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泉吟社》重新排名探析

《月泉吟社》重新排名探析
月泉吟社是元初南宋遗民为反抗元廷征辟江南士人而举行的一次大型民间诗歌比赛。

该社由吴渭主盟，延请方凤、谢翱评其甲乙，选出优胜者，揭榜、奖赏、编集、付梓，结为《月泉吟社》诗集。

但方、谢的遴选、评次备受争议。

明李东阳，清王士祯、四库馆臣甚至今人杨镰等，均有所探讨，留下一桩跨越千年的公案。

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则对《月泉吟社》的排名进行了重新调整，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
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清新尖刻，别自一家”，而怪所品高下未当，为移第六名子进第一名，第十三名魏子大为第二，第九名全泉翁为第三，第五名山南隐逸为第四，第十五名蹑云为第五，第四名仙村人为第六，第十一名方赏为第七，第三名高宇为第八，第四十二名俞自德为第九，第二十五名槐窗居士为第十，第四十三名东湖散人为十一，第三十七名徐端甫为十二，第四十四名仇近村为十三，第三十一名陈希邰为十四，第五十三名子直为十五，第二名司马澄翁为十六，第四十五名陈纬孙为十七，第五十一名闻人仲伯为十八，第五十九名君瑞为十九，第十七名田起东为二十，第一名罗公福为二十一。

王士祯对《月泉吟社》的排名进行了较大调整，其原因后人有诸多猜测。

《四库全书总目》记：“诸诗风格相近，无大优劣，士祯所移，与凤等所定，均各随一时之兴，未见此之必是彼之必非也。

”主张王士祯与方谢诸公排名之不同，主要是时代所致，并无优劣、是非之分。

四库馆臣虽对王士祯的评判没有做具体评点，但《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六十三卷介绍《百正集》时对罗公福的诗歌评价很高，“大抵清切流丽自抒性灵，无宋末江湖诸人纤琐癠犷之习。

虽上不及尤杨范陆，下不及范揭虞杨，而位置于诸人之间，亦未遽为白茅之藉，则当时首屈一指亦有由矣”，由此可知四库馆臣可能并不赞同王士祯的重新排名。

今人对王士祯重新排名多有阐述。

王次澄《元初遗民诗人的桃花源——月泉吟社及其诗》认为若就笔调的清幽淡雅，诗境的情趣，风韵而言，子进似略胜罗公福一筹，可见是赞同王士祯。

赞同王士祯重新排名的还有杨镰，他在《元诗史》中写道：“不得不佩服王士祯，他的[ 力的确高出谢翱等人一筹。

”张文德则不同意，其《月泉吟社与遗民气节》认为：“王士祯《池北偶谈》月泉吟社条，大做排名比较工夫，为古人重新甄定优劣，这样在后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渔洋先生却津津乐道。

”
月泉吟社成立于元至元二十三年，诗社在征诗结束时就对应征诗作进行了排名、揭榜、奖赏、编集、付梓。

但是后人对方、谢的遴选、评次、排名争议不断。

明代李东阳、清初四库馆臣、今人张文德基本同意方凤、谢翱诸公，清初王士祯及今人杨镰、王次澄则持相反意见。

从以上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的梳理中可知，王士祯对《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是这桩公案的焦点。

二、《月泉吟社》的《诗评》和“评诗”
王士祯为何要对《月泉吟社》进行重新排名，个中缘由他并未明说，令后人无尽揣测。

四库馆臣认为士祯所移，与凤等所定，均各随一时之兴，未见此之必是彼之必非也。

张文德认为，王士祯“顾左右而言他”，有意转移视线。

笔者则认为王士祯作为清代初期文坛领袖，对《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并非“时代不同”、“顾左右而言他”那么简单。

选本可以反映作家对文术的主张，评诗实践同样如此。

用陈寅恪的“同情”论来看王士祯的重新排名，我们至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吴渭、方凤、谢翱诸公当时评定排名，王士祯重新排名时分别是怎样的情形；二是，对《月泉吟社》的排名都体现了各自怎样的诗学观。

首先，从两者所评第一名的诗歌比较看方凤、王士祯评诗标准的不同。

王士祯对《月泉吟社》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进行了重新排名，其中调换最大的是第一名。

《月泉吟社》原第一名是罗公福（本名连文凤），王士祯将其调到第二十一名，而将原第四名的子进（本名魏新之）调到第一名。

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

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

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

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第一名罗公福
农圃谁言与世违，韶华正恐属柴扉。

天机花外闻幽癡,野色牛边晚落晖。

膏雨平分秧水白，光风小聚药苗肥。

行歌隐隐前村暖，忽省深山有蕨薇。

——第六名子进
这两首诗在结构和情感的抒写上都很相似。

起联罗诗直抒胸臆，“无心”、“逍遥”，但失于“直露”；子进诗虽也以率然之笔写退隐田园，但抒写的是不违世情又免除尘杂的幽居情怀，首句诘问，次句为论断，在语气上产生了缓冲，在意义和节奏上也有转折的效果，不再“直露”，所以方凤诸公评子进诗“起有顿挫，佳许之”。

这两首诗的颔联和颈联都着重于田园风光和生活的描写，取景虽极类似，但二者在情与景的安排及造境方面却不尽相同。

罗诗颔联以较客观的笔法捕捉意象，再现物境，境中无我，颈联则是以“放”、“登”、“听”、“立”等动词，创造了动态意象，把自我带入景物中，造就物我合一的“同物之境”；子进诗正好与罗诗相反，先写有我之境，然后再将自我超离物境，对物象做较客观的描摹，颔联用“闻”、“晚”两个动词，把自我融入景致中，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罗诗颈联中“听”、“立”两个动词稍嫌凸显强烈，以致流露了有所为而为的经营造作痕迹，而子进诗比罗诗写得清远自然，不着痕迹。

至于尾联，两位诗人都使用节奏紧凑，上下句意连贯的流水结构，有一气呵成之感。

罗诗首句化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句，下句暗示诗人应谢灵运诗魂入梦之召唤，含蓄地表明诗人兴趣盎然，意欲有所为；子进诗首句则以“前村暖”暗示春临大地，用隐隐回荡于田园的行歌，引出下句对节义之士伯夷、叔齐的怀想。

末句刹那的感兴，除了和首联相呼应外，同时为全诗开展了新的情境，可谓“言尽而意未尽”，方凤诸公也认为“末意尤永”。

可见在含蓄、温厚方面，子进诗更贴切。

因此，无论从王士祯反对“尖刻”的角度，还是
李东阳主张“和平温厚”的角度来看，子进诗的确略胜罗诗。

其次，从《月泉吟社》的《诗评》和评诗文字看方凤的排名理由。

《月泉吟社》的《诗评》共四百余字，是对解题的详细补充，对此次征诗的创作手法、情感基调、审美特征均作了规定。

在创作手法方面，吴渭指出诗之六义，兴居首位，并提出以《秋兴八首》为范例。

兴的思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传统表]艺术着意追求的美学效果的重要方式。

诗词意象组合最高的境界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兴”在意象组合中最能表达言外之意。

唐人将“比”、“兴”与形象熔铸为一，概称为“兴象”，宋人又作“兴趣”。

可见，“兴”对于诗歌抒写效果具有独特作用和地位。

在情感抒写方面，吴渭也要求以老杜为楷模。

《秋兴八首》纯熟地运用“兴”的创作手法抒写忧国思君之情，对月泉吟社的影响极深——既在章法结构上值得效仿，更能在感情上产生共鸣。

杜甫时代唐王朝被安史之乱所苦，吴渭之辈处于夷夏之辨的尖峰上，二者都面临着以夷代夏的危机。

因此杜甫的爱国之情与南宋遗民的爱国本质是一样的。

明代
张：“按《秋兴八首》，皆雄浑富丽，沉着痛快。

其有感于长安者，但极言其盛，
而所感自寓于中。

徐而味之，则凡怀乡恋阕之情，慨往伤今之意，与夫夷狄乱华，小人病国，风俗之非旧，盛衰之相寻，所谓不胜其悲者，固已不出乎言意之表矣。

卓哉一家之言，夐然百世之上，此杜子美所以为诗人之宗仰也。

”在审美方面，吴渭要求做到真正的杂兴，处理好情景关系，将“兴”巧妙而不露痕迹地融入景物描写之中，为此《诗评》着意强调田园气息，达到“形容模写，尽情极态”的艺术表现力。

月泉吟社虽以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为题，也要求“与义熙人相耳语”，却着意突出《秋兴八首》的情感抒写、审美效果。

无怪乎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秋兴八首》末章特意引了《月泉吟社》的《诗评》。

吴渭诸公反复强调“兴”的创作方法、审美效果，并以老杜《秋兴八首》为典范，着意要求大家体会题外之旨趣。

但在要求充分发挥创作主体主观能动的同时也强调“春日田园”的客体作用，要求既做到“不舍田园”，又要“不泥田园”。

在抒情写意上，吴渭更看重“形容模写，尽情极态”的效果，以至于“使人诵之，如游辋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抚荣木，观流泉，种东皋之苗，摘中园之蔬”。

可见吴渭、方凤诸公尽管要求“杂兴”，在遴选、品第时仍将直抒胸臆入题的罗公福诗列为冠首，并称许为“粹然无疵”（《月泉吟社》）。

方凤、谢翱遴选名次时也重诗人的创作风格。

在这些诗人中遗民思想最浓的是罗公福。

罗公福，真名连文凤，字百正，度宗咸淳间入太学。

宋亡，流徙江湖，与遗民故老结交。

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作品三卷为《百正集》，诗有二卷。

连文凤的诗作主要内容可以分为：题画诗、咏古诗、送别诗、感怀诗、自题诗。

在自题诗中可以得知，作者在宋亡后晚年较为凄清。

“余生空岁月，倦迹久尘沙”（《暮秋杂兴》之一）；“有句填诗债，无钱觅酒垆”（《暮秋杂兴》之二）；“岁月貂裘敝，生涯铁砚存”（《默默诗》）。

诗人在临近晚年之时突病一场，生活更加困窘，“一病忽半载，囊无挑药资”（《病后》），“家贫无长物，药债似随肩”（《八月病中》）。

尤其是他的《自笑》诗写出生不逢时的感慨和无奈：“自笑儒冠不称时，几回堪笑复堪悲。

闭门事少知贫好，逆境愁多恨死迟。

勋阁麒麟无梦想，故山猿鹤有心期。

纷纷尘俗都如许，吟得诗成欲寄谁。

”抒写了遗民的孤独无助、
飘零之感。

即便这样的浪迹困顿，诗人仍念念不忘故国。

连文凤的很多诗歌都出现“故国”、“国恨”、“愁”等字[ 。

写时事的有：“翻覆看时事，艰危涉世途”（《暮秋杂兴七首》之一）。

写国破的有：“国破家亦破，愁杀夕阳山”（《葛岭废第》）；“故国愁心远，西风瘦骨寒”（《中秋偶病》）。

写故国、故都的有：“语言憔悴更可怜，故都写作断肠曲”（《寄庐陵刘国博会孟先辈》）；“故国山川千古在，前朝人物几家存”（《送曹之才游天目山》）。

在入选的诗人中，罗公福的整体创作风格可谓是最具易代的时代色彩，黍离之感最强，情感抒写的方式也较直露。

方凤诸公或许从罗公福的《春日田园杂兴》更多地产生情感共鸣，而王士祯则将其品味成了“尖刻”。

三、王士祯重新排名的缘由
王士祯对于方凤、谢翱等的评定极不满意，“怪所品高下未当”，“窃谓皋羽所品高下，未尽当意，因戏为易置次第如左”（《池北偶谈》）。

王士祯自己称此举是“戏为易次第”。

果真是仅仅出于好玩而为之吗？其实并非如此，王士祯看到《月泉吟社》诗集，“常遍和之”，“遍和之”之举就可见王士祯对《月泉吟社》不同寻常的态度。

首先，王士祯对《月泉吟社》的重视和偏爱源自他个人的性格和家世。

王士祯生于清初，虽然他不是遗民，但他的祖辈在明代身为仕宦者多，对王士祯来说，以明易清给他的家族带来了强烈的遗民意识。

其祖父王象晋，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浙江佑布政使，明亡后赠刑部尚书，隐居不仕，号“明农隐士”。

父亲王与敕，亦以能诗文名，清顺治初曾被拔贡举荐，未赴廷试，以遗民终老。

其伯父王与胤，明亡之际，举家殉节。

受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王士祯对明朝的感情非同时代的其他士人可比。

王氏家族在对后世子孙的教育上又本着纲常道义教导子弟。

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先忠勤公家训》中写道：“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

”可见，易代是王士祯内心跨不去的坎。

王士祯在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前曾刊过一部《落笺堂初稿》，虽然该书现已不存，从后人所辑《二王合刻》所收的残篇来看，诗歌带着受明清易代影响的浓重色彩。

王士祯自己也创作了不少遗民诗作，如代表作《秋柳》，表达了诗人深沉哀婉、幽约缠绵的故国之思。

《秋柳》诗中隐含的亡国之恨、山河易代之悲，在当时引起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共鸣，因此一时和者甚众，“和者千余家，至今流传海内”（郑鸿《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注解析》）。

李兆元《渔洋山人秋柳旧笺》明确道出：“此先生吊明亡之作。

”王士祯在《秋柳诗自序》中也有所阐明：“仆本恨人，性多感慨。

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渚。

”除创作上体现遗民情感外，王士祯在交往中也流露出遗民的情结。

扬州五年，他曾广交遗民，与林古度、吴嘉纪、邵潜、屈大均、方文、丘象随等遗民布衣真诚坦率地交往。

王士祯对遗民本能的认同感，使得他对《月泉吟社》诗歌具有特殊的感情。

所以他一见到《月泉吟社》遂“遍和之”。

应该说，王士祯较李东阳，更能获得遗民月泉吟社之“同情”。

其次，王士祯评诗离不开他的“神韵说”。

王士祯论诗强调含蓄不尽、言外之意和无迹可求，重视“兴会神到”、不拘形迹，强调天机凑泊，妙合自然，恰到好处。

诗歌风格则崇尚冲淡闲远。

以王士祯的“神韵”说来要求的诗歌应该是：诗人
作诗是在受到外界的触发后，情不自禁地写出诗篇，其表现手法必须是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必须是自然而不做作的，内容必须是高雅的，风格必须是冲淡玄远的。

从王士祯自身的诗学观来看，《月泉吟社》诗歌“清新尖刻”，因而会对《月泉吟社》诗歌的评比结果进行重新排名。

在王士祯看来，原第六名子进之作比原第一名罗公福写得更含蓄。

罗诗有过于显露之嫌，而子进诗则更耐人回味，方、谢诸公评子进诗所说“末意尤永”也正说明了子进诗歌含蓄、隽永的风格。

子进，原名魏新之，是月泉吟社成员中以古人之风节自期的人。

宋濂给魏新之作了墓志铭——《故宋迪功郎庆元府学教授魏府君墓志铭》，详尽叙述了魏新之的生平事迹。

元兵入临安，游军至鄞，时任鄞县教授的魏新之从容面对。

宋亡后，魏新之回到故乡，负薪而炊，扣角而歌，自得其乐，过着清贫自乐的日子。

他还成立书院，以讲经为乐。

至元期间，朝廷求贤于江南，县大夫力荐魏新之，魏新之坚辞不就，风节凛然，深受人们敬仰。

何梦桂曾这样形容魏新之：“蓉裳蕙带芰荷衫”。

（《潜斋集·和韵问魏石川疾》）子进其人不仅颇具先贤高洁不群的人格魅力，其诗也不失古风古韵的,染，耐人寻味。

综上所述，《月泉吟社》的排名次序，从元初方凤、谢翱的遴选排名，明代李东阳、清初王士祯对排名的评判，吴景旭选警句，以及四库馆臣，今人杨镰、王次澄、张文德等对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再评定，不断地为后世所关注。

其中牵涉了诸多方面，如文本价值、作家经历、评论家诗学观等。

通过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的梳理和深层探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研究背后所蕴藏的某些核心问题，如时代对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从评诗实践反观诗人的诗学观、文学观等，将有助于我们更细致、更深入地探讨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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