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文小说研究_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_孙逊

光、更为宽广的胸怀、更为谦逊的姿态来处理各类汉文文献。比如说，为什么朱子学在朝鲜时代获得了比在中国更为崇高的地位？为什么朝鲜时代的文人要撰写《宋遗民录》、《明遗民录》？为什么日本汉文学中政治意味较淡，而情色意味较浓？朝鲜、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观感是如何变化的？在汉文学圈中，文学经典的标准该如何确立？中国经典在域外汉籍中得到了怎样的阐释？汉文化的启蒙教育在域外是如何展开的？域外汉文学和艺术中呈现的审美眼光如何形成？中国典籍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在朝鲜、日本和越南有何异同？汉文化圈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又如何保持自身的特色？等等。以上问题，皆由域外汉籍本身提出，而非局限在中国汉籍中所能虑及，又涉及到经学、史学、文学、语言、教育、艺术、宗教、商贸、交通等众多领域，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自然就会逼迫人们以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从而引发出域外汉籍的研究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在现阶段的域外汉籍研究中，我以为可以提出以下两条原则，即实证性和综合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略举一例，我曾以清代诗话之东传为主题写过一文，这关涉到如何处理书籍的传播和影响，其操作方法和使用文献的范围大致为：（１）据书目以考；（２）据史书以考；（３）据日记以考；（４）据文集以考；（５）据诗话以考；（６）据笔记以考；（７）据序跋以考；（８）据书信以考；（９）据丛书以考；（１０）据印章以考。基本上能够体现实证性和综合性的原则。在这里，综合性是要见其大局，实证性是要不忘细节。结合在一起，就是既由大见小，又由小见大。所谓“综合性”，是因为不仅各国汉籍有其自身的系统，而且与中国的汉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应力避就事论事，画地为牢。域外汉籍的主体是由域外知识人所撰写的汉文文献，尽管使用的是汉文，但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其中有些是与中国的著述相一致，有些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和时代有所了解。总之，我觉得要以问题为核心，以文献为基础，以逻辑为导引，以现实为证验。

诚然，域外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天的研究，应该超越传统史家局限于文化一体的视野。“中心—边缘”的二元化区隔，只会限制域外汉籍的研究意义。域外汉籍的价值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２１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现已显出方兴未艾之势。例如，台湾大学在２００２年建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以东亚文献、东亚教育、东亚儒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下设若干研究方向，在“经学研究群”和“诗与诗学研究群”中，都有关于日本、韩国的经学和汉诗研究，并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台北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东亚汉文文献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在大陆，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成立的众多日本文化或韩国学研究所，已涉及汉籍研究：南京大学于２０００年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已形成对域外的目录文献、文学文献、史学文献、思想文献、教育文献、医学文献、艺术文献、宗教文献等方面的整理计划和研究规模；上海师范大学在２００５年也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并拟以敦煌学、佛教和小说为重心。中华书局在２００５年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第二辑将在今年５月出版。该集刊集中了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心得，也使得域外汉籍研究拥有了自己专门的学术园地，必将对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设想，经过许多优秀学者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必定能够积累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一支研究队伍。一门新学问的诞生，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

〔责任编辑：李艳梅〕

东亚汉文小说研究：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近年来，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国家的汉文作品开始受到了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些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和越南，作品则包括诗、文、小说和其他汉籍。国内学术界习惯称“域外汉文”或“域外汉籍”，当地国学者则对“域外”此一称谓比较敏感，习惯用“东亚”或径直以国名指称。

在东亚汉文学中，汉文小说是重要的一块。这里，首先要区分流传到东亚地区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所说“东亚汉文小说”的区别。从理论上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是比较容易的：前者是属于中国古代小说，只是它在以前流传到了东亚某个国家；后者则是当地国作家用汉字书写的小说作品，它的属性为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但由于后者也是用汉字书写，其人物故事的背景也往往发生在中国，小说作者往往又不知真实姓名，故而有时辨认其属性也会发生困惑。如一个时期，一部名《九云梦》的小说究竟是中国小说还是韩国汉文小说就发生过争论。好在这方面很多当地国

１６０・・

学者作了不少工作，再加上有许多可供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要把它们区分开来不致有太大的问题。

其次，要把东亚汉文小说和其他汉文作品区别开来。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远比现代的小说观念来得驳杂纷繁，特别是小说与笔记之间，有很多难分甚至不可分的因素。东亚国家的汉文小说，受我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也有着文体驳杂的特点，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类也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只能大体取一种最为广义的小说观念，否则，很难避免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包括汉文小说自身的分类，也只能取尽量宽泛和兼顾中国与当地国不同分类习惯的做法。

东亚汉文小说就其国家属性来说，首先是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韩国汉文小说是韩国文学的一部分，越南汉文小说是越南文学的一部分，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如同我国古代小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一样，东亚汉文小说是东亚有关国家的文化遗产，是他们的国文系专家教授研究的对象。其中相当部分还是当地国屈指可数的文学经典，如韩国的《九云梦》、《六美堂记》，越南的《传记漫录》、《岭南摭怪》，日本的《谭海》等，因而研究外国文学视阈中的东亚各国文学，理应把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而不能只是想到后来这些国家用本国文字书写的作品。抛开了这些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汉文小说，我们的韩国文学、越南文学和日本文学研究就不能说是完备的。

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都是用汉文写成的，故而它们又理所当然是汉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国外特别是当地国的中文系或东亚系的专家学者，凡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无不将其视野投至该领域；而海峡两岸的古代小说研究者，更是这一领域的主力军。如法国的陈庆浩教授，韩国的丁奎福教授、崔溶澈教授，我国台湾地区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王国良教授、郑阿财教授等，都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忽略了东亚汉文小说的存在，也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不仅如此，这些汉文小说又有很多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所以它们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明代初年１４世纪瞿佑的《剪灯新话》，于１５世纪被朝鲜朝初期的金时习改写成《金鳌新话》；后《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又传到了日本，于１７世纪产生了浅井了意的《伽婢子》，１８世纪产生了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到了２０世纪，赫思又根据《雨月物语》中的《浅茅が宿》（《林间小屋》）改写成名为《和解》的英文小说，受到欧美人士的喜爱。（参见丁奎福《〈剪灯新话〉的激荡》）这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达六个世纪之久。同样，《剪灯新话》也传到了越南，于１６世纪产生了阮懙的《传记漫录》，然后从《传记漫录》又衍生出《传记新谱》、《传闻新录》、《新传奇录》等，诸如此类，可见东亚汉文小说在东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相互影响中，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研究比较文学，这些都是非常有实证意义的内容。

以上我们简述了东亚汉文小说不仅是所在国文学，而且是汉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一部分，对于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片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因此，有关资料和文本的整理出版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否则，一切便无从谈起。有感于此，由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发起，联合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并和我国台湾地区成功大学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台北大学的王国良教授等联手，中国内地则主要有上海师范大学参加，大家共同合作编纂《东亚汉文小说丛刊》，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总字数估约一千余万字，其中韩国部分可能最先出版，然后再汇入越南和日本部分，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的集成性的资料书。与此同时，再分别撰写出版《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等三本专著。可以预料，东亚汉文小说的整理与出版，将为国际学术界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而这一项目的启动和最终告竣，也将为两岸和国际学术界的合作留下一段佳话。〔责任编辑：李艳梅〕

责无旁贷乎时不我待也——

—东亚汉诗研究的前景展望

严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中国古代诗歌（汉诗）曾在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流行达千年以上。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诗人而言，汉诗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样式，同时也属于诗人所在国的本民族文学，这种用非母语进行诗歌创作并保持长期兴盛的东亚汉诗文化现象，堪称蔚然大观，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突出的。

从１５世纪到１９世纪的五百年间，是中国古典诗学全面繁盛的总结期，又是东亚汉诗创作全面发展的黄金期，其中包括中国的明初（永乐元年）到清末（１４０３—

１９１１），朝鲜的李朝（１３９２—１９１０），日本的五山、江户（１６０３—１８６７）时代，越南的后黎朝、阮朝（１４２７－１８８４）。对

这一时期的东亚各国汉诗创作而言，从《诗经》到唐宋诗已

１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