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何在——伊什梅尔·里德《逃往加拿大》中的“文化奴役”解读

红河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第17卷第5期
2019年10月
Vol. 17 No. 5
Oct.2019
D0l:10.13963/ki.hhuxb.2019.05.013
出路何在
—
—伊什梅尔•里德《逃往加拿大》中的“文化奴役”解读赵莹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310058)
摘 要：“奴役” 一词在美国非裔小说家伊什梅尔•里德的小说《逃往加拿大》中有多重思想内涵。

作者在书中明确
提出，“奴役”不仅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上的概念，更是一种文化状态和思想心态。

在社会主流文化的长期界定和支配下， 获得物质自由的黑人群体不能就此迷失本民族文化身份，迫切需要精神文化层面的二度解放。

借助小说不同角色之口，里 德对精神文化奴役带来的身份困境及可能的文化出路进行了探究。

同时，他对历史背景的有意模糊更让小说具备了深刻的 现实意义，映射出黑人群体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困境。

关键词：文化奴役；伊什梅尔•里德；《逃往加拿大》；文化困境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 (2019) 05-0054-04
伊什梅尔•里德(Ishmael Reed, 1938-)是当 代最具影响力的美国非裔作家之一。

其作品大多风 格独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讽刺意味。

同叭
里德明确的多元文化意识使其对于黑人文化传统十 分关注。

《逃往加拿大》(Flight to Canada )通过 叙写不同人物面对奴隶身份的观点和策略，强调了
精神文化层面的博弈在美国社会黑白关系中的重要 地位。

因此，有学者认为小说“揭示了黑人奴隶， 甚至是20世纪的非裔美国人都未能获得的引人关 注、多维度的自由” [1]69o
《逃往加拿大》一书围绕主人公瑞文创作的
同名诗歌展开。

小说以内战前后的美国为背景，叙 述了原南方奴隶瑞文、40s 和利奇菲尔德三人逃离 奴隶主斯威尔的庄园，计划北上加拿大的经历。

其
中指涉、戏仿、时空并置等后现代的叙事技巧的运
用让小说中的种族问题和反思跨越了时代限制，具 有了更深层的现实意义。

除了从黑人奴隶的传统视 角反映奴隶制外，里德还别出心裁地结合了庄园主
斯威尔、林肯总统和斯托夫人等角色的白人视角， 并改写文化符号、重述历史，进而讽喻当下。

通过 揭示白人之间的共谋关系和其在解放战争中实际的
利益诉求，里德对解放的实质和途径作出了不同阐
释，在政治、经济的自由之外，进一步聚焦于文化
层面，关注黑人的文字追求与精神发展。

- 《逃往加拿大》中的“文化奴役”
内战结束后，黑人在美国社会中仍然面临各个 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和歧视。

法律地位上的自由很难 与精神文化的独立直接划上等号。

一方面，黑人文
化长期徘徊于边缘地位，作为主流社会中的他者文 化，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受。

另一方面，身份 的缺位让部分黑人对白人价值观进行内化，甚至出 现了自我他者化和内部殖民的倾向。

也就是说，白
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长期主导，使黑 人自身出现了一种作为社会中劣等民族、边缘族群
的民族自卑情结。

在外界环境的排挤和内心世界的 扭曲之中，黑人很容易迷失文化身份、民族尊严， 进而丧失文化地位。

主流社会通过影响黑人所接受
的文化教育，灌输固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使黑人从身体到心理都顺应这一塑形，自觉地 接受边缘化的地位。

奴隶制虽然结束，但这种精神
文化层面上的殖民为社会中种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了可能。

里德在《逃往加拿大》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开创性的正面探讨。

故事始于三个奴隶逃脱身体上 的奴役，这正对应着小说背景中内战后奴隶制的废 止。

全书聚焦物质层面奴役退场后愈发尖锐的精神
文化奴役问题，而故事中三人面临的危机和选择， 也正对应着黑人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与探索。

小说中 “奴役” 一词的内涵得到延伸。

精神文化层面的奴
役问题成为了一个被反复强调的核心概念。

里德在
书中指出，“奴役不仅有物质奴役。

还有一种文 化奴役” [2]6?,并特别点明“文化奴役”(cultural
slavery )这一关键词在书中的核心地位。

之后更是 借印第安女主角夸夸之口进一步明确强调“奴役是 一种心境，是形而上的” [2]96,将其作为一种具有 普遍性的个体问题呈现，甚至超越了种族问题的局
限。

同时，小说中多种故意设置的时空错误也在反 复提醒读者，暗示着“奴役”并不只存在于过去的 历史，更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事实。

传统的蓄奴
制结束后，多维度、新形式的奴役可能以一种更为
隐蔽的形式存在于当下的美国社会。

白人文化长期
收稿日期：2019-06-17
作者简介：赵莹(1994-),女，甘肃兰州人，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赵莹：出路何在一什梅尔•里德《逃往加拿大》中的“文化奴役”解读55
的排挤与压制让黑人很难为本民族文化争取立足之地。

因此，“文化奴役”成为了小说关注的重点问题—
—对于已然取得物质自由解放的黑人群体来说，如何才能不在白人主流文化中迷失，寻求身份认同，重塑自身形象，凝聚黑人社群，并重建民族自信心？里德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二“文化奴役”影响下的身份困境
《逃往加拿大》通过对40s、利奇菲尔德和瑞文面对逃亡奴隶身份的不同选择，塑造出了三种形态各异的黑人形象。

其不同的诉求正是现实中黑人群体各种对抗策略的缩影与再现。

其中，40s和利奇菲尔德虽然都为自由作出努力，但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到奴隶制之后精神文化层面奴役的存在和影响，始终无法确认自身文化归属，或丧失自我，或价值观错位，陷入了不同的身份困境，也因此难以重建身份认同。

这正是“文化奴役”下最重要的少数族裔困境之一。

（-）暴力对抗难以摆脱的身份丧失
小说中，40s选择了暴力对抗的方式对抗奴役。

在出逃后，由于安全感的极度缺失，40s将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在高度精神紧张中藏身阴暗船屋，生活的唯一目的即准备下一次的反击和出逃。

可以说，40s对奴隶制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仍然停留在最原始的物质层面，把暴力对抗作为唯一希望的40s未能看到自己在思想和文化上所遭受的桎梏和话语权的丧失。

在面对瑞文时，他更是彻底否认了文字的作用，“好吧，你用你的文字，给我的来复枪。

那是我唯一需要的文字。

来-复-枪”[2]81o 40s对于枪支暴力的过度依赖，使自身形象越发接近社会对于黑人野蛮、原始且缺乏智慧的他者化想象。

同时，逃亡奴隶式的思维模式让40s将自己封闭起来，这不仅使其无法融入外部社会，甚至隔绝于其他黑人之外。

从这种意义来说，他在自己身上自发重现了白人企图强加于他的种族隔离，主动满足了社会对于黑人群体的排斥和边缘化。

除此，40s非常排斥黑人之间的团结协作，强调自己的绝对能力，声称“我有这些枪……我不需要群体”[2]77o他进而阐明，“黑人不需要群体”如°是因为仅需“几个女人”就可以让黑人男性反目成仇。

可以说，40s对于自身种族的本质主义式的认知也是对黑人群体的非人格化和动物化，是对白人文化对于黑人种族“动物的”、无法教化的性本能的刻板印象的自觉接受和放大。

武力虽然必需，但却不足以实现真正、完全的解放。

满屋枪支给40s更多的是虚假的满足和安全的幻想。

作为逃亡奴隶，其生命的重心已经完全被对白人与奴隶制的恐慌和担忧所占据，他虽然逃脱了奴隶生活，却长期生活在其阴影中—
—由于未能脱离逃亡奴隶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他即使在解放城也无法自由生活，仍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受到奴隶制的双重控制,在主观心理上未能真正逃离南方，认为“到处都是弗吉尼亚”[2]76o反过来说，40s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极端化策略，正被打上了种族主义思维模式的烙印。

在这种精神文化层面的继续奴役之下，他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上都仍然与过去弗吉尼亚种植园中自我意识缺位，身份丧失的那个奴隶别无二致。

（二）主流文化同化影响下的身份错位
三人中，利奇菲尔德试图完全通过经济手段来摆脱逃亡奴隶地位，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和认可。

对精神文化奴役的忽视，让利奇菲尔德误认为对白人价值观念的“邯郸学步”就能够让自己跻身其列，摆脱不平等。

无底线的利益追求最终导致了他自我认知的扭曲和身份认同的错位。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的白人同化意识之中。

为了获得经济地位，利奇菲尔德不仅自觉或下意识的接受了白人对黑人的身份塑造，甚至主动迎合一些白人对黑奴的想象和喜好、自我塑形。

这本身也是受到了文化奴役，参与自我他者化的体现。

利奇菲尔德完全以物质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认为自己的情色表演和瑞文的废奴演讲目的一致，都是为了赎买自由而赚钱的手段。

他天真地相信自己能够通过金钱“合法地”赎得自由。

但是，赎买的想法是建立“黑人是（白人的）财产”这一认知基础之上的，是对于蓄奴制合理性的默认和接受，是对作为黑人的自我的主动物化，与废奴演讲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基于此，瑞文对他的观点提出疑义“我们不是财产。

我们为什么要赎买自己？”而利奇菲尔德则认为，“这里是白人的国家”[2]74,黑人并没有话语权，只能顺从白人的规则。

可以说，他对自我的认识一开始就建立在失衡的基础之上。

同样，利奇菲尔德也不认同“我们”这一群体性概念。

然而不接受黑人群体，也就无法对族裔文化作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

本位文化身份的扭曲宜接导致利奇菲尔德将自己作为商品登报广告。

他受到主流文化的役使，主动认同他者身份，迎合种族主义想象，自己制造了自己的“被看”—
—在好不容易逃脱南方奴隶枷锁之后，利奇菲尔德却主动将自己的肤色作为财产出租，“我将做你一日的奴隶……羞辱我，嘲弄我。

”邱。

小说中的“自我出租”或许只是作者对现实中普遍的类似心态的一种充满戏剧效果的极端化体现，这种想法本身也认可了白人文化中黑人的“商品”属性和地位，主动接受了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因此在内化白人价值观的同时，势必也会导致主体身份错位。

与此同时，利奇菲尔德的在主流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同化意识，也凸显了他内心对黑人种族的自我排斥、贬损和怨恨的奴隶心态。

他对瑞文和罗宾叔叔代表的家庭奴隶也嗤之以鼻，而事实上他却受到了后者多次帮助与保护。

对此，瑞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挑起黑人之间争斗，导致内部自我分类，自我歧视的正是奴隶主斯威尔，而利奇菲尔德所向往的同化正是被斯威尔所拒绝。

他通过物质富足换取平等自由的幻想最终破灭，衣着鲜亮地被抓回了弗吉尼亚州。

同时，他自己也早已迷失在对白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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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一味追逐中，从而失去了精神自由的机会。

三文字写作：面对“文化奴役”的第三种出路
小说中，瑞文试图通过文字构建独立于白人价值体系的独立文化身份，重建身份认同。

里德在文中表示，瑞文的做法“为其他人带来了新的曙光”[2]130他不仅通过诗作《逃往加拿大》的稿费为自己赚得路费，也藉此在文坛获得立足之地，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黑人的文化自主，实现了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自由。

可以说，瑞文的写作“是他的弓和箭”，文字成为他反抗文化奴役的有力武器—
—“自由就是他的写作。

他的写作就是他的伏都”o[2]88
縮文从计划逃往加拿大到最终回归南方的经历中，蕴含着里德对“文化奴役”出路的又一次探索。

瑞文最初也心存幻想，寄希望于用逃离、逃避的方式寻求未来。

但是，正如利奇菲尔德无法用物质买得自由，文中真实的加拿大也无法满足其心理预期。

到达加拿大后，朋友木匠在加拿大的被种族主义者攻击，甚至无权住店的遭遇使瑞文对加拿大情结的幻灭。

实际上，起初加拿大对瑞文来说就是一种应许之地式的寄托，“无论出了什么岔子，我都还能指望加拿大。

”[2]161而加拿大情结的幻灭让瑞文意识到，世外桃源并不存在，种族问题逃无可逃。

物质自由、法律地位虽然重要，但不足以成为种族矛盾的最终答案。

精神文化的奴役并不会被政治边界消弭，而他也更无法在逃避退让中找到出路。

与一开始为自己赢得经济独立和精神支持的《逃往加拿大》一书一样，文字才是自己最有力的凭依。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瑞文最终放弃了“逃离”的想法，反而回到了“逃亡”之旅的起点——斯威尔的南方庄园，以一种更为自信的姿态为罗宾叔叔执笔作传，从想发“黑人财”的“斯托夫人”们手中重新获得黑人自我表述的权利，不再做“沉默的他者”，通过对自身话语权和民族文化的重新掌控完成了身份重建。

里德进而指出，瑞文重返南方表明“加拿大，正如自由，是一种心态”[2]178,而非某一确切的地理空间。

“飞机”这一现代性的意向只在瑞文寄托希望的诗歌中出现过，他本人实际上仍然是遵循历史乘船偷渡后才被现实打击。

或许在瑞文美好愿景中，飞机能带他前往的那个“加拿大”并未像普通现实一样幻灭，仍然存在于未来某处，其心中的“加拿大”仍然存在。

书中有意在瑞文幻想的逃离过程中提到了飞机、电视等时空错位的现代意象，这让人不难联想到其最终结局带给当下的启示—
—故事中的加拿大并非乐土，同样现代社会平静的表面下种族问题也还未根除，但作者也仍然怀有希望能在未来实现题目“飞往加拿大”、飞往这样一个摆脱种族问题阴霾的未来。

在小说结尾，瑞文重新回归物质层面环境恶劣的南方正是其重拾民族自信心、文化身份的象征。

瑞文虽然重回南方，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写作来重新叙述作为黑人集体中一员的过往，正如里德本人也希望通过写作的方式应对“文化奴役”,重述黑人历史，揭示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种族问题，而这也正是里德本人写作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

除此，瑞文的诗歌写作本身也对应着小说作者里德对黑人写作传统的_次突破。

在“文化奴役”的语境下，社会传统文化审美对于黑人写作具有固有的文学期待。

揭露和控诉的奴隶主暴行成为盛极—时的黑人文学题材之一。

但瑞文《逃往加拿大》一诗与此不同。

他认识到社会对黑人文学创作的认可度并不高，以致“评论家会给我安排一个白人主人……他们会说是他给了我灵感，我是根据他创作的”[2]121O然而，瑞文的灵感来源于黑人作家、废奴主义者威廉姆•威尔斯•布朗的的逃亡经历。

其诗也不只是对白人和奴隶阴影的控诉，更蕴含了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向往，白人不再是诗歌创作和内容的核心。

相反，黑人自身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中心，其主体性也得到了加强。

可以说，这首诗不仅反映了诗中角色“瑞文”在物质层面奴役的成功逃脱，也更是作为诗人的瑞文本人对主流审美和文化控制的超越。

同样，这也更是里德本人的一次尝试，他以瑞文的诗作来命名整部小说，也并非仅为重述过往，揭露历史中的白人暴行并不是小说的核心。

相对而言，里德显然更加关注族裔身份的回归及黑人群体的未来发展，像瑞文一样，藉由文字的力量逃向精神和文化维度的“加拿大”O
“文字”占据了书中黑白博弈中的核心地位。

文字让瑞文成为了斯威尔庄园第一个出逃的奴隶，为他提供了前往加拿大，追寻自由解放的可能。

罗宾叔叔因为识文断字谋取了奴隶主的资产；对应的，斯威尔老爷因为读写障碍而受到蒙蔽，失去了庄园。

“文字建构世界，也能毁灭世界。

”図81里德对文字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他同时也表明，单纯的文字并不能抗衡“文化奴役”，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在书中，工头卡托虽受过教育，但对于单质文化的认同使他保持着精神上的“奴性”o他在斯威尔老爷面前唯唯诺诺，对其侮辱全盘接受，其文化教育只是他反过来肆意蔑视罗宾叔叔等人的资本。

在卡托看来，白人的文化是“我们获得接纳”邓4的基础，他企图借由模仿同化来缩小差距。

但其模仿实则仍肯定了文化维度的劣势地位，让他在斯威尔面前几近失语。

与之不同的是，瑞文清楚地认识到屈从单质文化不仅无法获得者恩正的尊重，反而会使黑人的文化地位进一步边缘化。

舍弃本民族文化遗产，只会受到进一步的精神文化奴役；民族自卑感往往令其试图迎合、模仿主流价值观，内部排斥贬损，因此陷入自我奴役的怪圈—
—“奴隶不仅是被他人奴役，常常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相互奴役……奴隶像拍卖一样评判其他奴隶，而对方也同样评判他。

奴隶制什么时候才能结束？”⑷以这些讨论足以表明该
赵莹：出路何在一什梅尔•里德《逃往加拿大》中的“文化奴役”解读57
里德的态度，即蓄奴制结束后，对于白人在精神文化上的霸权地位的隐性奴役，黑人理应以文字为武器，通过复兴黑人民族文化重新取得话语权，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达成最后的精神解放。

文化对于身份认同影响深远，而里德在书中多处针对当下黑人文化身份和文化发展的困境进行了反思。

其中，他对黑人文学写作的隐忧与思考在小说中得以呈现。

里德曾在采访中指出，社会对黑人文学的接受与认可或仍有待提升，“这个国家许多评论家不过是把黑人文学看作一种消遣。

”[3]94在书中，他同样也将目光投向了黑人故事的写作。

小说对斯托夫人的形象进行了改写，使其成为”文化奴役”中的关键角色之一。

小说反复提到斯托夫人和她对乔赛亚•亨森奴隶经历的利用，《逃亡加拿大》一书里的斯托夫人仅为添置一条丝绸裙子便盗用了后者的故事情节，而对于亨森来说，他的故事几乎就是他的一生，代表着他是谁—
—“那故事是他的，是他拥有的一切。

”郎亨森自己的叙述得不到关注，而在白人作家的笔下却大获成功。

此处里德对斯托夫人的改写并不应被视为他本人对历史的认识，斯托夫人的形象改写或只是为了映射当时类似的现象，即一些白人作家的写作实际上受到自身利益的影响，甚至会对历史加以改写利用。

与此同时，黑人叙事也陷入控诉或感恩的单一僵化的模式，正如前文述，小说中少数黑人为了博眼球甚至编造悲惨经历和虚假废奴宣言。

也正是因此，黑人文学、黑人文化不能仅仅依靠外力、迎合外部审美，正如文中罗宾叔叔最终拒绝了“斯托夫人”的邀约，而请瑞文为自己执笔作传，通过重新叙述自身历史，确立文化身份、重回本民族文化之根。

在小说结尾，瑞文实现了自我认同，不再逃亡，重返南方，给写作和叙述的危机带来了一线希望。

而现实里这些问题显然也同样不可回避、无处可逃，需要人们回过头去反思和面对。

四结语
錮1过《逃往加拿大》_书探究了”文化奴役”和精神解放在黑白博弈中不容忽视的角色，强调了民族自信、文化地位和文化身份对于黑人解放的重要地位。

如果不能认识到作为问题根源之一的“文化奴役”现象，就难以对族裔困境作出有效应对。

全副武装40s难以跳出社会文化对其“他者”的塑形，接受且放大了白人对自己民族野蛮原始的他者化想象。

与此同时，正如他将与白人并肩作战的经历作为炫耀资本，其暴力对抗中仍然包含了期望通过缩小物质力量上的差距，与白人实现友好关系的幻想。

利奇菲尔德在无底线的物质追求中接受甚至主动迎合白人对自己的身份塑造。

金钱和自我同化让他作为黑人的身份错位，却无法得到白人平等接纳。

相比前两者，瑞文清晰地认识到了“文化奴役”和奴隶心态的存在，通过写作找回黑人自我表述的权利，力求重拾本民族话语权和文化自信。

总之,单一的暴力对抗和物质富足显然都无法应对奴隶制废止后愈发凸显的“文化奴役”现象，文化层面上的奴役作为一种心境、一种形而上的束缚，必然需要文化层面的反抗。

小说中，无论是“林肯”们为了内战胜利对于黑人奴隶身份的煽动性利用，“斯托夫人”们为满足一己私利“偷窃”黑人故事和黑人话语权，或是种族主义蔓延的“世外桃源”加拿大，都表明在解放的进程中，对白人的依赖往往存在风险，更应关注的是黑人的种族特性和民族文化，营造多元文化的环境，建构稳定的文化身份，实现黑人文化地位的“去边缘化”O
参考文献：
[1]Butler J E.A Review of Flight to Canada by Ishmael Reed[J].
Contributions in Black Studies,1977(1):69-70.
[2]Reed I.Flight to Canada[M].Random House,1976.
[3]蔺玉清.多元文化主义的写作政治——伊什梅尔•里德
访谈录[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1):91-97.
[责任编辑张永杰]
Findmg the Way Out:An Analysis on Cultural Slavery in Ishmael Reed's/Z毎加切Canada
Zhao Y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2,China) Abstract:As a keyword in African-American writer Ishmael Reed's Flight to Canada,"slavery"is of multilayered connotations. Reed indicates in the novel that slavery is not only political or economic but also cultural,which actually can be regarded as a specific"state of mind^^.Long defined and depicted by dominant culture,the black community should be alarmed not to lose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is in urgent need of cultural and mental independence.Through characterization,Reed reflects on the identity predicaments caused by cultural slavery and possible way out With the historical settings being intentionally blurred,the novel also shows mu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mirroring the cultural predicament of the black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Cultural Slavery;Ishmael Reed;Flight to Canada;Cultural Predica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