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浙江丝绸文化史

第二讲浙江丝绸文化史
第一章曙光初现——史前时期的浙江丝绸
1926年，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中国考古学前辈李济博士带队挖掘考古出土了半个茧壳。

这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前期，距今约5000年。

半个茧壳的出土被视为中国蚕丝业起源的重要物证。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传说皇帝的元妃嫘祖发明了养蚕治丝的方法，历代统治者也将嫘祖奉为“先蚕”进行祭祀。

远古的传说加上半个茧壳的出土，一时间黄河流域是中国蚕丝业发祥地的说法似乎成了公认。

然而，亘古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奔腾不息的长江，是否也同样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特别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那一片美丽富饶的平原上，是否也一样地诞生过功被千秋的原始蚕桑业？浙江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发现，为解答这一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杖首上的蚕纹
河姆渡遗址首次挖掘于1972年，在1977年冬的第二期发掘时，出土了一个牙雕杖首，其特别之处在于上面栩栩如生的雕刻着四条虫纹。

这四条虫纹非常像蚕，看起来好像正在向前蜿蜒蠕动，头部和身上的横节纹明显。

另外还有一件陶片上绘有昆虫吃叶纹，虫体弓背屈体，沿着叶的边缘吞食，形象逼真。

河姆渡的先民们为何要在他们的器具表面绘上昆虫纹呢？这种昆虫与他们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联系呢？从出土文物推论，河姆渡人已经进入农耕定居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富足而安闲。

目前学术界基本公认，鸟崇拜是东南史前部落最普遍的原始信仰，并与太阳崇拜密切相关，而豕则与水、雨等自然力密切相关，是农业定居时代产生的一种观念，因此河姆渡人以鸟、太阳、豕、禾等图像来表达自己对天地的敬畏与未来的期盼。

那么，牙雕杖首表面上刻着的四条蠕动着的虫又代表着什么呢？
据推断，这四条虫很可能正是蚕。

二、丝衣玉饰
继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后之后的良渚文化，从目前发掘的遗址与出土文物看，良渚文化已经有一套以玉器和祭祀为中心的完整的礼制形式，祭祀活动非常频繁，社会组织形态已经进化到邦国的阶段，出现了贫富差距与阶级分化，即从原始社会跨入了文明社会的行列。

要探究中国蚕丝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脉络，最重要的莫过于出土于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的丝织品了。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有关部门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丝麻织品等有机物遗存，引起考古界与丝绸学界的高度关注。

三、起源契机
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4000多年前的丝绸制品，意义十分重大。

丝绸业起源于史前时代的浙江是有可能的。

这主要基于新石器时代这片土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也许正是两者的合力孕育了中国蚕丝业起源的萌芽。

我们认为，催生丝绸业起源，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条件、技术条件，但更关键的当是精神需求。

换句话说，可能它一开始就是一项宗教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浙江所在的史前东南地区恰恰具备了催生蚕丝业的文化环境。

桑与蚕进入人们的视线，并被关注、栽培、驯养，从而发展出史前蚕丝业，应该从远古人类的精神文化需要中去寻找答案。

四、传播之谜
良渚的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发展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蚕织技术。

然而就在距今4200年前后，正当良渚文化发展到它的巅峰时却突然从太湖地区消失了，在其后的岁月里，浙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度倒退返祖，农业衰退，玉器制造业消失，包括已达到相当高度的丝绸业也似乎沉寂了。

与此同时，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辉煌的华夏文明正如红日冉冉升腾，光照寰宇。

其后历经夏商周三代，中原大地上的丝绸业开始蓬勃发展，史不绝书。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良渚文化的衰落？生活在钱塘江畔和太湖之滨的良渚人到哪里去了？夏商周时代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蚕丝业与良渚文化有什么关联吗？
根据大量出土实物的线索分析，有些专家认为，良渚先民的小部分南迁粤北，而其主体可能北上中原了。

南下的良渚文化很快被当地的石峡文化同化，而北迁的良渚文化就不同了，尽管他们也未能在中原地区重建自己的文化，然而在中原文化中深深地打下了良渚文化的烙印，并最终融入华夏文化。

良渚先民带去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成果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古时代光芒四射的华夏文明，形成于中原地区，却不仅仅是中原文化的产物，而是各地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大地融合的结果。

在这方面，良渚先民们也无疑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太湖地区（包括浙江）的蚕丝业，据考古发掘则更早在河姆渡文化中已出现端倪，至良渚文化是缫丝丝织技术已十分先进，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完整的绸片与丝线、丝带的也只有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

这就引出一个疑问，中原地区发达的蚕丝业是土生土长的还是良渚先民带去的？或者说，中国史前的丝绸业是多中心起源的还是一个中心起源然后向其他地方传播的？目前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多中心起源说。

第二章吴越桑曲——先秦时期的浙江丝绸业
辉煌灿烂的良渚文化消失后，浙江的文明发展经历了一个低潮期。

考古学家对此有种种推测，一般认为，大约距今4000年，地球上可能遭遇过一个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异常期，导致了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和良渚古国的解体。

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与复苏，一批新的移民来到这里劳作生息，从而开启了浙江历史的新时代。

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

吴楚争桑：吴国想来十分重视蚕桑丝绸业。

春秋时期，吴国的丝绸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这一点可以从吴楚边界居民因争桑而发生的纠纷中得到证实。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僚九年（前518）时，“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妇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

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这两都就是楚国的居巢和钟离。

这件事成为吴王阖闾大举伐楚而掀起吴楚大战的前奏。

这从以侧面说明吴国对蚕桑丝绸生产的重视及其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

西施浣纱：西施被选中送往吴国之前，是一名在苎萝山下浣纱的农家少女。

苎萝山现在浙江诸暨市境内，离现在的市中心不远的一条河边，现尚留有西施浣纱处，立有一块刻着“浣纱”两字的巨石，岸边筑有浣纱亭。

西施的故事更是2000多年来代代相传。

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

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

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

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

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

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西施被范蠡征入宫以后，“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即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进行调教，可谓用心良苦。

三年后的西施身披罗縠，真正成为以为仪态万方、光彩照人的美人了。

范蠡提出的强国计划中，“省赋敛、劝农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越王勾践自己亲自耕作，夫人荆钗布裙，亲自蚕织，杜绝一切浪费，为贵族们作出榜样，同心协力，厚积钱帛，增强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

从越国最终打败吴国成为一方霸主看，这项政策的实施是相当成功的。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越国的蚕桑丝绸生产必定在越国君臣的大力倡导下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从包裹于“者旨予赐”越王剑剑柄上的丝织品推测当时浙江一带饲养的蚕品种一般为多化性蚕，蚕体小，单丝细，因此缫得的丝比较细而匀，织出的丝织品也较轻薄。

史载，当时越国生产的丝织品有罗、縠。

纱等，都是以轻薄见长，成为浙江丝绸产品的特色。

第三章走出低谷——汉晋南朝的浙江丝绸
汉代是中国丝绸史上的第一个全面鼎盛时代。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当时丝绸生产最兴盛的地方，京师长安、齐郡临淄和陈留郡的襄邑成为汉代历史上著名的丝织品生产重镇。

汉皇室在长安设置“东西织室”，在临淄和襄邑设置“服官”，专门为朝廷制造锦、绮、罗、縠、纨、绣等高级丝织品，织工各达几千人，每年所需的开销达数千万之巨。

四川是汉代丝绸生产的另一个总要产地，四川的蚕丝业发源很早，至东汉中期以后，成都等地生产的蜀锦已闻名天下。

汉代的民间丝织业也十分发达，普通农户以农桑为业，在家宅四周种上桑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至东汉时，随着庄园经济的兴起，丝绸手工业成为庄园经济的重要内容，人们按照季节的变换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浴种、采桑、养蚕、缫丝、织绸、染帛、缝衣等一系列劳作。

一些饶有资财的豪强地主还自己开设规模不等的丝织工场。

如河北巨鹿陈宝光家的丝织作坊就以生产散花绫闻名。

这种散花绫织造复杂，需用120蹑的提花机制织，据说60天方成一匹，每匹要价万钱。

大将军霍光的妻子曾一次将25匹散花绫及24匹蒲桃锦送给淳于衍做礼品。

汉代的丝绸生产技术也比前代有了很大提高，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大量丝绸衣物与匹料，品种有锦、绮、绒、纱、罗、縠、绢、绣等各种印花织物，色彩绚丽，技术高超，的确美不胜收。

汉代丝绸史上的另一件大事是丝绸之路的开拓。

汉武帝时期，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的贸易通道，被后人称为“凿空之举”；大将卫青、霍去病则率兵北击匈奴，扫平漠北，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自此以后，漫漫西行路上商旅不绝，将中国内地生产的大宗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各国，经过粟特、波斯商人的转运到达罗马帝国。

然而汉代的浙江丝绸业仍然乏善可陈。

秦汉时期，浙江真正出名的是葛、麻等植物纤维类织物而不是丝绸。

早在春秋时代，越国就以精美的葛布而闻名。

《越绝书》卷八记载：“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

”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称，于越出产著名的葛麻织物，是因为地气使然。

总之，“越布”是先秦至汉代浙江最负盛名的纺织品。

《后汉书》记东吴著名易学家陆续的祖父闳建武年间任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帝见了好生羡慕，于是下命令会稽郡每年上贡精美的“越布”。

汉明帝刘庄的马皇后贤淑有德，明帝死后曾以“白越三千端”赏赐即将离去的诸贵人，以表惜别之意。

东汉宫廷以“越布”为赏赐，说明其价值虽然比不上丝绸，但也非寻常之物。

秦汉时期全国丝绸生产重心无疑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川蜀地区，且前者又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江纵然有一定规模的丝绸生产，也是相形见拙的。

这种情形直至汉末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才有所改变，而大力开发浙江、发展蚕丝业的正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孙权。

孙权统治江南达53年，在位期间，东吴将居住在山区的越人迁到平原耕作区，同时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使得江南经济迅速发展。

他还重视海外贸易，多次遣使“聘问海南”，加强了江南地区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联系，使中国丝绸继陆上丝绸之路后，开始通过海上交通线输往海外各国。

孙权立国后，重视农桑，下诏在农桑季节不准官府以役事骚扰民间，违者要受到严厉处罚。

地方官员也切实劝导，督促农桑。

孙权重视农桑，为三分天下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浙江的太湖沿岸和钱塘江流域，是受战争破坏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蚕丝业的倡导最有起色。

除倡导农桑外，孙权还在宫中建立了官营织造机构，这在江南历史上还是首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三绝”闻名的孙权夫人赵氏。

孙权的后宫精彩纷呈，唯有这位赵夫人以机巧出名，且颇具传奇色彩。

赵夫人善于绘画，笔触构思巧妙无双。

她还能在手指间用彩丝织成云龙虬凤图案的锦，大的过尺，小的盈寸，宫中称她为“机绝”。

孙权常常慨叹魏、蜀两国没有平定，很想有擅长绘画的人为他绘制一幅有山川地势可供行军布阵用的地图。

于是丞相赵达就把他的妹妹推荐给孙权做了夫人。

孙权让赵夫人用笔描绘九州江湖方岳的形势图，赵夫人说：“丹青的颜色很容易褪灭无痕，不能长久保存，妾能刺绣。

”于是把全国地形绣在一块方形的丝绸上，有五岳、河海、城邑以及行军布阵的图形，然后献给孙权。

当时人称她为“针绝”。

孙权住在邵阳宫，因为江东的夏天过于湿热，孙权一向为此所苦，就卷起了紫绡帷帐。

赵夫人说：“妾要穷虑尽思，能使绢帷放下而清风自入，看外面没有蔽碍。

周围的侍者也觉得飘然自凉，好像驾着风行走一样。

”孙权十分吃惊，他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帷帐。

赵夫人用极细的丝织了几个月才织成极轻的罗縠，然后裁剪成帷幔挂起来。

这帷幔飘飘如烟气轻动，房内自然变得清幽凉爽。

当时孙权还在军旅，他常将这件帷幔随身携带，作为行军的幕帐。

帷幔展开后长宽好几丈，卷起后则可以放在枕头里面。

时人称之为“丝绝”。

西晋末年的内乱和十六国时期的混乱，使北方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的潮流。

据记载，南迁人口到达长江流域的总数在70万之众。

其中一部分越过长江后继续南进，到达浙江和闽南一带。

南渡人口补充了南方劳动力的不足，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南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他们也与浙江本地人民一起，共同推进了蚕桑丝绸业的进步。

东晋南朝在占田制的基础上实行户调制度，这种制度是以征收绢布实物为特征的。

晋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

”南朝赋税皆承晋制，虽然在调的数量上各代均有增减，或从以户计算变成以口计算，但征收绢帛的基本内容没有变。

农民如果不养蚕织绢，就只有出钱买入绢绵向官府交纳，高入低出，受损不少。

有的贫民因期限紧迫，不得不卖儿鬻女，其状凄惨。

为少受钱物折价的损失，农民们只有竭力蚕织，发展丝绸生产。

晋室初迁时，江左草创，绢布价格十分昂贵，这也使业蚕者有利可图。

到后来丝绸生产发展了，绢布才便宜下来。

因此调绢政策虽然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也有效地刺激了民间丝绸业的发展那。

此外，东晋南朝正值我国南方佛教大发展之时，寺院与僧尼数量很多，且广有田地与资财，因此寺院经济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相对安定的环境及户调绢布制度的实施下，浙江人民竭力蚕织，丝绸生产得到很大发展。

从当时诗文的描绘中可以看到，太湖沿岸及钱江流域，已普遍种植桑树，如建德、东阳、新安、金华、乌程、吴郡、吴兴等地，到处是桑林茂密的景象。

会稽人杨泉作《蚕赋》，与荀况自问自答式的谜面般文体不同，它用平实的文字将养蚕的整个过程做了简要准确的介绍，郑辑之写《永嘉郡记》，称“永嘉有八辈蚕”，每一种蚕都有自己的名字。

这些作品的问世，与浙江蚕桑业的普遍是分不开的。

“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

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

”采桑女唱出的正是江南丝绸业的新兴气象。

至刘宋时，据《宋书》称：“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

”这种说法可能有夸耀的成分，但江南丝绸生产获得较大发展是事实。

史称：“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
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江南包括浙江的丝绸业，终于走出了低谷，向着历史的高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一时期，浙江的蚕桑技术也有了较大提高。

史载，北方前燕慕容氏政权通好东晋，为发展当地蚕桑求种于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大量的吴地桑树移植辽川边地。

可见当时浙江的桑树品种是很不错的，否则前燕也不会远道求桑了。

对原料茧的贮藏，已采用当时较先进的盐渍法，即用盐渍的办法杀死鲜茧内的蚕蛹，从而避免蚕蛾破茧而出。

对盐的选择也很讲究，“东海盐官盐，白草粒细……而藏茧必用盐官者”。

盐渍法为扩大蚕茧生产，延长缫丝期限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种方法后世沿用了很久。

丝织技术也因北方工匠的南迁而得益。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原及川蜀地区的丝织技术尤其是高档丝织品生产技术始终位居全国之首，这一点仍是江南所不能及的。

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刘裕灭后秦，将其百工从长安迁到建康，设立“锦署”。

这是继孙权在吴设立织室以来的又一个官营织造机构，江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织锦生产的记载。

这对浙江丝织技术的提高，肯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权对浙江丝绸业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在位期间，致力于开拓台湾，聘问南洋，为丝绸产品的海外贸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国以丝和丝织品换取东南亚的犀角、象牙、翡翠和珠玑等物，当时印度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也较发达，印度商人从东南亚诸国获得中国丝绸产品后，再转手到西亚和罗马等地。

这是最早的海上丝绸贸易，中国的丝绸产品自此在东南亚亦享有盛誉。

第四章崛起东南——隋唐五代的浙江丝绸
隋唐五代时期，随着连接浙江与北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使得运河沿岸的一连串城镇，如扬州、常州、苏州、嘉兴等开始走向黄宗国历史的前台，运河中断的杭州更从一个沉寂无闻的山中小县一跃成为东南都会，为后世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崛起打下了根基。

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藩镇割据，对浙江各方面的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由于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战争破坏而元气大伤，而割据的藩镇导致贡赋不入，使得两浙特别是杭嘉湖与宁绍平原成为朝廷粮食的主要供应地，运河成为朝廷的生命线。

全国的经济重心从此出现了从中原向江南转移的趋势。

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在浙江拥兵自立，建立吴越国。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战乱的年代，吴越国偏安东南，遭受破坏较少，保证了浙江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的浙江丝绸业，也在上述历史机遇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从唐后期起，浙江丝绸业在全国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1、神奇的耀光绫
隋朝立国之初，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隋朝推行均田制，规定桑田为用业田，没有蚕桑生产的地区，则给麻田。

在租调方面，则规定丁男夫妇为一床，每年纳租粟三石，桑土调绢一匹，绵三两，麻土调布一端，麻三斤。

徭役也有所减轻，还规定农民年满五十者，可以庸代役，即用交纳绢布的方式免除徭役。

而大索貌阅（户口普查）后制定实施的输籍之法，使在籍人户数量大大增加，充实了农桑生产的劳动力。

当这些政策同样在江南地区推行时，一度激起旧陈豪强贵族的反抗，但叛乱很快被镇压。

在隋文帝的治理下，新建的隋王朝国力蒸蒸日上。

新生的王朝在短期内使得农业经济达到极盛，北方
丝绸生产很快从战乱中恢复，江南包括浙江的丝绸生产也在南朝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隋王朝在长安和洛阳设置了包括丝织业在内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进行生产。

文帝时，西域波斯国送来的织金锦“金线锦袍”，色彩华丽，组织缜密，文帝十分喜爱，立即命令负责官营作坊的御府监何稠督工仿制。

何稠仿制成的金线锦果然光彩照人，超过波斯国进献的，文帝很是高兴。

当时丝织工匠水平之高超，可想而知。

隋炀帝虽然统治暴虐，但他开通的大运河却对江南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隋唐以后江南一连串城市的崛起，特别是杭州的发展，无不与运河有关，而元、明、清三朝之所以能建都北京，没有大运河对物资供应的有力保证也是不能设想的。

隋朝之时，浙江越州的丝织业已有一定名声。

有一则故事，说的是隋大业中，越地有人向隋炀帝进献了耀光绫。

这耀光绫“绫纹突起有光彩”，隋炀帝将它赐给了袁宝儿和吴绛仙这两个他最喜爱的妃子，“他妃莫得”，可见这耀光绫非比寻常之物。

有人为它加上了神秘的色彩，说它乃是越人乘舟泛于石帆山下，收野茧缫织所得。

那缫丝之女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知，禹穴三千年一开，所得野茧为《江淹文集》中蠹鱼所化，丝织为裳，必有奇文异彩。

织成后果然光彩夺目，故特向皇帝进献。

江淹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传说他曾经做了一个梦，梦中将一支无色笔还给了一个自称郭璞的美男子，从此后才思枯竭，再写不出好文章了，此即成语“江郎才尽”的由来。

关于耀光绫的记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本不可采信，但故事以越地缫丝女为主角，可见当时越地丝织业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产越绫似乎已享有相当知名度了。

禹穴三千年一开，蠹鱼所化蚕茧为越人所得，是否预示着隋唐之际浙江丝绸业的重新崛起呢？
2、崭露头角
唐初，从全国范围看，丝绸业的生产中心仍然在中原地区的河南道与河北道，巴蜀地区的剑南道西部也是丝绸生产的重要产区，而江南道的丝绸生产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与中原及巴蜀地区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

根据资料，全国有丝绸生产的州约占43%，其中各道占全国的比例为：河南道28州，占20.43%；河北道25州，占18.25%；剑南道32州，占23.36%；山南道21州，占15.3%；江南道17州，占12.41%。

而且从上贡的丝织品种类看，锦、绫、罗、纱等高档丝织品也基本上集中在河南道、河北道和剑南道。

其中河南道的宋州、亳州及河北道的定州均以生产的绫绢数量多、质量高而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3、崛起东南
以安史之乱为分界，浙江的丝绸业由弱转盛，浙江丝绸业在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及孙吴以来的开发与积累后，终于脱颖而出，崛起于东南。

如果说浙江后来成为“丝绸之府”，那么是越州创造了浙江丝绸业最初的辉煌。

要说越州丝绸业为何进步如此迅速，还有一段有趣的史料。

李肈《唐国史补》中有这样一段话：“初，越人不工机抒。

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千人。

于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
唐代浙江生产丝织品中最为有名的是缭绫。

缭绫原是由朝廷在地方定织的一种高档丝织品，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专门写了《缭绫》一诗对它倍加赞美，使缭绫成就了一段千年美名。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

/七浦路服装百科/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

/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

/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

/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

/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

/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

/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