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陈洪绶与任伯年人物画之异同

浅析陈洪绶与任伯年人物画之异同
作者：李亚奇
来源：《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15年第10期
摘要：明末清初时期人物画家陈洪绶与清末人物画家任伯年是中国人物画史上两朵奇葩，纵然时光流逝，每每看到他们的画作，好像都回到了属于他们的时代。

在我国群星璀璨的人物画历史上，他们二人被艺术所眷顾，为处于低迷时期的人物画界注入了一股清风，两人可谓诗书画全能，主攻人物而又触类旁通，但最突出的成就是人物画。

他们所处的时代动荡，画家自身也饱受精神压抑，但却绽放出奇诡的艺术之花，为萎靡不振的人物画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且有着间接地师承关系。

他们的人物画艺术有着共性，也反映出不同。

陈洪绶一生坚持“高古奇骇”的人物画风格，任伯年则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陈洪绶；任伯年；人物画；艺术风格
一、陈洪绶的艺术成就
陈洪绶（1598～1652）出身官宦书香世家，明朝遗民、诗人。

字章侯，幼名莲子，自号老莲，老年号悔迟、老迟等。

明亡后身边亲友相继自杀，从此惶惶不可终日，精神压抑到极致，无处解脱，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一生愁绪只可诉于画笔，死因已无法考究。

天赋异禀，一生以画见长，尤工人物画，可谓移情于画，观久则泫然泪下。

人谓“明三百年无此笔墨”。

综观陈洪绶在人物画上的成就，青年时摹李公麟便以先肖之而不肖以自得风格，壮年时画面已由“神”人“化”，晚年则更落尽繁华，复归自然，画面营造出旷古的久远气息，似乎连那一副镇纸都是带着古铜气息的传世之宝，已历经了几百年起起落落。

造型怪诞、变形，线条在青年时期练就的清圆细劲中又见疏旷散逸，在“化”境中不断提炼。

他的人物画面容奇古，头大身小，形体伟岸，衣纹排叠遒劲，设色水石并用，以艳衬雅。

打破规矩，重建规则，“易圆以方，易整以散”，具有绝对大胆的才气以及奇伟的想象力和超乎时辈的装饰意匠。

格调高古，风格自辟，气氛宁静。

二、任伯年的艺术成就
任伯年的父亲任鹤声，字淞云，是一位民间的画像师。

虽然任伯年儿时读书不多，但是，任伯年大量的时间都用在画画上，为他的艺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绘画根基。

任淞云在任伯年十岁时就开始教他写真术。

任淞云对任伯年要求非常严格。

任伯年练就了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背临默写的技艺，培养出过硬的写实能力。

任伯年更多的人物画作是以半工半写的技法完成的，人物造型收放自如。

清末中国传统人物画在沉寂了许久后突然被任伯年在创作上的独特成就所惊醒，任伯年成为近代中国传统人物画史上不可磨灭的画家。

任伯年对传统人物画的深入研究，使他的人物画自然、洒脱、雅俗共
赏，扩大了人物画的受众面。

任伯年将传统的人物肖像画技法与西方绘画的明暗与结构表现技法相结合，产生了一批形神兼备的人物画作品，开拓了中国近现代人物画画界的新局面，给后世以重大启迪。

任伯年的人物画作为晚清“海派人物画”的代表，毫无疑问是在传统的坚实基础上走出了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的风貌，成为近现代中国人物画不同画派产生的源头与先声。

任伯年是中国传统人物画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推动者与启蒙者，是开辟通向20世纪中国人物画复兴的先驱。

三、陈洪绶与任伯年人物画之比较
（一）题材上的异同
陈洪绶的艺术成就，从版画作品中就可见一斑。

《博古叶子》是陈洪绶去世前一年所作。

其人物造型和线条要比壮年期高古，人物造型故意头大身短，既有稚趣之感又染古人之拙朴，线条脉象愈趋舒畅、散逸、疏旷，不像壮年期那样凝神聚力，细圆而劲道，但更加苍老古拙，勾线也十分随意，意到便成，人画俱老。

其人物及运笔点墨的舒缓状态，达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审美的最高水平。

曾经出家以寻心灵解脱的陈洪绶，对于道释图像也颇有感触。

《无法可说图》画一罗汉坐像，高鼻深目与汉人迥异，颇有西域特征，手把藤杖坐在顽石上。

罗汉含胸垂目，双唇似启，目光面向眼前跪拜之人。

这一跪拜的人形貌奇异，形似地狱小鬼但神态专注而虔诚，反差感带来很强的艺术震撼。

陈洪绶的人物面部造型在五代禅月大师贯休遗世作品中可以找寻到一丝渊源，又经陈洪绶匠心独具的变形处理，重焕风采。

与陈洪绶不同，任伯年扎根于民间艺术，而且任伯年所处的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思想、文化、经济和艺术等处于交替阶段。

在当时艺术作品开始走向商业化，任伯年面对现状，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走进艺术市场。

他为了在上海获得一席之地，作品的内容就不得不带有商业性，有“俗”的一面。

任伯年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市场，而是在充满利欲的艺术市场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尚的人格。

他勇于革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西方绘画融入中国画中，开创出新的绘画风格，尤其表现在花鸟作品里，借用了水彩画法中的精髓，同时也将写真头像能力与大写意人物画法相结合。

面对民族灾难、列强的入侵，任伯年画出一幅幅具有深刻社会思想内涵、触及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关山一望萧索》。

雅俗共赏是任伯年作品的长处。

这一特点既表现在他所采用的题材，也表现在他的艺术形象里面。

任伯年的作品中，“小红低唱我吹箫”是常用的题材之一，与这种题材相类似的还有“东山丝竹”。

这些题材最能获得文人们认可，属于雅俗共赏中的雅。

任伯年在人物画里又常采用民间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或神兽作为题材，如仙鹤、钟馗、八仙、麻姑、寿星等，这种题材属于雅俗共赏中的俗。

（二）造型上的异同
任伯年与陈洪绶为同乡，均属山阴人，而他的族叔任渭长、阜长继承了陈洪绶的衣钵。

这就直接影响到任伯年。

伯年早期之画，得力于陈洪绶的双钩填彩，陈洪绶装饰人物古拙变形的风格，常为任伯年所效仿。

但任伯年从19世纪70年代中开始，更多是得力于深刻观察生活。

由于任伯年出身低微，深知市民的需要与审美习俗，他下笔精确而造型流利，作画时情绪饱满、感情充沛、笔墨生动、取象不惑，在浑厚古朴中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感。

特别表现在他的肖像画方面，着墨不多但神形毕现，随类赋彩亦有一些古艳之趣，神韵关照尽现在阿堵中。

其代表作《酸寒尉像》，从动态、眼神尽显其寒酸小官僚曲意逢迎之态，大红的官帽穗和漆黑的皂靴对比鲜明，设色和谐，显示其审美不俗。

任伯年大大地丰富了曾波臣“写照如镜取形，妙得精神”的画法。

陈洪绶所做造型用夸张手法传神，达到人物精神与形象的统一。

他尊重传统而又敢于突破传统，从师古中创新再进而成为晚期“变形主义”画派主将，艺术造诣使得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

36岁作《水浒叶子》四十幅付刻，没有背景依托只凭人物塑造，将每个英雄的个性和精神世界都通过夸张变形表现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夸张的人物造型基于深刻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他的想象力在此显示出极强的表现性。

例如宋江的人物造型，身体被拉长，显得高大威武，有头无颈，正是中国古代表现武士形象的精髓之处，彰显宋江等一类性情中人的勇武。

再比如浪子燕青，他轻功了得，画中他的身姿轻盈活跃，好似在空中扭腰，且横吹长笛，其潇洒不羁、睥睨权贵的气势呼之欲出。

自此，后世绘写水浒英雄的画工很难脱出他的范畴。

任伯年在创作过程中，将形与神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他善于抓住人物的内在精神，概括地表现出人物的形体特征，如动态、表情等。

任伯年还善于抓住人物的眼神、手势等典型的细节来刻画，以达到传神的目的。

《小红低唱图》中，主人公右腋下夹着扇子，手指作兰花指向上轻轻翘起，用生动入微的手势将小红低唱的情节刻画得非常细致。

（三）笔法上的异同
《水浒叶子》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从宋江至徐宁凡四十位水浒英雄人物。

陈洪绶大量运用锐利的方笔直拐，线条的转折与变化十分强烈，个性强烈，装饰感鲜明，深得中国古文化审美精神，能恰到好处地顺应衣纹的走向，交代人物的动势，深谙中国传统人物画技法之妙。

短线条以书法用笔，短促反复，起笔略重，收笔略轻，清劲有力。

这套图一出世，不仅民间争相购买而且博得了一班文人画友的交口称赞。

陈洪绶绘画形式的特点，在于他的表现手法简洁质朴，强调用线的金石味。

画人物衣纹，清圆细劲，又“森森然如折铁纹”。

早年深受李公麟影响，也吸收赵孟頫与钱选的长处。

晚年用笔，深厚独到。

陈洪绶的人物画既强调形体的夸张与线条地运用，又注重神情的含蓄表达。

不拘于形似，却也突出了内在的意韵。

陈洪绶善于用线，线也是国画之骨，他利用各种作画技法适应不同题材，技巧产生于心灵对创作的需求，如用折笔或粗渴之笔表现勇士猛将、细圆之笔表现文士美人、用游丝描表现高古，成为中国传统人物画法的宝库。

陈洪绶所画佛教人物线条如屈铁盘丝般刚劲有力，具有节奏感、韵律感和金石味。

在艺术形式上，故意以一种怪诞的倾
向，显示出独特的绘画风格和孤寂神秘的内心世界。

陈洪绶主张绘画既要汲取古人长处，又要师法自然，并强调独抒性灵，不求形似。

任伯年的人物画除了写神之外，还非常注重以笔法表现气节。

如《女娲补天》中，任伯年用肯定的线条表现人物个性，画得坚硬且有棱角；《苏武牧羊》画出了苏武坚毅的性格和不屈服的气节。

越到晚年，任伯年的人物画越善于用肯定、大胆的线条来勾勒人物。

笔墨则简老，有金石韵味，因而人物顾盼生姿，风采毕现。

四、学习陈洪绶与任伯年作品的感悟
陈洪绶为古今一代人物画大师，开创了中国人物画的新纪元。

后期的任伯年则是集大成者。

人物画学古知变，中西交融，取混而化是任伯年富于启示性的一个重要方向，师古而变中得心源也是与陈洪绶相通之处。

任伯年早年师法陈洪绶，又注重写生，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艺术灵感，通过“自有我在”与适应观众的统一来抒胸中之气。

如《山河一望萧索》《苏武牧羊》，不仅集成了古代人物画大师的笔墨用线，而且创造出自己的时代特色。

他学习过西方的透视方法写生技巧，甚至运用了色彩的冷暖处理，手段高超。

在了解和扬弃古代优秀大师陈洪绶与任伯年的基础上，更应重视的应该是画者自己写生以及今后的创作！现今水墨人物画更加需要如此。

任伯年在陈洪绶的基础上，更加认识到写生的过程亦是创作的过程，画者不可做被画对象的奴隶，不要把写生当成仅仅是收集素材的过程，要作为创作来画，人物写生也是画家创作作品的重要手段。

生活里我们必须去观大海、听松涛，看黑暗中的大山，看街道上往来而奔走的车辆、匆匆的行人，到工厂、到农村，在变化莫测的大千世界中开悟，寻找自己心中真正想表现的世界，传达自己的真情真性。

绘画是骗不了人的，书画即心画。

在美术的功能、形式都面临着重新考验的今天，寻找新的、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更适合自己的绘画道路，是每个有志于书画艺术的人都必须要考虑的。

作者简介：
李亚奇，广西艺术学院桂林中国画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国画人物。

导师柒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