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渔《窥词管见》中的词学意识

浅析李渔《窥词管见》中的词学意识
发表时间：2019-07-16T11:35:35.550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9月31期作者：马亚雪
[导读] 被认为“末技”“小道”的词，在清代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

清代词话云集，在众多词学批评中，毛稚黄认为《窥词管见》：“诗词曲之界甚严，微笠翁不能深辩。

”《窥词管见》在对诗词曲的对比研究中，对词的定位、界限和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清词的复兴和发展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扬州大学，225000）
摘要：被认为“末技”“小道”的词，在清代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

清代词话云集，在众多词学批评中，毛稚黄认为《窥词管见》：“诗词曲之界甚严，微笠翁不能深辩。

”《窥词管见》在对诗词曲的对比研究中，对词的定位、界限和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清词的复兴和发展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关键词：诗；词；曲；定位；辩体
词体自唐始、经宋盛、至明衰，及清“中兴”始终没有摆脱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雅俗文学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甚至被认为只适宜于表现儿女之情，闺阁之思的“末技”、“艳科”、“小道”、“诗馀”。

与明志载道，经世致用的诗不可同日而语。

文类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词等级观念的形成必然与大的时代文化背景与学科内部要素的演变息息相关，因此，把词视为“诗馀”、“末道”的原因非常复杂，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艰难的生存与传播环境
诗在我国文类等级中享有至高地位。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

”封建统治者为巩固统治，注重礼教的传统，讲究“诗言志”、“文以载道”。

而词多流行于秦楼楚馆之间的词，被认为有伤风化。

倡导诗文革新的欧阳修，对词依然抱着“敢陈薄技，聊佐清欢”的儿戏态度。

作为一种音乐文学体裁，词的发展常常不得其时。

词的形成与燕乐的兴盛直接相关，且因体裁内容的世俗化，受到传统文学的排斥。

但从北宋到南宋，词开始走向雅化。

苏轼词的“自是一家”的诗化理论，李清照“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以及后来，周邦彦、姜夔词都反映了这一趋势。

然而当词至南宋逐渐雅化以后，却又面临着新的俗文学戏曲、小说的冲击。

第二自身体性原因
词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中具有鲜明特色，从外在形式来看，似乎很容易甄别，实际上词结构十分复杂。

一方面，因为自宋至元明，词体就一直处在嬗变之中，没有严格的创作规范。

在音律、风格、体式、内容方面十分混乱；另一方面，作为娱情的工具，没有受到专门的训练和传承。

在创作中，大家各行其是，常常是诗词曲一体。

在对词的称呼上，也没有统一标准，如“曲子”、“曲词”、“诗余”、“小词”、“长短句”、“乐章”、“笛谱”、“歌曲”、“渔唱”、“鼓吹”、“乐府”、“寓声乐府”、“近体乐府”、“琦语”、“琴趣”、“痴语”等，表明词的定义之难。

词侧重抒情，内容比较狭窄，温庭筠、欧阳修、晏殊、晏几道、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为代表，形成了婉约为正的观念。

至苏轼、辛弃疾变调，意境阔大、寄托遥深。

但在数量上，影响上豪放派远不及婉约派，故填词依然为小道之说，甚至刘熙载的“词三品说”评论婉约词“沦于侧媚”，为最下品。

词在经历了宋代的繁盛和元明的沉寂后，在清代迎来了第二个高峰。

清词的繁荣，对词的研究提出了客观要求。

杜书瀛《评点＜窥词管见〉》称《窥词管见》 “虽不具有现代文艺学、美学论文之清晰逻辑系统，但大体己经具备相当高的理论完整性；而且在某些理论问题的把握上，也较前人有所进展，更为深入和细致。

”
《窥词管见》共二十二则，李渔将词放在“诗-词-曲”的诗歌系统中进行比较研究，进而阐明词的本体性特征，体现了作者独特通达的词学观。

本文主要从李渔对词的定位、体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考察作者对词的观点与建议。

一、词之定位
《窥词管见》开篇即从总体上指出词之地位与风格“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

”（《窥词管见》第一则）用“上”、“中”、“下”指出词立于诗曲二者之间。

故告诉填词者：“当令浅者深之，高者下之，一俯一仰，而处于才与不才之间。

李渔指出词在诗、曲的位置，将词与诗同等论高低，是词类在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一步。

李渔对诗、词、曲的区分，主要是从“腔调”（相当于文体的风格，说话的模式）的雅俗角度出发。

“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

”（《窥词管见》第二则）作者主张，“诗尚雅，曲尚俗，词应立于雅俗之间”，并强调“去甚俗，存稍雅”。

对词风格的归类，一般从豪放婉约入手，这样的分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词的类型的发展，以雅俗观念出发，可谓独辟蹊径。

明清词话涉及＂雅俗＂观念的内容甚多，一般都是从“尚俗”与“尚雅”两个方面来立论，康熙时期，更加讲究诗的雅正、性情论，词坛上的“复雅”风气更盛。

李渔把词定位在雅俗之间，将词与标榜“性情”、“雅正”的诗一起，并没有强调词“艳体”与低俗，表明词立于二者之间，是对词比较客观的评价，表达了对词的肯定。

若细加考察，李渔对词的认知上更偏向“俗”，认为应该“去甚俗，存稍雅”。

甚至身体力行践行这种观念:《玉蝴蝶重阳前一日》：东萬菊蓝初黄西风度早香且过小重阳明朝再举脑纵使家居寥落，犹胜在他乡。

儿女奏新腔，争来扩酒肠。

在词内容题材上，李渔基本上默认“词乃艳科”“诗庄词媚”的观点，但并不认为这是词的缺点。

正是词近俗而不流于俗以及题材广阔的特点，更适合人情感抒发，这也是词兴盛原因之一，“且焉知十年以后之词人，不多于十年以前之诗人乎”（《<耐歌词>自序》）方中通对李渔的雅俗观念提出了反驳：“词之腔调，在雅俗相和之间，此论则大谬矣。

夫人生自少至老，无一事、无一日不以雅为主；自一字至千万言，无一题、无一体不以雅为主。

不善用者，用俗亦俗，用雅亦俗。

善用者，用雅亦雅，用俗亦雅。

安可曰曲宜近俗，词在雅俗之间乎？故论雅，词宜雅，曲宜雅，不独诗也。

”[1]认为词在“俗雅之间”论词，只能招致词流向尖滑轻巧的“小道”的观念。

在尚雅的风气下，李渔能辩证的提出词在雅俗之间的观念，并深入说明词更近俗的理论，与其曲论有很大关系。

为词的发展、定位提供一个可能和方向。

二、辩体觅源
在肯定诗、词、曲的地位之后，李渔通过以诗辩词、以曲辩词的方法，划分词场边界，保持词的本色。

（一）以诗辩体
“词之关键，首在有别诗固已。

”（《窥词管见》第二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词体的概念正是在与诗体的互动中逐步清晰与固定
下来的。

”[2]此处从词源和词体两方面进行分析诗与词的区别和特点。

关于词的起源，前人多有论述。

“昔日诗变为词，定由此数调始。

取诗之协律便歌者，被诸管弦，得此数首，因其可词而词之，则今日之词名，乃昔日之诗题耳。

”（《窥词管见》第二则），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再次表达了这种观点“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

”[3]清初词学复兴，为了改变词的地位，纷纷扛起了“尊体”的大旗。

尊体说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上攀诗骚传统；二是从文体嬗变的角度，表明文体盛衰是自然规律。

李渔没有夸大地将词攀附“诗”、“骚”以提高词的地位，但也不承认词乃诗馀末技的贬斥之说。

从文学样式的演变方面为词寻得本源，以此为词正身立名，达到尊体的目的。

“词之关键，首在有别诗固已。

但有名则为词，而考其体段，按其声律，则又俨然一诗，故觅相去之垠而不得者”（《窥词管见》第二则）有词虽名为词，但在体段、声律方面与诗并无不同。

李渔在此举多例进行说明，如《生查子》[4]前后两段与两首五言绝句并无不同。

提出了“摹腔炼吻”之法，在字句的使用，与音韵中制造二者的差别，即“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

”诗词不但有风格的之差，还有体裁结构之别。

“盖词之段落，与诗不同。

诗之结句有定体，如五七言律诗，中四句对，末四句收，读到此处，谁不知其是尾？词则长短无定格，单双无定体，有望其歇而不歇，不知其歇而竟然歇者，故较诗体为难。

”（《窥词管见》第十四则）
（二）以曲辩体
随着曲的兴起，文人常常把曲的做法和腔调融入词中，导致词带有曲的轻佻，造成流俗衰落。

清初尤侗就说：“以诗为词，合者十一；以曲为词，合者十九。

”李渔作为文学批评家，以曲论闻名，其词学观也受曲学观的影响，注重音律和韵脚的问题。

在词曲的问题上，李渔认为“词与曲接壤，不得不严其畛域”（《窥词管见》第十八则）。

词曲之间边界模糊，一字之微就造成差别，李渔对于词曲合流的现象予以警惕，避免词的流俗。

“有同一字义而可词可曲者，有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者……一字一句之微，即是词曲分歧之界。

”且举例说明“如闺人自呼为妾，呼婿为郎，此可词可曲只称也；若稍异其文，而自呼为奴家，呼婿为夫君”。

认识到词曲之间的界限后，李渔进一步提出“曲宜耐唱，词宜耐读。

”（《窥词管见》第二十二则）词虽具有音乐性但更重其文学性，宜“耐读”，而考虑到场上表演的原因，宜“耐唱”。

除此之外，李渔又指出的神情气度方面纸上忧乐笑啼的词，与场上之悲欢离合的曲，似同而实别。

三、创作与发展
李渔在确定词的等级与界限后，进一步从创作角度建立词体规范。

作词难，一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利于二者之中。

”二难在“词学少薪传，作者皆于暗中摸索。

”（《窥词管见》第一则）因此，在《窥词管见》中作者为词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建议。

在词的情景问题上，李渔认为“情主景客”，点明词之本性。

“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

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谴怀，即将人喻物。

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

切勿拟定即景咏物之说，为题字所误，认真做向外面去。

”（《窥词管见》第九则）
重视词学的创新，“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

不新可以不作”（《窥词管见》第五则）内容上：“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

”“新”来源于生活“即在饮食起居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尽有事之极奇，情之极艳，询诸耳目，则为习见习闻，考诸诗词，实为罕听罕闻，以此为新，方是词内之新……所最忌者，不能与浅处求新”“新”的呈现面貌是“自然”，“词语贯自然,认为在自然平实的风貌中见新奇,才是最为理想的。

”他说:“以鄙见论之，意之极新，反不妨词语稍旧。

尤物衣旧衣,愈觉美好且新奇未绪之语，务使一目了然，不烦思绎。

”（《窥词管见》第六则）最后他强调反对书本气，“词之最忌者，有道学气，有书本气，有禅和子气。

”
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诗-词-曲”的诗歌系统，李渔通过对词的定位、辩体、创作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明晰了词的地位、特点，为词的创作发展提出了指引性的意见。

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严谨性，有利于词本质的界定和地位的提升。

毛稚黄评《窥词管见》认为：“诗词曲之界甚严，微笠翁不能深辩。

”在对诗词曲的对比研究中，为清词的复兴和文类的发展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方中通《续陆》，《淸代诗文集汇编》第1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版，第223页.
[2]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5版，第4页.
[3]李渔：《闲情偶寄》，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页.
[4]《生查子》：唐教坊曲名。

又名《楚云深》、《梅柳和》、《陌上郎》等，双调四十字，前后阕式相同，各两仄韵，上去通押。

如晏几道之《生查子》.
[5]李渔.李渔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
[6]方智范、邓桥彬、周圣伟、高建中.中国词学批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7]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
[8]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版.
[9]杜书瀛.评点李渔——〈闲情偶寄〉〈窥词管见〉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2010年版.
[10]张成全.李渔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1]刘少坤.清代词律批评理论研究[D].南开大学,2012.
[12]刘岳磊.明清词话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5.
[13]刘铭.李渔词学理论研究[D].苏州大学,2012.
[14]张宏生.近百年清词研究的历史回顾[J].文学评论,2007(01):16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