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翅与花椒》读后感

《鱼翅与花椒》读后感
刘伟之是一位成功的设计师，他自己创业开工作室，过着优雅安宁的生活。

他光头清瘦，气质风雅，浑身散发着平和与悲悯，让人想要从他身上寻找一些东西。

一天下午，我与一位中国官僚发生冲突，心情低落，于是去找刘伟之。

他像往常一样给我带来了安慰和启发。

“不要在这些事情上过于纠结，”他对我说，“把你的人生想象成一幅画。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但你可以选择画什么。

你应该选择美好而美丽的事物，而忽略丑陋的东西。

”正是这种态度，使刘伟之能够在喧嚣的长沙市中心过上如此优雅的生活。

清朝末年，国运衰落，但满洲贵族的宅邸里仍然有私人厨师，晚宴依旧奢华。

湖南省会长沙曾经因众多著名的大餐馆而闻名，其中十大菜馆被誉为“餐业十柱”。

1911 年推翻封建帝制后，国民党的精英阶层沿袭了帝国时代的烹饪传统。

例如，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是一位对饮食着迷的“美食家”。

当私人厨师曹敬臣在厨房忙碌时，谭延闿站在他身后，不时发号施令并提供详细的批评和建议。

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极其奢侈美味的烹饪风格，人们将其归类为一种新的菜系，称为“组庵湘菜”，以谭延闿的字命名。

我的《革命中餐食谱：湘菜》出版时，出版社与我商定封面采用“共产主义红”，并使用中国国旗上的金色五角星进行装饰；内页反复出现毛泽东“红宝书”的封面，以及他微笑的面容，与“文革”时期的徽章相似。

这个设计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严厉批评。

其中一篇发表在《星期日电讯报》上的评论说，这本书提到毛泽东以及其历史背景，让她失去了胃口；还有一篇质问一个人究竟要迫害多少人才能有菜品以他命名；《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也对书中频繁使用毛泽东的形象提出了批评。

听到这些评论，我感到有些惊讶。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

在我伦敦的公寓里，有一尊毛泽东的塑像，微笑着挥手，置身于五花八门的烛台和请柬之间。

我知道他的存在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也亲眼目睹了他的政治运动带来的一些后果。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了我整体文化和情感经历的一部分。

我乘坐的大巴和出租车上，他的徽章在挡风玻璃前摇晃；我许多朋友的客厅墙上也挂着他的形象。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中国 20 世纪所有悲剧的象征，包括共产党掌权初期的幼稚希望和鲁莽乐观，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混乱。

无论好坏，他的存在都笼罩着我所了解的中国。

我已经对他的存在习以为常。

这些想法让我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事实：沉浸在新文化中需要付出代价，这可能会破坏你内心深处的自我，甚至对你的身份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

直到我来到湖南，才真正迷失在中国。

我决心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生活在那里。

几个月来，我每天都说中文，见到的都是中国人。

每个人都叫我的中文名字“扶霞”，而不是“Fuchsia”。

外部世界从我的视野中暂时消失了。

我发现自己不仅与刘伟之、三三以及他们的朋友交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思维方式也变得与他们相似。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家和过去的背景，也许会永远
住在那里。

就在那时，我心想：我真是个变色龙，再也记不起自己原来的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