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物理入门结课论文

近代物理入门结课论文
题目：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技术接受度比较分析
姓名：李冠宇
学号：1019121115
指导教师：郝会颖
日期：2013年12月1日
摘要
与火电厂相比，核电站是非常清洁能源，不排放这些有害物质也不会造成"温室效应"，因此能大大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生态环境。

核能利用是人类发展必然趋势。

但核能技术应用历来在各国存在广泛争议。

2011年3月福岛核泄漏事故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核能技术安全性与可推广性关注，并争论不休。

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中，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技术接受度表现出明显差异。

分析了福岛核泄漏事故中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技术接受度，从决定因素角度探讨了造成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技术接受度差异原因，并对我国未来核能发展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核能技术；接受度；科学家；公众
0 引言
在环境保护、能源供应紧张等因素制约下，核能作为清洁能源逐渐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成为各国转变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效应主要备选方案。

尽管核技术不断完善，然而由于其安全问题，是否应该推广始终备受争议。

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等核事故带来信任危机尚未消除，2011年3月，日本9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使公众对核能信任程度进一步降低。

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4 月12日公布，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暂定评估等级上调至国际核能事件分级表(INES)中最严重7 级。

日本、韩国、菲律宾、德国、瑞士、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爆发反核示威游行活动，公众对核能表现出恐慌情绪，对核能接受度更是不断降低。

然而，此次事故后科学家对核能接受度仍然较高，具体表现为科学家认为核事故带来危害严重性不高，对健康风险总体来说低于其他能源，从长远来看核能仍然是替代化石能源主要备选方案，这与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形成鲜明对比。

可见，目前公众与科学家对于核能接受度呈现出两极分化状态。

核能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系统，而是社会大系统中一部分，特别是进入推广阶段之后，核能技术与社会互动则更为明显。

那么影响核能接受度因素有哪些？为什么公众与科学家对核能接受度出现明显分化？如何弥补对核能公众接受度与科学
家接受度鸿沟？在日本核事故及全球反核行动风起云涌背景下，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在我国弥补核能公众接受度与科学家接受度鸿沟，调整核能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 案例回顾
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始终是处于嬗变状态，这集中体现在灾难前后公众对核能态度差异。

每次灾难之后，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就会出现明显降低趋势。

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造成美国公众对核能恐惧感。

经过三里岛核泄漏危机之后，强大压力使美国能源政策发生转向，在之后三十多年美国没有再建一座核电厂。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被定级为最严重7级，造成31名消防人员死亡，数千人受到强核辐射，数万人撤离。

切尔诺贝利事故不仅仅是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三国灾难，并且波及全球，带有放射性物质粉尘飘到了欧洲，使各国公众对核能产生了恐惧心理。

核能公众接受度往往对本国核能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日本则是典型代表。

为应对能源资源贫瘠问题，日本近年来大力发展核能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其核能规模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法国和美国。

根据世界能源协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至2009年5月，日本运行核反应堆53座，装机容量为17915兆瓦。

日本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变化有三个阶段：1995年之前，在长期国民教
育下，日本核能公众接受度良好，很少有人质疑政府能源政策；1995年至1999年间，伴随着国内经济因素、舆论因素影响，日本核能公众接受度趋于复杂：无核实施地区、准备建造核设施地区与已有核设施地区公众接受度差异较大；1999年9月30日，日本东海镇发生核泄漏事故，导致日本公众核能接受度急剧降低：认为核设施安全或比较安全人数比例从事故发生前62.6%下降到13.5%，支持政府发展核能人数比例从81.9%下降到32.2%。

可见，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并不是随着技术进步而提高，每一次核危机带来恐惧感使公众难以理性地评判核能安全性。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海域发生9级地震，并引发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

与之前核事故相比，此次福岛核泄漏事故具有以下特点：（1）由强烈地震所引发；（2）网络时代到来促使公众对核能恐惧感得以蔓延。

这两个特点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大幅降低。

大地震引发核泄露使得日本公众情绪“雪上加霜”，对核能恐惧感进一步加深；相关新闻报道、专家评论以及各种谣言充斥在网络媒体上，使世界各国公众陷入核危机恐慌中，由此带来新一轮全球性反核浪潮。

3月20日，日本东京爆发千人反核大游行。

3 月28日，韩国环境运动联合会会员在首尔举行反核示威，抗议韩国政府扩建核电站。

距离日本较远德国公众对核危机反映却更为强烈。

3月26日，数十万德国公众在柏林、慕尼黑、科隆、汉堡
四个城市参与反核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关闭目前德国17座核电站。

在多方压力下，德国环境部长于5月31日宣布德国将于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核电站。

全球公众对核危机恐慌也波及到中国，集中表现在3 月16日、17日不少城市出现“抢盐风波”，在对核漏恐惧下，公众难以理性判断核能安全性，在科学与谣言面前选择了相信后者。

科学家是推动核能技术发展以及核工程建设主导力量。

与公众相比，科学家更具理性。

科学家在应对福岛核危机时主要有以下表现：（1）对核辐射进行检测，分析此次核事故发生原因并提出对策；（2）预测未来核能发展趋势；（3）通过媒体对大众就有关核能技术、辐射防护、核电站安全等知识进行科普教育。

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日本政府立即正式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援助。

国际原子能机构向日本政府提交调查报告分析了此次福岛核泄漏事故原因，指出东京电力公司没有健全处理事故责任制，并对各国核电站安全性完善提出建议；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承认日本政府和技术人员在灾难初期尽可能地做了最佳处理。

美国资深核工程师、三里岛事件现场主任莱克·巴雷特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指出“日本技术人员已经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尽其所能采取了最佳处理办法”，并认为“福岛事件对人们所造成惊吓超过了本身应有程度……虽然福岛核泄漏是一个造成百亿美元损失可怕核工业事故，但是它并不会造成重大健康危害”，核能对公众健康风险低
于其他能源，而政治家不应该因此动摇发展核能工业决心，应继续推动核能技术进步。

美国《科学》杂志在福岛核泄露事件之后也发表系列文章，通过绘制全球已营运和在建核电站地图来说明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大部分主要国家仍然会在加强监管前提下继续发展核能。

同时还指出，日本核泄漏事故虽然冲击了日本核能科研，但并不具有毁灭性。

面对日本核危机以及中国公众表现出来恐慌，中国科学家也通过媒体与公众互动，探讨核污染问题。

4月20日，中国科协举办“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并就此次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与媒体进行互动。

相关科学家普遍认为，此次核危机对中国公众健康影响远低于安全标准，对中国公众健康不会产生危害。

此外，中国科学家就福岛核泄漏事件后中国核能工业未来发展也展开讨论。

5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联谊会在北京召开“核能发展问题”研讨会，科学家们强调核安全重要性，并认为我国核能占能源结构比例较小，与宣称不再发展核电西方国家国情不同，因此未来“我国核能发展政策不宜大起大落，要保持相对稳定性”。

2 核能技术社会可接受度框架分析
通过案例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福岛核事故后科学家和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存在高低差异，且这种差异直接反馈在各国下一步
核能发展战略上。

可见，核能技术特点对社会产生影响，而核能技术发展也依赖于社会支持。

从技术创新过程角度来看，核能技术发展经历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示范和部署五个阶段。

在核能技术创新早期阶段，科学家接受度起到了关键作用，促使核能技术从基础研究走向了应用研究，并从军事领域逐步推广到能源、工业、航天等领域。

随着核能技术在应用领域逐步推广与公众对核能技术认知水平逐步提高，公众对核能接受度逐渐成为影响一个国家与地区核能工业发展速度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几次大型核事故之后，公众对核能较低接受度转变成舆论压力，进而影响决策者重新部署与调整核能发展战略。

在研究核能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方面，社会可接受度是一个有益视角。

目前国内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社会可接受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成框架。

Wüstenhage等人在综述大量文献基础上提出，将社会可接受度分为社会—政治可接受度、社区可接受度与市场可接受度三个类型。

其中，社会—政治可接受度最为宏观，社区可接受度次之，市场可接受度则体现在微观投资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层面。

笔者认为，解释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社会可接受度框架同样也可以解释核能技术。

影响核能社会可接受度因素主要表现为技术特点因素、个体因素与制度环境因素。

科学家对核能接受度与公众对核能接受度之所以出现差异不仅由于个体特点存在差异，也源于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差异。

具体有以下表现。

2.1 技术因素
对科学家、公众产生影响技术特点因素主要表现在核能技术风险性、有用性以及成熟度。

技术风险性包括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社会伦理风险等。

技术成熟度是表征技术在时间序列上发展情况，越接近技术生命周期末端，其技术成熟度越高。

技术有用性是指技术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创造价值。

在核能技术诸多特点中，目前人们更多关注是核能技术风险性。

核能技术风险性是主要针对其安全性而言。

虽然核能工程发生严重事故可能性较小，但事故影响则较大。

科学家会更多地看重核电事故概率性、核电技术风险进行理性评估；公众更看重核电事故严重性，核电安全运营实践对公众接受度产生正面或负面影。

2.2 个体因素
公众个体因素是影响公众对核能技术接受度主要因素，除了公众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客观因素外，对公众接受度产生更多影响则是主观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核能知识了解程度。

公众对核能接受是建立在对核能知识熟悉基础之上。

一般认为，对核能知识了解程度越高，对核能恐惧心理越小，对核能接受度也就越高。

因此由于科学家对核能技术知识了解程度高，因此其对核能接受度比公众高。

陈钊曾对深圳市民对核能知识熟悉程度进行过调查，发现有41.38%民众直接表示不了解，有44.83%民众表示一般了解，只有13.79%民众明确表示对核电有所了解。

而公众对核能接受程度较低，甚至出现反核事件，主要
是由于公众对核能了解较少。

对技术风险判断。

公众与科学家对于技术风险感知是有所不同。

公众在风险决策时主要考虑自身“基本需要”，科学家主要考虑社会“发展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只有达到了满足“基本需要”前提下，才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发展需要。

科学家在核能进行风险判断时更多考虑是核能发展前景；公众则更多考虑是核能对自身生活环境、身体健康方面影响。

由于看待核能风险视角不同，公众对核能风险性高低判断大于科学家判断，因此也导致公众对核能接受度低于科学家接受度。

此外，公众对核能工程特别是核事故预防及控制参与程度低于科学家，无法控制核能技术风险，这也对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接受度高低差异带来影响。

对核能技术信任度。

科学家对核能技术信任度主要依靠技术成熟度。

然而决定公众对核能技术信任因素是复杂，既包括技术成熟度因素，也包括政府、科学家公信力等非技术因素。

政府和科学家公信力建构是长期，特别是在每一次危机事件中政府、科学家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效果直接影响其公信力，进而影响公众对核能技术信任度。

对核能技术综合效益评价。

核能技术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等方面。

通常情况下，凭借对核能技术知识与应用前景了解，科学家能够对核能综合效益评价较为全面，而公众则更为看重切身利益，核能技术综合效益难以被公众全面地感知，特别是居住在核电站附近居民，由于存在“Not in my back yard”邻避心理，更有可能对核能产生负面评价。

2.3 制度因素
政策制定过程开放程度。

核能技术发展一般是通过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开展进行。

从政策科学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过程中开放性程度越高，越能够容纳多元社会主体意见与利益诉求，也就越容易提高一项政策社会可接受度。

在大部分国家中，核能技术发展政策最终制定者主要是政府。

利益集团、科学家、公众均不同程度参与政策制定。

政府制定政策“窗口”更倾向于向科学家打开。

一般而言，科学家凭借其在专业领域权威性更容易对核能相关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因而带来较高核接受度；而公众却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且较为分散，难以对政策制定产生明显影响，因此对核能公众接受度带来负面影响。

政府信息公开程度。

由于政策制定参与程度存在差异，科学家往往由于与政府较高沟通频率能够更多地了解政府具体政策意图、执行能力；而公众却难以融入政策讨论、制定过程中，对政府决策信息了解较少，特别是在核事故危机事件中，往往由于缺少官方信息而对核能产生抵触心里。

与此同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容易助长谣言信息成为公众进行判断根据。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权威信息“缺位”与谣言信息“越位”也直接促成公众对核能接受度降低。

3 案例讨论：福岛核危机下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差
异原因
上述分析给出影响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接受度相关因素。

当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时，技术特点、个体特点与制度特点这三个影响因素会表现出新趋势，使科学家与公众接受度出现明显分化。

从技术特点来看，福岛核事故中核能技术风险问题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而核能技术成熟度、有用性与易用性等其他特点却被关注较少。

不同国家科学家在核事故中主要行动是对各国现有核电站安全性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尽可能地规避技术风险。

公众此时则忽略了核能技术成熟与有用性，更加关注核能技术风险对生活、健康威胁。

个体特点也在福岛核事故中出现变化。

公众有限科学知识带来对核能技术风险夸大，导致公众对核能技术信任度下降。

危机中公众难以对核能技术综合效应进行理性评估，导致公众对核能接受度急剧下降；虽然科学家在福岛事故中同样也表现出对核能技术工程安全性反思，但相比公众而言更为理性。

从制度环境因素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在面对福岛核危机时各国政府更依赖于科学家观点。

科学家对核事故预防与治理可以通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得以实现，某种程度上间接提高了科学家对核能接受度。

然而公众鲜有参与各国危机决策制定，相对封闭政策制定过程导致公众对核能接受度进一步降低。

除此之外，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又助长了有关核扩散谣言传播，引起各国公众恐慌，加剧了公众对核能接受度降低。

核能技术特点与现有制度环境分别对科学家与公众产生影响。

同时，技
术因素与制度因素最终会作用在个体因素上，进而对个体产生影响效应，然而这种影响效应随着个体因素不同而有所不同：技术因素能够给科学家个体心里产生强烈效应，而科学家专业背景能够使其在现有制度约束中发挥独立作用；而公众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对技术因素不够敏感，而现有制度约束往往使公众难以了解核能技术真实情况，因此公众对核能接受度低于科学家对核能接受度。

从这点来看，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中，核能技术本身具备全部客观特点能够被科学家所认同却难以渗透到公众认知中，导致公众对核能技术恐慌，技术本身特点对科学家产生了强影响、对公众产生了弱影响；危机决策过程是相对封闭，这一制度特点对公众影响
强于科学家，相比科学家而言，公众难以融入危机决策制定过程，危机决策中制度特点对公众影响高于科学家。

可见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中，技术特点、个体特点与制度特点各自对公众接受度影响较平时发生了变化，带来公众对核能接受度降低，并与科学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科学家与公众二者对核能接受度分别在不同政治体制内作用于政策制定过程，进而不同国家在“后福岛时代”下制定核能发展战略存在差异。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多种因素造成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技术接受度差异，这一差异将会左右政治家对核能发展战略具体规划政策，为各国核能技术推广带来深远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技术与社会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今天，发展核能技术不仅仅是科学家与政治家任务，公众也已经进入了相关政策子系统中，通过话语权对核能技术工程产生影响。

政治家在做相关决策时，不仅听取科学家相关建议，还需要考虑公众接受度，集思广益听取公众意见。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福岛核事故中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除内部因素（个体因素）之外，还有外部因素（技术因素、制度因素），且外部因素最终会影响个体因素形成不同群体对核能接受度。

从内部因素来看，科学家对核能技术认知是客观、理性；而公众对核能技术认知是主观、非理性。

科学家专业背景是决定其对核能技术接受度主要因素；公众对核能技术接受度更多地是依靠自己经历、主观思维、切身利益，且由于公众对核能技术了解有限，因此对核能技术认知是主观、非理性。

从外部因素来看，技术特点因素对科学家影响较大，制度环境因素对科学家约束较小，公众则反之。

对于我国而言，核能技术与核能工业发展始终是由政治家与科学家组成“倡导联盟”进行推动。

科学家在我国核能发展政策子系统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家战略需求与科学家理性精神形成契合，主导了核能发展政策价值取向。

随着公民社会日益壮大与核能技术逐渐走向社会生活，公众参与相关政策制定诉求日益强烈。

然而，从此次福
岛核危机事件来看，公众与科学家对核能接受度存在明显差异，这种“鸿沟”将会成为下一步核能技术推广重要障碍。

因此，政治家则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弥补科学家与公众之间“鸿沟”，具体而言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增强技术特点因素对公众影响。

公众本身对核能技术认知存在非理性因素，即对核能技术特点不敏感，而核危机事件加剧了这一趋势。

因此，提升公众对核能技术认知中理性因素成分，增强公众对核能技术信任感是推动核能技术发展必经之路。

具体而言，通过科普教育、大众宣传等手段使公众与科学家进行互动，进而使公众了解核技术与核安全相关知识以及我国目前能源结构与能源需求。

特别是在危机出现时重视科学家与公众风险沟通，避免公众对核能技术产生恐慌情绪。

值得注意是，在进行沟通时，科学家要坚持客观、公正科学态度，且保持与公众平等地位，以此来避免公众抵触情绪，进而提升其对核能接受度。

（2）在缺乏对技术了解情况下，制度安排诸如信息公开、决策程序等制度会对公众产生更为深刻影响。

长久以来，我国政治家与科学家形成“倡导联盟”主导了核能发展政策子系统，“黑箱”似决策模式往往使公众对核能发展政策持怀疑态度。

从长远来看，一方面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使公众能够方便快捷地了解核能政策制定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多种制度创新使公众参与到核能发展
政策制定过程中来，特别针对核能工程选址所在地公众展开听证程序；同时还需为公众监督政策执行提供相关途径，以此来提升公众对核能接受度，弥补科学家与公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