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和禪讓制度的衰微

禪讓和禪讓制度的衰微
對人類社會和社會組織的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都有所涉及，而尤以荀子的說法最為精到。

他在《荀子·王製》中講了人類社會的三大要件：合群、分工、禮義。

那麽，由誰來組織“合群”呢？由誰來安排“分工”呢？又由誰來倡導“禮義”呢？對這些，荀子都想到了，他認為這些必須由通過民主選舉制度推出的既能“善群”又會“使下”的賢能君王來做。

問題是，這些能“善群”、會“使下”的賢能君主，到了一定年齡要衰老，要死亡，需要新一代的君主去接替權力。

怎樣順利地實現新老君主之間的權力轉移和接替？辦法有了，那就是實行“禪讓”制度。

何為“禪讓”？“禪讓”這個詞由“禪”與“讓”二字組合而成。

《史記索隱》稱：“禪者，傳也。

”“禪”道出了“禪讓”制度的主旨，就是要實現統治權的自然傳承。

“讓”，是講統治權傳承的具體方式和方法。

表面上看，“讓”有“謙讓、推辭”的意思，也就是“推賢尚善曰讓”（《書·堯典》孔穎達疏）。

通過禮讓，最後要推舉出會“使下”、能“善群”的賢人善人來接任君主之位。

在《孟子·萬章上》中，孟子與他的學生萬章之間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討論“禪讓”的文字。

學生萬章問老師：“當年堯垂老時，把天下送給了舜，有這樣的事嗎？”孟子回答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天子不可能把天下輕易送給哪個人。

”萬章又問：“如果真像老師說的不是堯送的，那麽，舜得到的天下，是誰給的呢？”孟子回答：“是上天給的。

”萬章又一次追問：“上天憑什麽把政權給舜而不給別人呢？”孟子說：“上天就是憑舜的優秀品德和行事能力來決定這樣做的。

”最後，孟子得出了禪讓是“天受（授）之”和“民受（授）之”兼而有之的結論。

綜合相關典籍，可以知道“禪讓”製的實施過程大致上是這樣的：先是在日常生活中湧現出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優秀人物，他們“以行與事示之”，也就是說他們的德行和辦事能力，使其成為社會上嶄露頭
角的優秀人物，引發了人們的崇敬和欽佩。

老一代的君主（首領）利用“巡行”天下的機會對這些優秀人物進行考察和篩選。

到了一定時候，君主召開“四嶽”會議，或由君主提議，或由“四嶽”提名，經過充分討論，決議出“禪讓”的人選來，這就是所謂的“天受之”。

名單提出後，還得征得本人的同意，在當時，因為當首領沒有什麽好處可得，而對當選人的要求又十分的嚴格，責任特別的重大，因此“讓”而不任的人一定是有的，傳說中的許由就是這樣的人。

沒有謙讓，“禪讓”的那個“讓”字就無處著落。

莊子寫了那麽長的一篇《讓王》，多多少少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某些現實。

如果“讓”的結果人們還是要他擔當，那一般人也會認同，原先的君主也會委以重任，讓他去辦大事辦實事，以得到民眾的認同，這就是“民受之”。

最後水到渠成，老的君主去世後，他就當起了新的君主，就這樣，一次“禪讓”算是完成了。

一定也會有那樣一種情況，原先大家都看好他，但試用一段時間後，大家感到不適合，他自己也感到勉為其難，那就另請高明，他也會高高興興地“卸任”。

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堯帝畫像
要有上頭“天”的認同，要有下頭“民”的讚許，還要當事人的自覺自願，還要經受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考察，由此可見，這是一種原始社會流行的民主選舉任職制度。

“禪讓”的要點是通過“讓”把權力的接力棒傳授到那些願意為眾人服務的大賢人的手中，因此，“禪讓”製又被人們稱之為“禪賢”製。

《史記集解》有言：“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啟始傳父爵。

”到夏啟時才徹底把這種禪讓製取消了。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好像“禪讓”製是五帝時代實行的一種君主傳賢制度，其實，它應該更古老一些。

宋代蘇轍說：“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

”（《龍川別志》）所言甚是。

這裡說的“自古”指的是五帝之前的漫長歲月，包括傳說中的所謂“有巢氏時代”、“燧人氏時代”、“伏羲氏時代”、“神農氏時代”，而且可以相信，在這些時代，由於貧富分化還沒有出現，氏族和部落的首領更純粹的具有公共服務的性質，因此，“禪讓”推行的客觀條件就更完備。

到五帝時代，尤其是到了堯禪舜、舜禪禹的時代，實現“禪讓”製的土壤和根基已經松動。

堯禪舜，舜禪禹，應當說是“非典型”的。

純粹意義上的“禪讓”製只能植根於公有製的土壤裡。

沒有私有財產、沒有貧富分化、沒有君主的個人權威和利益，只有那樣，“禪”才可能出現“讓”的局面。

反觀堯禪舜、舜禪禹那兩次“禪讓”活動，並非風平浪靜。

舜帝像
讓我們對比兩次“禪讓”作一點粗略的剖析。

其實，號稱“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的帝堯，很早就在考慮“禪”位給誰的問題了。

在一次由多人參加的會議上，堯一開場就提出了“誰可登用嗣位”的問題，事實上當時堯年歲還不高，提出這個問題多少使與會者感到突兀。

而就在這次會議上，一個叫放齊的人提議：“嗣子丹朱開明。

”可以說，放齊提出的可是個石破天驚的新命題：既然是“禪讓”，那怎麽可以稱帝堯的兒子為“嗣子”呢？部落聯盟首領的兒子再“開明”，開天辟地以來從未有人把帝位“禪”給自己的兒子的。

不知是帝堯與放齊唱雙簧呢，還是帝堯的確感到自己的兒子不適合，帝堯馬上站出來說：“籲，頑凶，不用！”意思是這小子太頑皮太凶劣了，不能用。

參與會議的不再說什麽，丹朱接班的事也就不再成為議題了。

然而，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有人公然在莊嚴而神聖的、帝堯親自主持的議事大堂上提出傳子的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事件。

客觀地說，帝堯在他的中年期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嗣位”問題，以及放齊的堂而皇之要堯帝的兒子丹朱接班，是當權者放出的一隻改變君王繼任制度的政治氣球。

但是，由於原因種種，堯的目的沒有達到。

經過一番周折，最後“禪讓”的對象落實在了“有矜在民間”的虞舜頭上。

有趣的是，在基本確定舜為“禪讓”對象後不久，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了舜，名義是很美妙的，叫做“吾其試哉”！意思是說，我將兩個女兒放在他身邊，是為了測試他的品質啊！可是這樣說，多少是有點兒欲蓋彌彰的。

可以作這樣的理解：丹朱當不了嗣子，
那麽讓“少有孝名”的舜當自己的女婿不是也一樣嗎？對此，歷史學家不高興了，說堯是在玩“女婿傳位”的把戲，實際上是“曲線傳子”，這樣做事實上就已開始突破了“禪讓”即“禪賢”的那條底線。

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可以說是日後自禹開始的傳子制度的一次先導，也是一次流產了的演練。

堯去世後，按照規定授舜以天下。

可是，這時又有了這樣一個過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

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

舜曰：‘天也。

’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史記·五帝本紀》）對舜來說，這樣做可以視為不乏“作秀”的成分，但是從帝舜的不得不“讓辟丹朱”這一行動看，當時社會傳子的呼聲已相當高了，人們的“不之丹朱”、“不謳歌丹朱”不是不喜歡傳子制度，而是不喜歡丹朱這個堯之不爭氣的浪蕩子。

“舜禪禹”的過程也曲折而充斥著戲劇色彩。

舜剛即帝位，就問四嶽“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意思是說，有哪一個能繼承和弘揚帝堯事業的人，就可以當我手下的第一大官，將來就很有可能接我的班。

大家都說，禹行。

這時，禹謙虛了一番，“讓於契、後稷、皋陶”。

這個“讓”還是很正常的，體現了大禹的謙虛態度。

最後還是舜一錘定音：“你就大膽地乾起來吧！”言外之意是，你大禹也不要推讓了，最重要的是把治水這件事辦好，這個江山就是你的了。

禹感到自己肩頭的擔子很重，“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把滔滔洪水給治平了。

這時出現了天下升平的大好局面。

在困頓中，大家尚能齊心協力，天下太平了反倒有了鉤心鬥角。

當時舜封的二十二個大臣“鹹成厥功”，功勞都不小，最突出的有這樣幾個人：官為大理的皋陶，主禮的伯夷，作為工師的垂，主政山澤的益，負責百谷種植的棄，這些人實際上都成了禹的競爭對手。

面對權力原先是“讓”，現在是“爭”，這是一大變化，也是“禪讓”製已走向末路的反映。

在這關鍵時刻，帝舜當機立斷，召開了一次由舜親自主持的，讓禹、伯夷、皋陶為代表的三股強勁勢力都出席的會議。

這次會議其實
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充分肯定了大禹在平定天下中的功勞。

“唯禹之功為大”，“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史記·夏本紀》）意思是說，宣導我的德教，以感化人民，這都是你大禹的功勞。

二是借批評堯的兒子，打壓了一下氣焰正盛的皋陶其人，“毋若丹朱傲”（《史記·夏本紀》）顯然批評的不只是丹朱其人，而是“若”丹朱的那個人，主持會議的舜的矛頭所向，是十分明顯的了——就是要敲打一下“傲”氣十足、自以為有功於天下的皋陶，當然可能還有其他人。

由“讓”而“爭”，本身說明禪讓制度此時已衰微到何等田地！由此可以想象，數百年洪水滔天，大家都在生死線上掙扎，能積累財富嗎？顯然不可能。

而通過堯、舜、禹近百年接力棒式的治理，天下已出現了安定的天氣，各部落的首領此時已經有條件擁有“私產”，而且數目一定不小了。

想想後來的“禹貢制度”，各地還有那麽多貢品上交“中央”呢！此時，天下共主一職大家當然要“爭”，因為如果“爭”上了，真有不少好處可得呢！由“讓”而“爭”，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虞舜大殿外景（山西洪洞古歷山）
總而言之，正宗而純粹的“禪讓”制度應該是存在過的，而且存在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在原始社會的漫長歷史流程中，人們都是通過“禪讓”這種方式推舉、選擇自己滿意的首領的，而到了五帝時代，社會的貧富分化已經相當明顯，站立在社會頂尖上的被稱為“君”、“皇”、“帝”的這樣一些既富又貴的頭面人物，在他們身上雖然還保留著原始氏族長的聖人氣質，但“私”念已在他們身上植根，而傳子制度正是人們的“私”念發展到一定時期結下的一個果實。

——王進鋒《鐫刻在甲骨上的史詩——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