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毛泽东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王春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北京100017)
〔摘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从遵义会议确立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巩固, 经历了长达近4 年的艰难曲折的斗争考验。

在这期间, 毛泽东以自己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卓越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才能、非凡的理论创新成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 最终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和共产国际的支持。

〔关键词〕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核心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999 (2004) 05 - 0065 - 0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从遵义会议确立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巩固, 经历了长达近4 年的艰难曲折的斗争考验和千锤百炼。

在这期间, 毛泽东以自己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卓越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才能、非凡的理论创新成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 最终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和共产国际的支持。

本文就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由确立到巩固的历史过程进行一些探讨。

一、毛泽东以卓越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才能, 使自己在红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
1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以来的巨大损失, 毛泽东经过艰苦努力, 终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4 年10 月, 毛泽东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开始后不断遭受的巨大损失, 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失利, 引起了广大红军将士对临时中央和军事决策者的怀疑和不满, 更不断地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使毛泽东再也无法沉默了。

他和王稼祥、张闻天(洛甫) 一起行军途中, 共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先后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

随后, 毛泽东又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 取得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

在1934 年12 月12 日的通道会议上, 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被采纳, 使红军从此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

在12 月18 日的黎平会议上,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 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在1935 年1 月1 日的猴场会议上, 毛泽东力主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 被会议以《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下来。

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重要转折, 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准备‛〔1〕。

2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
〔收稿日期〕2004 - 03 - 15
〔作者简介〕王春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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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1 月15 日- 1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 即遵义会议) , 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作为当时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博古主持了这次会议, 并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 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

周恩来在所作的副报告中, 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 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会议的转折点是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自己作的联合发言( 也称反报告) 。

张闻天在反报告中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

接着, 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 明确指出: ‚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 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 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 防御时的保守主义, 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2〕会议围绕军事指挥问题, 作出了调整党和军队领导的几项重要决定: ‚( 一)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 委托常委审查后, 发到支部讨论。

(三)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 取消三人团, 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 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进入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 成为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而在极端危急的紧要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2 月5 日, 在川、滇、黔边境的鸡鸣三省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进行常委重新分工时, 大家都希望毛泽东来主持工作, 但毛泽东力荐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自己来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3 月
4 日, 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 并‚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 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4〕。

这是遵义会议之后, 中共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个重大变动。

从此, 毛泽东就对红军有了直接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3 .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巩固。

但是, 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这时还并不巩固。

3 月10 日, 张闻天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是否攻打鼓新场。

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 只有毛泽东坚持不打。

尽管毛泽东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 但还是未能说服大家。

处于孤立地位的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指挥的职务力争‛。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同时, 毛泽东刚担任6 天的前敌政治委员也被撤消了。

当晚, ‚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5〕, 并再次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 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终于说服与会者, 使红军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事实证明, 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随后,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 3 月12 日, ‚在渡乌江之前, 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6〕, 全权指挥军事行动。

而新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

但是, 周恩来由于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军事失利负有一定责任, 而且随着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认识的逐步提高, 他便自觉地将军事指挥权转移给毛泽东。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新三人团的核心。

‚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 出于对毛泽东的充分信赖, 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 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7〕从此,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打破常规, 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 四渡赤水, 巧夺金沙江, 将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军队甩在了金沙江以南, 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基本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目标。

在确立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过程中, 会理会议也是重要的一环。

鸭溪会议之后, 不少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的战法不理解, 产生了不满情绪。

5 月12 日, 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了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 。

会议的任务是‚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 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 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

〔8〕林彪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撤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林彪说: ‚你是娃娃, 你懂得什么?‛〔9〕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 称赞毛泽东在危急的情况下, 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会理会议对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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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团结, 为统一全党全军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认识, 对维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后, 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被越来越多的将士所信服所接受。

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声东击西, 艰难征战, 不仅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而且还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胜利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 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

1936 年10 月, 红军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12 月7 日, 中革军委在陕北保安对领导人进行了重大调整, 组成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主席, 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10〕的新的中革军委。

至此, 毛泽东担任了中革军委主席, 才从职务上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的军事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的真正统帅。

二、毛泽东通过艰辛的理论创新, 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并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党所面临的各项重大原则问题, 对取得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和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 .毛泽东发奋读书和著述, 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 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势‛〔11〕和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

毛泽东开始思考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来, 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 并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12〕。

当时, 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面临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局面, 迫切需要对新的形势、新的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判断, 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而党内的思想并不一致, 存在着很大分歧。

‚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 、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 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 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13〕
于是, 毛泽东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解决这些事关中国革命重大原则问题的历史使命。

他不但大量收集和潜心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著作, 而且投入巨大的精力, 发奋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 以惊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创新精神,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开始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 从1935 年下半年到1937 年上半年, 毛泽东在陕北简陋的窑洞里, 在日理万机地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同时, ‚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 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 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 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14〕。

2 .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以前的几篇重要著作, 对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从1935 年底到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 年12 月27 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12 月) 、《实践论》和《矛盾论》(1937 年七八月间) 、《论新阶段》( 1938 年11 月) 等著作。

这些重要著作,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 剖析了主观主义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 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战争观和方法论, 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基本战略和策略, 这些都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他指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 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党的基本的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党的工作由土地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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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抗日战争, 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

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

他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 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着重批判了1931 年至1934 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 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哲学总结, 对
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
论和方法论, 为后来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条主义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著名论断,
献之一。

毛泽东认为, 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相持阶段,也为延安整风, 特别是批判教
这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指出在这个新阶段中, 我们必
须要有新姿态, ‚这种新姿态, 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

提出‚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就是‚坚持抗战, 坚持持久战, 力求团结与进步‛〔15〕, 要求全党切实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并且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

3 .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几篇重要著作, 全面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为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针对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甚嚣尘上的对日妥协投降的气氛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等反共论调, 同时也为了启迪和帮助王明等人逐渐认识自己的右倾主张和教条主义错误,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于1939 年1940 年之交, 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年10 月4 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12 月) 、《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1 月9 日) 等几篇重要著作。

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和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 第一次深刻地提出‚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三个主要的法宝‛, 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它不仅回答了当时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 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飞跃, 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它不仅为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 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

毛泽东在理论创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卓越建树, 不仅解决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而且以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也无情地驳斥了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教条主义者们在中央苏区时提出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和‚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 为后来最终战胜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取得延安整风的胜利从理论上和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三、毛泽东以非凡的政治智慧, 战胜了王明右倾主张的严重挑战, 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1 . 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转折关头, 毛泽东审时度势, 果断决策, 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1935 年12 月, 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即瓦窑堡会议) 上, 根据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第一次对事关全局的政治策略问题作出的正确决策。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 年8 月22 日至25 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上, 正确地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 规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 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 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些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把握时机、驾驭全局的卓越领导才能。

但是, 随着王明的回国, 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 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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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对王明右倾主张的严重挑战, 毛泽东镇定自若, 巧妙应对, 同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卢沟桥事变后, 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战争,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

鉴于在处理西安事变中, 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和抗日战争爆发以来, 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开会讨论和研究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而此时, 苏联正面临着德国法西斯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 同时又十分担心日本帝国主义来自东面的进攻。

斯大林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抗击日寇的坚强堡垒, 以确保苏联东部的平安, 免受东西两面的夹击。

同时, 由于王明的不实报告,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担心日益加重。

他们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 认为只有国民党军队才能抗击日寇, 才能拖住日寇西进的步伐。

生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因关系破裂而导致统一战线夭折。

因此, 季米特洛夫提出要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1937 年10 月10 日的会议上, 共产国际确定王明回国, 并用决议的形式规定了王明等回国的使命。

王明回国前,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分别同他谈了话。

11 月11 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王明、康生等人。

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16〕。

季米特洛夫于11 月13 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办公室会见王明等人时, 提醒王明: ‚你回中国去, 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 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 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 你也不要担任。

‛〔17〕1937 年11 月29 日, 王明和康生等人乘坐的苏联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冒着大雪等候在机场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立即迎上前去。

这是毛泽东同王明的第一次见面。

尽管毛泽东曾长期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 但他对共产国际派来的王明的到来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所寄予的厚望还是发自内心的。

他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 ‚绍禹同志的到来, 是一件大喜事, 是喜从天降, 你们才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以。

‛〔18〕因为,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国际能够派王明回来帮助工作, 无疑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然而, 回到延安的王明很快便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劝告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厚望当成了耳旁风。

他不顾国内抗战的具体情况, 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新政策‛, 处处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共领袖自居, 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 对中共中央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手画脚, 品头论足。

在王明的强烈要求下, 中共中央于12 月9 - 14 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 。

王明在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另一个口头报告中, 多次不点名地严厉指责和批评毛泽东。

在口头报告里, 王明更是‚危言耸听地说: ‘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 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 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他指出: ‚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

如果不联合蒋介石, 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 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 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 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

空喊领导, 只有吓走同盟军。

‛他又说: ‚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 是使他们害怕。

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 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 不要提得这样尖锐, 使人害怕。

‛‚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 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

‛他强调: ‚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

‛‚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

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

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 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

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 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要使人家一到特区, 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19〕同时, 王明还就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右倾主张。

由于王明当时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他又善于利用中国共产党
对共产国际的崇敬和信赖的心理, 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作报告、发表演说, 并极尽卖弄、煽动之技能, 加上这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 会议期间正值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

所以, 他的报告、演说及其教条主义的右倾思想, 对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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