《边城》）；也许你会想起曹七巧那个孤独而无奈的“苍凉的手势”（《金锁记》）；也许你会想起小团圆媳妇那牛马不如的生活场景……
因此，这些蕴藉着人的精神情感的优秀之作，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下的文学经典。

三、经典：当下如何面对与书写
既然传统的许多文学经典都已经成为了“过时”的经典，那么当下以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传统的文学经典加以重新厘定、整合，以及又以怎样的方式把它们写进文学史，便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早在八十年代陈思和、王晓明等就已经提出过“重写文学史”的主张，[6]时至今日，确实也出现了几本质量比较高的文学史范本，比如温如敏、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曹万生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等。

这些文学史，在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都是较有影响的，而且有些还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学史着作。

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些文学史着作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文学史着作中的一些瑕疵：这些文学史着作大部分都停留在对“史”的叙述这一层面上，大
部分都是对文学史线索的梳理和构架的搭建，而对文本的分析阐释不够。

但也并非乏善可陈，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是一部比较不错的文学史着作，它对许多文本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和解析，并且发现了许多当时被主流文学所埋没的文学经典。

“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等概念的提出，无疑丰富了文学史的写作范式，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然而这样的文学史着作实在是太少了，当下的文学史书写缺乏对文学经典再发现、再整理的过程，我们迫切需要把那些曾经不被重视，而现在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写进文学史，也需要把当下遴选和整理出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写入文学史。

同时应该打破那种千篇一律、毫无创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以经典作品为中心，对其加以详细分析阐述。

在分析阐述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治视角，而应该多从情感与审美的角度着眼与把握。

我们应该明了，一部文学史，不仅需要客观的叙述，而且也需要写作者精神的介入。

因为一部没有思想的文学史着作，就像一个板起面孔生活的人，貌似冷静，实则呆板。

一部文学史也许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有闪光点，要有写作者独到的见解与个性的张扬。

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情感与审美视角的介入，是万万做不到的。

而我想，这种情感与审美的准则，不仅适合界定传统的文学经典，同样也可以作为考量当下文学作品优劣的法则。

如今，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小说面世，然而真正有水准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

归其原因，大多数作品都缺乏作家的情感投入，这种零度情感的写作范式，势必会带来小说“诗意的大面积流失”，同时许多作家都在“走形式极端，大搞能指滑动”，“文本平面化的激进语言实验与狂欢”，势必会使文学的审美效果大打折扣。

[7]因此，如何才能书写出文学经典的问题，便成为了当下亟待解决的一个重
要问题。

在此，笔者提出一些肤浅的意见，以供当代文学研究者参考。

第一、重建道德伦理秩序。

在这样一个去中心、解构崇高、反理性、反人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这样的多元化无疑给作家提供了许多创作的契机，任他们在自己精神的自留地上自由地撒播灵魂的种子，尽情地享受文学给予他们的心灵愉悦，但是同样也给当下作家带来了无数的危机与挑战。

经济大潮对人的头脑的一次次洗礼，让许多当下作家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他们已经彻彻底底地沦为了这个时代的边缘人，他们不仅失去了传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和轰动效应，同时在许多时候也失去了读者对他们应有的肯定和赞许。

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些作家渐渐地失去了自身所固有的清高本性，并且在精神上有颓势化的倾向，为了牟取商业利润，他们不惜僭越自己的人生道德底线，写作低趣味、媚俗化的拙劣小说。

所以，如今没有太多经典的出现，也许并不都是作家文化水平低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问题，因此重建作家的道德伦理秩序便至关重要。

记得曹丕早就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过“文以气为主”、“以人论文”的主张，这样的论断是公允的。

因为，如果一个作家的道德感不强或缺乏道德担当的勇气，不仅会影响到作品的质量，还会给读者带来不良的影响。

第二、深入在场、切身体验
现在许多作家都身居城市，享受着余裕的生活，对外界所知甚少，作品的生成更多的是源于“虚构的热情”，写暴力、写仇杀、写情爱、写商情，也写歇斯底里的狂叫……然而大多都是空泛的形式演绎，难有让人为之振奋的东西，我们感觉不到作者灵魂的重载！
也许正是因为大多数作家身居城市的原因，所以现如今都市题材的小说日益增多，而乡土题材的小说却越来越少。

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底层的声音是越来越微弱了，乡土叙事正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

这当然与农民的文化水平低下，难以书写自己的性灵有关，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缺乏能够真正地深入到民众生活，与农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作家。

像赵树理、高晓生、张承志这样的积极地为农民立言的作家，在当下是很难找到了！所以底层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弃儿，有时呻吟几声，但是是无力的！
为时已久的“底层文学”讨论热潮似乎已悄然落下了帷幕，虽有成效，但不圆满。

如何面对与书写“底层文学”？笔者认为，也许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在场、切身体验，否则可能一切都是空谈。

第三、紧贴时代、关注民生
后现代主义批评家阿多诺认为，“一个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就在于其能否表达时代的真理内容”。

好的作品，它应该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应该为了“反抗遗忘”而存在[8]，它应该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

而关注时代，最终的落脚点是关注“人”，因为人是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代代的人演绎和引领了一个个具有不同特色的时代。

关注“人”，就是要关注他们的现实处境、精神风貌和人性特征。

写他们生存的艰辛，也写他们的乐观，写他们人性中的善，也并不回避他们人性中的恶；写他们的淡定、幽默、滑稽、直爽，也写他们内心的不安、焦虑、矛盾、犹疑……
因此，在我看来，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应该是时代表征、生命旨归与作家心灵诉求完美契合，感情充沛而又不乏美感的卓越之作！记得曹征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小说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失去了对这种关注作审美展开的耐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我不知道当代文学何日能恢复它应有的尊严。

但毫无疑问在主义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

”[9]我极其赞同他的观点，不仅是因为表述的精彩，更重要的是它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