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指_意义及意义的产生机制_罗兰_巴特语言哲学思想述评_张卫东

2013年3月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Mar．2013第21卷第1期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Vol．21．No．1
意指：意义及意义的产生机制
———罗兰·巴特语言哲学思想述评
张卫东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意义是语言哲学领域讨论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试图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寻找意义的产生机制，并指出意义产生的无限生成性、动态性、不确定性。

其语言哲学思想反映了他“怀疑主义理性思辨”的立论取向和对“存在主义”、认识论的反拨，也跳出了德国形而上学的樊囿，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新尼采主义”倾向。

关键词：意义;机制;巴特;语言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76（2013）01-0031-04
Abstract：Meaning is the crucial topic discussed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R．Barthes’se-miotic cerebration is to find out the mechanism of meaning-engendering between the“signifier”and“signified”in symbols．Then，he stats that the mechanism of meaning-engendering owns the fowling characteristics：infinite-generating，dynamic，and indeterminate．His philosophy cerebration reflects a standpoint of“Scepsis Rational Debating”and，it is also a disproval of “Existentialism”．He was not constrained by Metaphysics in German and was partly presented as“Nietzsche’s doctrine”．
Key words：meaning；mechanism；R．Barthes；language
1．引言
作为20世纪法国思想家五杰之一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其文学领域因其独特见解而享誉全球。

然而，在语言学领域尤其在国内却鲜有人谈及，在语言哲学的字典里，更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色。

这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研究者们往往把语言学、文学进行机械区分，把巴特定位在“文学理论家”的角色而不予重视；第二，巴特语言学著作较少而且分散凌乱，没有形成振聋发聩的语言理论体系。

第三，很多人对巴特的语言符号学理解肤浅并持有偏见，有学者评论说：“巴特曲解了语言学。

”①事实上，语言与文学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在人文学科中是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

国内外语界研究者们往往在立场上泾渭分明。

这种排他的做法大大缩小了外语研究的学术张力。

巴特无疑是一位文学理论巨擎，但他的语言学思想也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是以“符号学”教授的身份执教的，而他本身也是个“语言迷”。

他熟读索绪尔、叶姆斯列夫、马丁内、雅各布森、特鲁别茲柯依等语言学家的著作，对语言学中的概念、意义的理解丝毫不亚于那些自称为语言学家的人。

而他正是在批判的继承索绪尔的若干二元区分法、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Glossematics）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意指（significa-tion）②理论。

按照巴特的构想，是想呼应索绪尔关于建立一门“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

不过巴特并没有按照索绪尔的想法，把符号学归到“社会心理学”的范畴，而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创建一门符号学，而这门符号学却隶属于更高层次的“广义语言学”之下。

因此，巴特是想告诉我们：大千世界都是由符号构成，而符号（包括语言符号）都是一种“语言”，具有“语言”的基本特征。

而我们生活的世界，“社会华丽的外衣、社会新闻、照片、广告、服饰系统都是符号。

他的目光是读者注意到了意义的问题……他向我们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当中”（路易—让·卡尔维1997：267）。

巴特的研究经历了符号系统到意指系统到意指方式的历程，即意义的产生机制。

与洛克、罗素的“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使用论”、弗雷格的“途径论”有较大差异，与密尔关于外延与内涵的“关系论”有若干相似之处。

2．走出索绪尔所画的“圈”
众所周知，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受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对语言符号进行了若干二元区分，他认为个人的言语行为过于复杂和不确定，而从个体言语抽象出来的“语言”（langue）才是语言学家研究的主要任务，“语言”即内化了的抽象的规范系统。

索绪尔这种做法可谓开天辟地，就像为语言学研究画了一个“圈”，之后的语言学研究要么往圈里钻，主要有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结构主义（如叶姆斯列夫、乔姆斯
基等），要么跳出圈外，主要有伦敦学派（如弗斯、马林诺夫斯基等）。

索绪尔的重点在系统结构，与乔姆斯基一样，忽视意义的研究。

索绪尔的这种区分无疑对语言学研究范式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他的“一分为二，强调一点”的做法却违背了辩证法的真正精髓：即对立统一。

巴特深谙辩证法的精髓，他不止一次的强调语言与言语的对立统一关系。

他认为：“语言和言语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显然都只能在一种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辩证过程中来规定其完整意义：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也就没有言语，正如梅罗—庞帝指出的，真正的语言实践只存在与这一交互关系中……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

”（罗兰·巴特2008：3-7）巴特认为，区分语言与言语正是意义的确立过程。

为此，巴特通过对语言言语的区分拓展了语言符号以外的其他符号体系，建立了一种“意指系统”（significant sys-tem），如服装、饮食、电影、交通工具等。

比如，在巴特的意指系统里，服装的“语言”是：“1）按照衣服诸部分之间的、即诸腰身或“细节”之间的对立关系，它们的变化讲引起一种意义的改变（戴贝雷帽和戴圆顶礼帽意义不同）。

2）按照主导衣服的各细节部位的结合规则，或长或短，或厚或薄。

”，“服装的“言语”则包含各种不规则的制作因素（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已很少存在了的那类因素），或个别的穿着因素（衣服大小，雅致与耐磨的程度，个人癖好，衣服个别部位之间自由的组配，等等）。

”（罗兰·巴特2008：15-16）事实上，所有符号系统都存在着“语言”与“言语”这对概念，只是有的系统“言语”偏少而已。

正因为巴特认为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是意义的确立过程，才把大千世界的符号体系都按对语言符号的区分来区分。

比如，神话③就是一种集体惯习记忆，是一种集体行为，也是“一种意指形式”（un mode de significa-tion）（Barthes，R1957：181）。

由此可见，巴特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区分的运用已经大大超出了索绪尔的原义，也更加辩证地注意到了作为“语言”基础的“言语”的实体性、社会性。

索绪尔由于关注语言而不是言语，对意义即语言内容的社会、心理、结构、记号、价值等没有特别关注，而巴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建立“意指”理论来分析一切意指现象。

而“意义”、“意义的产生机制”是巴特语言符号学思想核心的核心，而符号学是在社会人文科学范围内的一种跨学科方法论（吕红周2012：44）。

可以说，巴特已经成功地走出了索绪尔所画的那个“圈”，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符号意指分析体系。

3．意义产生机制：无限生成性
在索绪尔那里还有一个重要概念是巴特经常论及的，即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

简言之，符号包括概念和音响形象。

不过，巴特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大大深化了，已经不是简单的“概念”和“音响”之间的一一对应。

巴特对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表示基本接受。

但是，巴特认为，在符号关系中，对应关系是复杂的，有时只是类似的，或不相符的。

在整合叶尔姆斯列夫的“图式/用法”（Schema/ Usage）区分之后，巴特提出了其“意指系统模式”（Sig-nificant System Model）。

在论及巴特的意指系统模式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索绪尔的概念。

索绪尔的“所指”不是“一件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里表象”比如“牛”这个词的所指不是“牛”这种动物，而是他的心里形象。

而所指的分类呢？按照巴特的说法，就是要“设法重新建立所指的对立系列，并从其内的每一种对立中引申出一种可对比替换的（commutable）特征来。

”（罗兰·巴特2008：30）。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语义成份分析法。

比如“man”这个单词包含以下两个意义单元：1）男性（与女性相对）；2）成年人（与男孩相对）。

而能指在每个个体语言中的所指即“心里表象”都不尽相同。

比如说到“杯子”，有些人会想起“瓷杯、有把手的”，有人则联想“不锈钢杯、没有把手的”。

因此，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要产生意义，就必然不是单纯的一一对应关系。

对索绪尔来说，符号被论证为“某种深层状态的纵向延伸，如在语言结构中，所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能指之后的，只有通过能指才能达到所指。

这种隐喻太偏于空间化。

它一方面欠缺意指作用的辩证性，而另一方面，符号的这一限界只能适用于语言结构这类非纯连续性的系统。

”（罗兰·巴特2008：34）。

叶尔姆斯列夫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他把能指定义为“表达”以E表示，所指用“内容”来代替，以C表示。

而这两种中间，则存在着某种“关系”（R）。

（Hjelmslev1961：37-114）图式表示为（见图1）：
图1．叶尔姆斯列夫意指关系图
那么，巴特的意指模式又是怎样的呢？巴特的创新在于提出第二系统。

ERC本身可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因此第二系统是第一系统的延伸。

一种情况是：第一系统变成表达平面或第二系统的能指（见图2）
：
图2．巴特意指系统模式1
这样，第一系统构成了直指平面，第二系统构成了涵指平面。

于是可以说：“一个被涵指的系统是一个其表达面本身由一意指系统构成的系统。

”（罗兰·巴特2008：69）而第二种情况是：第一系统不像在涵指中似的成为表达平面，而是成为内容平面或第二系统的所指
（见图3）：
图3．巴特意指系统模式2
巴特进一步解释说，一切元语言都属于模式2，“一种元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内容平面本身是一个意指系统构成的。

”（罗兰·巴特2008：69）而巴特也分析了这个双重系统的扩大有两种方式：
图4．涵指图5．元语言
从图4、图5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个系统的对应关系。

巴特认为：“以人类语言提供的第一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将不断发展出一些第二意义系统。

”（罗兰·巴特2008：69）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乔姆斯基的一个术语，即“嵌套”。

乔姆斯基认为：一个字句可以嵌套到另外一个句子中以致句子可以无限生成（Chomsky 1957）。

意义系统也同样可以嵌套。

系统与系统之间相互嵌套以致无限生成意义及意义集合。

巴特形象地说道：“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一个元语言反过来成为一个新元语言之对象语言。

例如，符号学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它被另一门科学‘说着’时。

如果我们同意把人文科学定义作一种一致性、充分性、简单性的语言，即定义为一种操作程序的话，那么每一门新科学都将表现为一种新的元语言……人文科学的历史就是元语言的一个历史面……。

”（罗兰·巴特2008：71）不难看出，巴特的这种意义生成机制的辩证性、开放性和动态性。

4．多格扎反多格扎（doxa）：意义的不确定性
二战后随着文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后结构主义思潮蓬勃发展，以福柯（Michel Foucault）、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宣告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中的那种独立自主、本质不变的主体身份已经终结（詹俊峰2012：22）。

多格扎（doxa）一词源自希腊文doxa，原意为观念、主意。

巴特的多格扎在这里的意思是“形成稳定的日常舆论”（怀宇2002：9）。

巴特在寻找出语言、言语、能指、所指之间的意义产生机制并建立了自己的意指模式之后，极力反对意义的终极结论，即多格扎反对多格扎，有着后结构主义的典型特征。

众所周知，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学的三次转向。

回顾哲学上的前两个阶段，我们可以找到巴特语言哲学思想的理论源泉。

在意义的问题上，巴特融贯了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即否认终极真理，只承认向真理逼近。

正如Liddell和Scott（2007）所说，他们称他们没有提出（见解），只有（对见解）作出意见（asserted nothing but only opined）。

从皮浪（Purron）到高尔及亚Gorgias）再到胡塞尔，都有这种认识论的痕迹。

爱那西德谟（Ainesidemos）对怀疑主义的十条论证中的第一条：“不同生物由于构造不同会对同意对象产生不同的表象和感觉，因而感觉决定了有关性质的表象。

性质的表象因感觉的差异而不同，并不具有固定性。

”（苗力田1989：662-665）精妙地概括了怀疑主义理性思辨的基本主张。

但是，巴特并没有陷入休谟等人“不可知论”的泥潭。

而巴特语言哲学思想的另一个源头来自德里达。

德里达“把哲学从胡塞尔早期的意识哲学，直接领向了海德格尔晚期的语言哲学”（Habermas1987：197）。

德里达借助了海德格尔的视角，切断了与本体论的一切关系。

他理解的踪迹总是通过持续不断地掩藏自己而躲避起来，因而不可能确定任何意义（弗朗索瓦·多斯2005：35）。

巴特明显受到了德里达的影响，而巴特关于意义的不确定观点来自与德里达“不确定性”（indécidables），这个概念正是德里达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法宝。

如果按照陈嘉映先生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分类（陈嘉映2003：2），似乎我们应该把巴特的语言哲学思想归结为“现象学—解释学”一类。

但是，我们仔细考察巴特的意指理论之后发现，巴特的理论也带有分析哲学的传统，这源于他提出的两个概念的区分：直接意指（dénotation）和含蓄意指（connotation）。

巴特认为，直接意指显示真实，将语言（符号）的原始的本质的涵义显露出来，而含蓄意指与直接意指即所指与能指的关系。

在这里，含蓄意指变成了第二意指系统。

巴特称含蓄意指系统为“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Barthes1993：1518）。

按他的理解，直接意指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对应相对固定、单一。

比如数轴这个能指的所指就只能是两条相互垂直、交叉、并且方向指向上方和右方的图形。

而含蓄意指则复杂的多。

一个词语（符号能指）能对应引起若干个含蓄意指（所指）。

比如，当我们说到“杯子”这个词的时候，含蓄意指至少有以下两个：
(1)杯子———“辈子”———“一辈子”
(2)杯子———“杯具”———“悲剧”
在这里，我们似乎发现这种分法与密尔对“名称”的区分：意义（connotation）和指称（denotation）（Marti 2007）。

然而密尔的区分却只限于“语词”，而且并没有严密的能治所指对应关系。

巴特把他的意指论应用到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其他符号。

并使之系统化。

这一点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使用论”也讨论过“姿势的意义、自然现象的意义”（陈嘉映2003：168）。

在巴特那里，意指系统的应用扩大到了文学文本服饰、电影、饮食等符号系统（他称之为广义语言系统）。

而含蓄意指系统是复杂的，与个体背景、认知、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有偌大关联。

系统之间也彼此嵌套，彼此成为“他系统”的元语言系统。

这样，意义就没有终极静止形态。

那么我
们不禁要问，巴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此，弗朗索瓦·多斯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它努力把自然、永恒的意义从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连根拔除。

在这个过程中，结构主义纲要体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激烈批判，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把自己描述为某种自然、永恒之物……负责说明强加于意义制造过程的诸种限制。

抨击意识形态的统一身份，使其变得多元化，进而消解意识形态和确定意义……。

”（弗朗索瓦·多斯2005：276-277）
在巴特看来，意义的大门应该敞开，“西方人使一切事物无不沉浸在意义里，就像是一种独裁主义色彩的宗教，硬把洗礼仪式施予全体人民，语言（由言语构成）的这些对象显然是理所当然的信徒……”（罗兰·巴特1994：105）因此，巴特反对把意义亵渎。

他提出，人们永远不要被下面四种命题所缠绕：这是A—这不是A—这既是A也非A—这既非A也不是非A。

这与语言学建立起来的完美范式（A—非A—既非A也不是非A［零度］—A与非A［复合度］）是抑制意义的方法（Barthes 1970）。

因此，意义以及意义生产机制的固化（就像他说的西方“神话”即意识形态总括）就是一个多格扎。

巴特的解释是，多格扎类似于逻各斯，这是一种固定的、程式化的静止系统，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多格扎来反这个多格扎，而另外一个多格扎也不是凝固的。

正如他说：“一种多格扎出现了，但是无法接受；为了摆脱他，我假设一种反论；随后，这种反论开始得以确立，它自己也变成了新的成形之物、新的多格扎，而我们又需要走向一种新的反论……。

”（Barthes1975：22-53）
5．结语
巴特的意指模式阐释了语言符号能指、所指之间的意义以及意义的产生机制，并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否定终极意义。

这种否定并非否定研究意义、否定哲学，也没有走向“不可知论”的泥潭。

正如他所说：“语言的意义不会消失……不会变得支离破碎。

”（罗兰·巴特1994：112）他的意指模式旨在开放固化了的意义观，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让我们看清楚意义产生机制的无限生成性、动态性、意识形态性。

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形而上学的樊囿，打破了“分析哲学”与“现象—阐释学”派的界限。

正如李洪儒（2008：17）先生所说的：“各种语言哲学尽管存在不足，但同存在各自独特的长处……建议实施……整合。

”在这一点来说，巴特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

注释：
①这里主要指马丁内的弟子穆南，参见路易—让·卡尔维：《结构与
符号：罗兰·巴特传》，第8章第4节“被语言学家驱逐”和吴晓峰：
《符号与意义———巴特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9页。

②这个术语源自法语动词signifier（意味、表示）的名词signification，
指“联系能指与所指的行为”（I’acte qui unit le significant et le signifié），参见巴特：《符号学要素》，（全集）第2卷，第664页。

③巴特的“神话”是指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符码的总和。

是“一种言语”
参见R．Barthes，Mythologies，Paris：Seuil，1957：1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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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之“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CXLX11_0850）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1010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卫东，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符号学。

收稿日期2012-07-10
责任编校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