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思想与世界的关系——塞拉斯、布兰顿与密立根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第42卷第6期2020年11月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42,No.6
Nov2020
语言、思想与世界的关系
——塞拉斯、布兰顿与密立根
郭燕
(大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摘要:布兰顿和密立根都是塞拉斯主义者,但哲学理论彼此差异很大,被称为右翼塞拉斯主义者的密立根追寻着塞拉斯在《逻辑哲学论》中发展出的的表征主义;而被称为左翼塞拉斯主义者的布兰顿追寻着塞拉斯在《哲学研究》中发展出的推理作用语义学,然而塞拉斯却尽力试图弥合维特根斯坦前后时期两部著作的裂缝。
关键词:语言;世界;推理主义;表征主义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7章编号:1000—5102—(2020)06—0001—06
一、塞拉斯理论中的裂缝
密立根(Millikan1933—)在2005年写过一篇论文,题为《父亲、儿子与女儿:塞拉斯、布兰顿和密立根F1],而布兰顿却说塞拉斯是“我的哲学英雄,也是我的前同事”⑵。
塞拉斯(Wilfrid Sellars,1912—1989)1968年进入匹兹堡大学直到1989年去世,布兰顿(Robert Brandom,1950〜)1976年进入匹兹堡大学,然而密立根却这样称呼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可见他们在学术上的渊源关系。
在学术上密立根称自己是塞拉斯家族的女儿,布兰顿是儿子,然而,姐弟俩的哲学理论之间的差异却很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塞拉斯理论中的裂缝可能导致了这一局面,主要是他试图搭建连接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哲学论》(1921)和后期的《哲学研究》(1953)的桥梁,并声称它们在基本尺度上并不矛盾。
密立根追寻着塞拉斯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主题,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因果顺序关系,被称之为“表征”的讨论。
在塞拉斯唯一康德式的解释中,现象世界抽象地与世界本身同构。
而布兰顿追随着塞拉斯对《哲学研究》中语言游戏隐喻的兴趣,在其理论中被表达为一种推理作用语义学,认为一个人学会思考仅仅是因为他学会了遵守语言规则。
但是据观察,塞拉斯所搭建的《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之间的桥梁并没有明显的裂缝。
塞拉斯的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解释“推理作用语义学”是如何与“逻辑图像”一致的。
“所有关于抽象实体的觉知,甚至所有关于殊相的觉知都是语言的事”。
「3〕“语言,在其主要存在方式中,简单地说是语言行为所体现的任何逻辑形式或概念层次的信念、推理和意向的模式。
”⑷大致地说,一个个体或共同体遵守一种语言规则时,语言基本上被内化为思想,于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世界地图就处于这样的构建过程之中。
“语言是由特定类型的事件(在语境中)引起的,这是一个因果事实””5〕塞拉斯试图通过“一种自然主义本体论上语言处于由事件和又象构成的自然秩序中,并和这个秩序中的其他事件和对象发生因果性的互动”6”在塞拉斯的解释中,“'图像'中名称'出现'的模式不是世界上物体出现模式的约定符号,其仅限于抽象条件,即一个n—阶事实的图像就是一个n—阶事实本身”更为确切地说,
收稿日期:2020-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现象意向性理论研究"(20BZX032)
作者简介:郭燕(1977-),女,满族,辽宁锦州人,哲学博士,大连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心灵哲学、科学哲学”
-1-
在我看来,根据一个极其复杂的物体出现在世界上的方式的投射规则系统,名称出现在图像中的方式,就是一种投射”⑺。
这些复杂性只能由控制“语句一语句”(因此是判断一判断)转换的推理规则引入。
就像“这些概括不是分别把'红色'与红色事物联系起来,'人类'与具体人联系起来,而是使包含'红色'的语句表达式与红色事物联系起来,把含有'人'的语句表达式与具体人联系起来”归。
语词表达的意义基础不是外部对象,而是在语言系统内部。
“一个经验主义语言的表征特征要求呈现在整个图示世界描述的语言中。
”⑼一种语言生成的世界地图,不是逐句地生成的,而是在整个活的语言和思维中生成的,是与整个世界同构的草图。
密立根说:“在塞拉斯的理论基础中如果有个裂缝,不在这里,那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切这是塞拉斯的关于语言规则的本质,以及其与概念作用的关系,因此与意向性的关系处理中可能存在一个漏洞。
对于塞拉斯来说,概念作用是语言反应的内化模式,是词汇对世界和公开行为的反映。
事实上这些模式不只是模式,而是由思想者、言说者和听话者所使用的模式。
塞拉斯把语言规则当作规范的而不只是规则的描述。
而且,在一个更强的说明性的或评价意义上来说它们是规范的。
塞拉斯指出“规则”(rule),多年来已得到一个专业的通用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适用于这样的一般陈述:“关于什么应该做或不应该做,或什么应该是这样或不应该这样,或什么应该允许或什么不应该允许,各个差异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一条规则大致来讲是一个一般的'应该(ought)'陈述”山。
“说出一个语词意味了什么或表征了什么并不是说出它揭示了自身之外的某个东西,而是说出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词时所遵守的某种规范。
”⑵塞拉斯喜欢说这些规则“充满了应该”。
它们解释规则而不只是描述规则。
塞拉斯也把这些规则比作游戏规则(例如象棋),根据其做出约定允许的行为,得到一个结果,与进一步的约定一致,就会有特定的结果。
因此塞拉斯对语言规则的理解与言语行为理论相联系,把这些整体地当作约定的,在此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完成他们的约定,那么这种类型的活动根本不可能完成。
在本源和功能上,相关的规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实践促成的。
塞拉斯认为,如果你能解释我们称之为“使用语言”的社会实践是怎么出现的,那么你就已经解释了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布兰顿沿着这条思路,提出了一个“将推论当作基本概念的语义解释策略”旧。
二、布兰顿的推理主义
关于语言规则的这些观点,布兰顿还是认可的,尽管他更喜欢谈论“实践”而不是“约定”,认为人的活动本质上是运用概念的实践,即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运用概念的"意味着它是规范的、遵守规则的,在公共空间中遵守规范。
询似乎所有的约定依赖于先验的信念、理由和意向的复杂性,而布兰顿同塞拉斯一样,认为信念、理由和意向本身都是作为相关语言实践的结果而使自身成为可能。
布兰顿从实践主义立场出发坚持“实践优先”原则,通过使用概念形成一种推论的联系,以推论术语使意向内容的表征方面最终获得理解。
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语言和思想的规范性规则与语言和思想中发生的实际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塞拉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如何确定非规范领域的事物的因果顺序或真实顺序与构成规范领域的概念顺序或理性顺序之间的关系?”旧布兰顿为,这关题使塞拉斯主义者被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并称之为“塞拉斯主义者的划分传统”。
塞拉斯认为语言规则由于社会化反复地灌输给孩子,孩子就把它当作环境所赋予的,通过条件反射来实现,这就是塞拉斯的关于语言的“模式支配行为”,是指“倾向于表现某种行为的一致性”。
然而环境首先只是产生“受规则支配的行为”,但是,最终通过“元语言模式”的引入,也产生了“服从规则的行为”。
所谓元语言,在塞拉斯那里是清晰阐明框架的概念,其让我们谈论语用和语义以及我们在言说时的所言所行。
学习“受模式支配的行为”,就是成为条件化的,将可感知的元素编排为模式,并依次形成更为复杂的模式和模式序列。
假如,这样的学习是能够以“刺激一反应”强化来解释,当有机体完成这些模式的大量实例时,它通过被奖励来对模式做出整体反应。
然而,仅仅受模式支配的行为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语言活动,还需要“受规则支配的行为”。
然而,这并不是最初的服从规则的行为,因为幼儿还不会概念化它所遵循的规则。
“关于一个语言的概念的关在于与模的语言行为的复杂关系。
”⑷规则的概念化是通过使用元语言规范形式来实现的:“我们需要的是区别'模式支配'行为和'服从规则'行为,后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它包含前者但并不等于前者。
在某种意义上,服从规则行为,既是游戏又是元游戏,在进行前者游戏中
-2-
所遵守的规则作为一种行为服从的规则应归入后者成为游戏””17〕学习规范表达式的使用,例如,获得从“我应该现在做A”到“正在做A”的转变趋势,一个词汇“它意味着应该”不可能是真的,除非这一词汇在它所属的语言中具有激励力量。
因此对于塞拉斯来说,规范规则不可能转变为非规范的术语”接受一个规范的规则并不是相信一个事实而是试图以某一方式被激励”相似地,在心理学中“现在去取些水”的想法的运行,并不是一个信念,而是试图叫人去取些水”
另一方面,尽管接受一个规范并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一个事实,规范与自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域”但在塞拉斯看来,在自然界中出现的规范最终只是那个世界上事实的另一层面。
从科学实在论的观点看来,你能够理解一个共同体规范性实践的本质,而不必参与其中。
同样,尽管塞拉斯主张语义学和逻辑术语在特定共同体实践和语义评价中的使用,但也可理解为语义学和逻辑学的术语功能,而声明与自己的参与无关。
你能够在没有参与语义学评价实践的情况下理解这些语句”布兰顿也认为,规范支配的推论网络是公共的,从规范的角度来说,“推论是共同体成员应该遵守的、与说话者是否知道没有关系”18。
例如,说“rot”意味着红色”但是你没有使用它也能够描述语义学语言的用法。
你可以在语言共同体中描述反应的模式,语言训练史中这些反应的根源和语言练习者的练习等等,构成在那个共同体中“rot,意味着'红色你能够明白红色标题“意味着”准则。
你可以理解语义学评价的具体形式而没有加入到特定的被检验的实践中。
“'rot,意味着'红色'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即使是非常复杂的“红色”也有真值条件”只是“'rot'不是'红色'这句话的意思,它并不是传递这些真值条件所包含的信息”相反,它的任务就是让人就像使用“红色的”意义去使用“rot”。
经验是“在实践中实现的,而不是单纯的发生””19〕
塞拉斯认为,语言规范概念的关键在于它与受模式支配的语言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模式支配行为的一般概念粗略地说就是行为概念,其表现出一种模式,并不是因为它表现出这种模式的意向,而是因为模式发出的行为倾向所带来的”塞拉斯似乎把的语义学范理为现出的些向,在语言和思想上做出某些举动的倾向,以及在其他方面认可这些举动的倾向”塞拉斯认为,构成知识的权威性的东西在于这种知识表达的模式在一定语言共同体中是否被合理地认可和支持。
布兰顿认为这种分析是行不通的。
“很明显,社会上有这样的规范”无论夸扣特尔人(Kwakiutl)把什么看做他们部落内的适当的问候手势,或把什么当做一个结构正确的房屋;认为他们全体在这种事情上犯了错误是没有意义的。
问题是概念规范是否应该被理解为这种类型的””20关于概念规范,“评价、认可本身就是可以正确地或错误地实现的事情”21。
对断言的接受,布兰顿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以隐含在实践中的“规范态度”作为规范的基础,认为制约我们的不是规则本身,而是我们对规则的理解,即规范态度,是“人们在实践中对规则的理解,在实践中存在,通过奖惩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22。
用获得认可的倾向来界定“范态”把范为非范,而是在一种规范和另一种规范之间权衡”布兰顿认为掌握一个概念就是掌握了一套规范,作为他的理论基石的推理主义语义学是以使用概念的活动说明概念内容。
我通过不断地实践形成的语句内容,并不等同于别人所认为的真,别人的真理并不能还原为我的,或其他人的概念规范的任何适当解释的主要标准暗含着不同层次的使他们的客观性可以被理解的实践”关于语义学规范的本质解释,我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太阳真的会衰落,即使每一个人都认为它不会”
因此,布兰顿得出结论,一定有“性质透明的概念规范”,解释这个如何可能成为他的中心方案”布兰顿明白把规范的还原为倾向术语的选择就是假定它的“规范性一路下降”。
在阐述这一立场中,他坚持着塞拉斯主义的观点,语言规则和思想规范都是在公共“实践”中被构建的。
“只有共同体,不是个人,可以被解释为具有原初的意向性,构建那种规范状态特征的意向状态的实践一定是社会性的实践。
”23〕
三、密立根的表征主义
密立根同意布兰顿,概念规范一定是性质透明的,此们一起塞拉斯的“范”,即范源于认可的元性质”密立根认为,在语言和日常游戏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异,我们不应该试图用一个隐喻来掩盖,而是应该保持全面的视角”
事实上,在塞拉斯的语言规则的讨论中有一个相互竞争的主题,它似乎既把这些规则当作性质透明的而引入,又把这些规则当作像游戏规则一样而相互竞争”塞拉斯表述过自己立场的部分特点:“当你描述我们采用某种语言的过程时,你给出一个人
•3•
类学的因果关系,解释了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其中你强调了进化类比并引用了蜂巢语言”旳。
就蜜蜂而言,首先是被特定的蜜蜂所示例的模式(舞蹈),但并不适合描述为是因为那种模式而实现的成功活动。
其次,在这一模式中用一个“路线图”表达自身具有生存价值,最后,通过遗传机制和自然选择,所有的蜜蜂都具有这一“路线图”。
就人类而言,学习现象与物种进化现象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新的行为倾向起着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作用。
与蜜蜂舞蹈的类比产生了这样一个主题:遵守一种语言规则是一种内在的社会活动。
一个蜜蜂舞蹈只有当其它蜜蜂看到了,并跟随着它指示的方向飞去时才是有用的。
比较明确的是,服从语言共同体规则所描述的模式,不只是一种游戏而是对于孩子或其共同体来说具有某些更广泛的实用性。
密立根批判了塞拉斯的隐喻,语言规范是具有“生存价值”的作用,这些规范的确是性质透明的,但是它们并不“充满应该”,它们不是规定性或评价性的规范。
它们的地位与任何人的评价是无关的。
密立根认为,规范只是一种实际事实可以偏离的衡量标准;它不必然是一种评价性的衡量标准。
毕竟平均数也是一种规范。
具有生存价值的行为方式是一种衡量过去和现在的实际行为倾向是否可以偏离的尺度,但是这样的偏离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被禁止的。
的确,偏离有时是有利的。
通过自然选择,学习或选择进行社会传播,选择一种生物、心理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做什么,是可以衡量该形式实际表现的一个标准。
该形式的“自然目的”就如完成这一功能的形式、目的和规范一样,本质上不总是能够实现的事情。
塞拉斯说,“偶然事件可能会阻挡探寻之路,然而,真理(表征的适当性)会像语言表征一样被遵守。
”2勺偏离的可能性是嵌入愿望或目的的概念中的,的一实现的然目的只
提供了一个表面的事实,而不是一种评价。
密立根说,仔细寻找语言和思想的自然目的,就会发现这些目的不可能在一个层次上。
塞拉斯和布兰顿都把语言和思想看做是一个无缝的整体。
对于塞拉斯来说,就像在语言中思想与它的表达式不可分割一样,语言离不开它所表达的思想;语言和思想的功能作用彼此延伸、相互包容。
对于布兰顿来说,概念规范的客观性源自于公共的语言实践。
对于这一想法的最初的推动力源自于《哲学研究》,即遵循一条规则的标准只能是公共的一致性。
当然,为了让蜜蜂继续跳舞,也需要类似于公共一致性的东西。
但是,密立根认为,如果我们问自己从学习一种语言中获得的概念的存在价值,其本质上是否只有通过共同体借助社会合作所获得的好处来决定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显然,对孤立的个体也是有好处的0[10]遵循一种语言中的语义规则并不只是一种社会动,只在一社会中。
就行
自一人的概念游戏也一定具有它的好处。
但是除了语言共同体之外,还必须存在一些概念清晰性的标准,依靠标准努力应付自然以决定一个有用的概念模式什么时候形成。
一个人形成的思想好不好是有一个标准的,当他独处的时候也是适用的。
正确跳舞的蜜蜂正好能够遵循它自己的舞蹈的引导去采蜜。
语言的功能不是源自于思想打算成为语言的功能。
密立根说,我们不必遵循“划分意向性的各种方法的基本方向,理性主体或语言能力才是首要的”灯。
如果语言和思想没有形成一个无缝的整体,那么就不必认为格赖斯(Grice)是对的,语言的意向性来自思想的意向性,或者维特根斯坦是对的,思想的意向性来自于语言的意向性。
密立根认为,在不同层次上进行选择,最为明显的是基因选择,通过条件反射和反复试错性学习的选择行为,社会交往的特征和行为选择,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会产生它自己的自然目的。
语言模式的选择产生在社会层次上。
当语言为合作功能服务的次数足够多时,它就能够生存下来,这种功能可以同时奖励说话者和听话者,尽管他们最终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奖励。
当在共同的方案中说话者和听话者合作次数激增之时,语言模式就会扩散,具有代表性的说话者和听话者就会有共同的兴趣分享信息,提高方案的协调性。
语言就是那种促使成对的人们去做的事情;他们俩一定都是有目的地被包含于其中。
完成一种类型的具有存在价值的言说活动并不是一个说话者独自完成的事,而是听者与说话者有目的性的合作。
然而,密立根进一步指出,有目的地做一定不要与在意向的指导下的做相混淆。
肾脏的功能是有目的的,而条件反射所产生的行为也是有目的的。
听者的信念或愿望的产生经常是语言使用的自然目的一部分,既包括说话者言说的目的和在理解中听话者反应的目的,不需要说话者或听话者具有关于信念或愿望意向,甚至关于信念和愿望的概念。
密立根认为塞拉斯是对的,在关于思想的思想之生言,把这然目的当一具理语
-4-
言和其它表征,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布兰顿评价说,“目的论语义学家密立根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当代继承者,继承了以生物进化为典范的选择过程来理解意向的规范性的实用主义思想,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具有原创性和持续性,且也最为缜密和精致”0〕。
但是,像布兰顿所说的,概念规范的任何恰当解释的主要标准一定是使客观性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没有运用语言实践,那么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什么样的客观标准能够使一个人一直遵守思想规则,以这一方式遵循,而没有别人的评价,甚至不会注意或关心,什么样的客观标准决定一个人正在以关于一头牛的思想反应同类事物?
密立根采纳了塞拉斯的观点,认为适当的意向表征是一种图景或映射。
“我们的精神状态是我们环境的一幅图画或地图,使我们能够适当地在环境中活动并调整我们的行为。
”时密立根也采纳了塞拉斯的这一,为这一像或射或具
接的实践作用,就像当一只蜜蜂跳一幅舞蹈地图,指引另一只蜜蜂飞向花丛。
因此,密立根认为两只蜜蜂的功能或许在同一大脑活动中被实现,眼睛做出了世界映射,指引它们航行于那个世界。
认知的第一个最简单的模式是给予我们直接的行为知觉。
直接在知觉和行为之间干预的表征或图像(icons),密立根称之为“你来一我往表征”旳(Pushmi-Pul-lyu)。
就像蜜蜂舞蹈,同时告诉世界的某一部分是什么以及指示做什么。
最简单的动物行为是由这种类型的“你来一我往表征”所规定的,就像人类所面临的最直接的环境偶然性所作出的自动反映。
密立根认为,在这一简单的层次上,正确地遵守规则的严格标准正在起作用。
知觉系统一定系统地设法传递对世界的表征,根据规则调整活动系统。
除此之外,人类至少还制作了认知地图。
我们收集大量的没有直接使用的信息,可能是为了后来的突发事件而储存起来。
把表征的描述方面与指导方面分离开,并且通过实践推理把这些再连接在一起。
但是,在活动中事实表征并不直接被检验,而是被用于形成更多的表征,因此仍然更多地通过推理以某种方式准确地、一致地被筛选。
信念形式的规则或模式需要严格地被规制为发展为超过结果信念的实践应用。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一被筛选靠与其他人一致的判断标准来完成。
密立根认为,在初级阶段被筛选依靠的是与自己一致的判断标准来完成,一致的判断不需要不同的人做出。
同一个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在变化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感觉模块,运用不同的推理模式做出判断。
一个人在判断中与自己一致证明自己通过不同的推断方法设法再次映射世界中同一客观结构。
的确,与其他人一致只能作为与自己一致的一种形式。
与其他人一致不是说齐声说。
如果你和我齐声说“面包是我的”,那么我们并不一致。
也就是说,在判断中仍然有些与其他人取得一致的非常特殊的东西。
我们通过公共语言媒介获得海量的概念,就像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海量的实践技能和社交技能。
但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的概念越多,在原则上就不可能独自形成,因为需要检验它们客观性的多重视角和信息源,只有通过与具有独立的途径,通过其它空间的时间的视角接近同一客观事物的其他人合作才能成为可能。
举个例子,过去出现的概念,所有包含历史时间的概念,只有在其他人从其他视角独立地获知的帮助之下才可能实现。
结论
“这样足以说明儿子与女儿之间的不和了。
”阿关于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既使他们联系在一起,又使他们彼此分开,并区别于正在研究语言和思想的其他人。
布兰顿和密立根共同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没有功能或态度的陈述是不存在的,都致力于根据语言的用法解释语言表达的意义,当然,关于如何理解“使用”却是不同的。
布兰顿从社会实践中获得语言规范性方面,他说“语义学必须回答语用学心口,反对“表征主义”:表征一推理一使用。
一个表征意向一物,意向就意向,就是“接受、处理和使用表征作为一种表征”2的使用者。
关于语言,布兰顿称“语用学”的研究大致符合于密立根所称为的“功能”研究。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意义就是功能”;其就是密立根所说的“专有的”或“稳定的”功能或非常粗略地是塞拉斯所说的“在存价值”。
实现语言形式的功能就是完成完整的语言活动,这些相互合作的互动由说话者和听话者共同完成。
合作活动的完成就是使说话者一直以一致的方式使用这些形式,使听话者一直以一致的方式反映它们,从而使这些形式得以传播和流传。
密立根趋向于保留术语“语用学”只用于研究非约定言动如何实现的,为于人的,没有表达约定功能的,而这只是术语上的差异。
如果我们由此理解真理或满足条件的介入,那么表征的“语义”维度是由某种履行功能的方式、某种机制所决定的。
满足条件与功能有关,因为方法或方式与性能有关。
关于思想,密立根认为在具有真理或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