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的分歧：重读《致玛·哈克奈斯》

潜在的分歧：重读《致玛·哈克奈斯》
《致玛·哈克奈斯》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重要文献，正如有批评家所指出，“马克思逝世之后，对于那些和他通信的作家来说，恩格斯几乎成了传达神旨的人，他也答复文艺方面的问题。

只有这些信札，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学说提供了支柱。

” 后世的研究者与批评家，就这几封信件展开过大量的争论，并以此为主要依据重新建构起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这也正是所谓的“神学家们解释和阐述经书文本的一套方式” 。

辩难或指明其中所蕴涵的真理性要素并无太大意义，关键却在于回到文本本身，梳理恩格斯所论说和概括的批评观念在何种语境下被推导出来，以及在何种限度上得以成立与应用。

这封信札写于恩格斯晚年，是就女作家哈克奈斯《城市姑娘》一书的批评。

《城市姑娘》讲述纺织女工耐丽幻想上流阶层的生活，因而被绅士格兰特所引诱而怀孕，此后耐丽在救世军的救助下度日，产下一子后很快因病夭折。

耐丽抱着死去的孩子在医院与格兰特相遇，由于惭愧，格兰特为其安葬了孩子。

作者在结尾暗示耐丽将与工人乔治结婚。

大多数研究者带有主观色彩和阶级意识的情节转述，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该书的原有面貌。

仅从情节与细节上看，《城市姑娘》都与一部可被容许的，或是恩格斯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小说相距甚远。

在书信的开头部分，恩格斯之所以就《城市姑娘》提出了“不够现实主义”的批评，也正是因为哈克奈斯所自称的“现实主义中篇小说”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相距甚远。

恩格斯对小说的肯定同样也来自于现实主义的批评范畴之内，且称许其表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及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同样来源于此，通过再次引入“典型”的批评术语，恩格斯指出《城市姑娘》中促使人物行动的环境不够典型，并因而概括出有关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批评原则的典范则是巴尔扎克。

在论述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成就的部分，恩格斯着重强调了“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尽管巴尔扎克具有“阶级同情与
政治偏见”，但由于对历史必然性的清醒认识，使其依然提供了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由于该文并非作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而仅作为一封用以私人交际的书信，甚至恩格斯并未考虑其发表的可能。

对于该文的读解和阐发，对其理论限度和交流作用理应充分考虑。

但仅仅立足于对恩格斯文本的分析仍然是不够的，书信的收信人及所指批评对象态度的缺省有可能造成对其使用边界的逾越。

但即使是在英国的相关研究中，作为一名并不显著的作家，哈克奈斯的生平及相关材料都极为缺少。

在中文世界，少见的可靠材料来自于《城市姑娘》中译本所附的苏联人阿林什坦的引介，大多数教材、研究论著中的相关介绍多本于此。

因此，其创作趋向和态度都不如拉萨尔或是敏娜·考茨基那样显明，在引述的过程中，研究者通常会倾向于强调接受批评后与恩格斯现实主义观的一致性，以及其在此后创作中逐渐走向进步的趋势。

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可能会对哈克奈斯的创作理念有所忽视，更会对恩格斯的文本指向产生偏离。

恩格斯和哈克奈斯在此时期的文学行为和思想动态的分析，同样应被充分考虑。

在哈克奈斯的回信中，作家对恩格斯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和荣幸，同时又作出一些暧昧的自我辩护：“要在信中解释清楚我在这一方面的困难，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

这些困难之所以出现，我想，主要是由于对自己的力量信心不足，同时还由于我的性别的缘故。

请你接受我对您的善意表示的最热诚的谢意。

”哈克奈斯将自己的不足之处归因于信心不足和性别，这本身就与恩格斯的批评相距甚远；恩格斯的意见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创作理念和方法上的指导，而哈克奈斯则似乎并无意于对自己的创作态度进行反省和修正，抛出性别这一范畴，实际上也将修正的可能引向了更不可把握的领域。

尽管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小说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毫无疑问，这部小说在意旨和趣味上都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相距甚远。

恩格斯无疑对小说中对救世军的称许不抱有好感，在赠与哈克奈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的导言中，便对救世军颇有微词：“不可知论虽然还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作‘头等货色’，但是
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

” 更为重要的是，哈克奈斯把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救世军等慈善组织身上。

即使是在接受恩格斯批评之后，哈克奈斯也依然以《城市姑娘》中救世军的洛布队长为主人公写出了《洛布队长》，其副标题甚至径直写着“关于救世军的小说”。

事实上，哈克奈斯的创作自始至终都与社会主义相距很远，正如有批评家的定性，“哈克奈斯最终虽然未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作家，在后来写的《失业者》、《洛布队长》和《曼彻斯特的衬衣工人》中，也未能实际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 这样一来，恩格斯的批评便成为了空洞的能指。

联系到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赠与哈克奈斯的行为，而非嘱咐其研读巴尔扎克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不难看出恩格斯对于自己与哈克奈斯观念上的潜在分歧是有清醒认识的。

理论观念上的教诲无疑是提示了哈克奈斯“时代”这一要素的存在，其潜在话语也是明显的：《城市姑娘》的思想倾向与“时代”的要求并不合拍，这才是作品最根本的问题。

恩格斯与哈克奈斯的关系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和谐，即作为教诲者和受业者关系而顺利存在。

哈克奈斯进入恩格斯的社交圈始于1888年，而这一段关系持续得并不长久，早在90年代初，她就已经对社会主义失去兴趣。

“她脱离这一社交圈的原因并不明晰，但出版《在黑暗的伦敦》（1891）之时，她已经与之关系破裂。

” 恩格斯书信集中提到哈克奈斯的材料并不多，但早在1889年11月给劳拉的书信中，就明显表示出对哈克奈斯的不满，甚至已经带有极大的威胁意味。

而这一不满，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我们在哈克奈斯小姐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沙克大娘，但这次我们一定不放过她，让她知道她在和什么人打交道。

” 沙克大娘即盖尔特鲁黛·吉约姆，在更早些时候的书信中，恩格斯同样对其表示了极其严厉甚至是尖刻的蔑视，“沙克大娘在人群中跑来跑去并推销《自由报》，这是此地叫嚣最厉害的无政府主义报纸。

…由于想干一番事业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看来她完全要发疯了。

” 将哈克奈斯类比于又一个沙克大娘，这无疑
是极为危险的否定与排斥。

恰如恩格斯所说，哈克奈斯在思想上确实要更多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或女权主义，研究者已经指出，她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不过是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社会主义往往与女权主义互连，它们共同追求社会和性别的平等观念。

”
之所以花大篇幅来议论哈克奈斯与恩格斯之间潜在的分歧，正是为了说明恩格斯这封书信的具体语境；哈克奈斯从一开始就并非作为一个完全的聆听者和受教者而存在，恩格斯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以说服者的形象出现在书信中，并试图以自己的现实主义观对哈克奈斯进行教谕和规训。

论述“典型”的部分历来被视为这封书信的关键所在，而有关巴尔扎克的部分则仅作为例证而出现。

然而在细读全篇时，我们不难发现后一部分的重要性，在具体语境和语用目的上，或是仅仅从篇幅来看，其作用都甚至超过了前一部分。

客观来说，比起创作观念，《城市姑娘》更大的问题恰恰在于世界观的偏离，亦即巴尔扎克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

根据恩格斯论述巴尔扎克的逻辑，巴尔扎克的杰出之处正在于他以清醒的头脑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对自己世界观的不足进行了克服，因此“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

毫无疑问，哈克奈斯所存在的问题与巴尔扎克相似，即世界观上的偏见；这一例证的潜在话语则是，哈克奈斯的作品之所以“不够现实主义”，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未能着力塑造典型，而恰恰在于未同巴尔扎克一样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

或者说，哈克奈斯对时代的革命潜流显得不那么敏锐。

即使是在深入伦敦贫民窟进行生活之后，她对工人苦难和慈善组织的关注依然远远盖过了工人运动，但并不能因此说哈克奈斯对现实的关照不够全面，而是她的现实主义观要求她在作品中反映实在发生的细节与故事。

事实上，恩格斯所提及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构成了这篇文字最主要的悖论，他用以为论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有效性也曾遭受批评家的质疑。

根据其逻辑，之所以可以顺利避开世界观的偏见，就在于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这一看法和意见的生成又势必离不开正确世界观的引导。

这
里所触及的问题也正是恩格斯努力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卢卡奇的相关阐释可能更敏锐地觉察出了恩格斯的潜在用意，并最终使得这一悖论得以自洽，作家的“理智内容”被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已接触到真正现实主义的实质：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他对现实的狂热的追求——或者用伦理学术语来讲，就是：作家的真诚与正直。

…假使他所创造的场景和人物的内在的艺术发展，跟他本人最珍爱的偏见，甚至跟他认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发生了冲突，那末，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抛弃他本人的这些偏见和信念，来描写他真正看到的，而不是描写他情愿看到的事物。

” 按照恩格斯的逻辑，作者首先应该对历史的运动方向和必然性拥有清醒的认识，正如卢卡奇引入“理智内容”和“偏见和成见”以说明问题，这与世界观的偏离并不矛盾。

现实主义者的先在要求就是能具体地把握历史的走向，并以自我的理智内容完成对自我偏见的克服和规训，因而在其创作中就能自觉发现事物的本质，由此才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并无意于以“典型”为中心建构一套方法，“真实地再现”只是现实主义的效果和标准而非通往的途径；他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哈克奈斯世界观的偏离，解决这一问题并通往现实主义的路径，只能是以培养“理智内容”对创作主体进行规训，恩格斯赠书行为的用意也正在于此。

恩格斯时刻提示着收信人“时代”这一重要要素的存在，“那时”、“这一时期”之后都严格地标注具体年份。

恩格斯对时间点有着敏锐的意识，整篇论述围绕着时间的演进展开，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

套用马克思“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的话，在这里也可以说“时代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

卢卡奇的论述或许依然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

” 我们只用将工人置换为作家，会发现这一段论述依然成立，时间和时代的要素提示着作家
克服自我的偏见，最终培养出理智的内容。

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其潜在语境同样也是对作家的教谕与规训。

但我们既然已经得知哈克奈斯的原有思想立场，毫无疑问，这些话语对于恩格斯来说都是必要的。

或许两年后哈克奈斯最终退出这一群体，与恩格斯的教谕不无关系；这封书信不仅为现实主义确立了新的批评范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早地触及到了知识分子主体改造这一话题：哈克奈斯的背叛和离开，或许也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必然失败的隐喻和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