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入洛后赋作与北方风物

陆机入洛后赋作与北方风物
陆机太康十年北上入洛后，创作了大量的辞赋。

北方风物在陆机入洛后的辞赋中，先由纯粹的-体物描摹，达到对西晋王朝的情感认同，取得西晋王朝的好感，如《鳖赋》、《桑赋》，进而运用了传统的“比德”之说，揭示“所体之物”的道德品质，如《瓜赋》，再进而变为抒写一位南方诗人对北方风物的新奇感；又进而激发了陆机的思乡之情，表现其“东吴情结”，如《怀土赋》、《行思赋》、《述思赋》、《思归赋》，尤其是《羽扇赋》。

最后，北方风物激发了陆机对“天道迁逝”的体认，将其提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借以消解其功名焦虑。

标签：陆机；辞赋；北方风物；审美意识；“体物”
陆机太康十年(289年)入洛后，受到北方风物的刺激，审美意识世界得到拓展。

今《陆机集》中存赋作共25篇，其中属入洛后所作者18篇。

其余的几篇尚不能确定是否为人洛前所作。

对这些不能确定为是否为人洛前所作的赋作，我们只能存而不论。

一、陆机入洛后赋作编年
《鳖赋》、《桑赋》作于元康三年(293年)。

《鳖赋·并序》云：“皇太子幸于钓台，渔人献鳖，命侍臣作赋。

”《桑赋·并序》云：“皇太子便坐，盖本将军直庐也。

初世祖武皇帝为中垒将军，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渐三纪，扶疏丰衍，抑有瑰异焉。

”由序可知，此二赋是陆机任太子洗马时所作。

据姜剑云先生考证：“元康二年(公元292年)陆机自吴赴洛应太子洗马征之事显然是不容怀疑的。

”陆机元康二年(292年)至元康四年(294年)秋，任太子洗马职。

所以说，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中将此二赋系于元康三年是可信的。

《怀土赋》所作时间，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认为亦系元康三年(293年)，原因是“本文情思，与上《行思》一赋盖情调相同而写法则分两面。

上文即景生情，情依景起。

本文则就故乡景物，与新邑行色，两相纠结，较量情愫，因以成文。

盖当为一时之作”。

《行思赋》所作时间仍有争议，姜亮夫在《陆平原年谱》中认为系于元康三年(293年)所作，而陆侃如先生在《中古文学系年》中则认为作于元康四年(294年)。

争议不仅涉及时间，而且涉及对《行思赋》的主旨的理解。

姜亮夫先生认为“游郊而作”，又云：“此诗人志意情感与实生活不能调处之所在，故曰行思也。

”而陆侃如先生认为《行思赋》是陆机随吴王晏出镇淮南途中所作，从《行思赋》“越河山而托景，眇四载而远期。

孰归宁之弗乐，独抱憾而弗怡”可见，陆机离开家乡已经四年之久，如果以元康二年(292年)离开家乡算的话，此赋应作于元康五年(295年)。

赋中所云的游郊，极有可能是事后回忆。

赋中“商秋肃其发节，玄云霈而垂阴。

凉风凄其薄体，零雨郁而下淫”的描写，与《晋书·惠帝纪》“是岁(元康五年)，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记载相似。

《思归赋》作于元康六年(296年)。

《思归赋·并序》：“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

而羌虏作乱，王师外征，职典中兵，与闻军政。

惧兵
戈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

”此赋所作时间学界已成共识。

《遂志赋》作于元康八年(298年)。

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中云：“序中‘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云云。

作者，当指著作郎，非泛泛之称。

古无自称为作者者也，故次此。

”
《文赋》所作时间，学界尚无定论。

如果无新材料的出现，我们仍是无法判断《文赋》所作的具体时间。

但大致上定稿于元康末至永康间(299—300年)。

《述思赋》、《漏刻赋》、《羽扇赋》、《叹逝赋》作于永康元年(300年)。

陆侃如先生据陆云《与兄平原书》之八所述：“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

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

《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

《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

《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灭。

《漏赋》可谓清工。

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

”将此三赋所作时间定为永康元年(300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豪士赋》作于永宁元年(301年)。

此赋所作时间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作于齐王同被诛之后，即太安元年(302年)，依臧荣绪《晋书》所记，唐李善、今人高步瀛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齐王同被诛前，即永宁元年(301年)，唐五臣和今人陆侃如、姜亮夫等持此观点。

《愍思赋》、《思亲赋》作于太安元年(302年)。

是年八月，河间王义、成都王颖举兵讨伐长沙王义。

惠帝以长沙王义为大都督，率师御之。

“八王之乱”，成都王颖引兵屯朝歌，举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

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

陆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

陆机想辞去前将军前锋都督，司马颖不许。

后失战机而战败。

陆机被谗谋反，为成都王颖所杀。

此赋应作于八月之前。

悼念族姊。

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考之甚详。

应为入洛后所做，不可考定具体年代的，有：《感丘赋》、《瓜赋》、《感时赋》、《应嘉赋》。

简而言之，陆机入洛后赋作情况可以下表明示之。

二、陆机入洛后所作诸赋与北方风物
如果说陆机在华亭(上海一带)致力于诗歌创作的话，那么，他北上入洛后，则着力于辞赋创作，这是受到了洛中《楚辞》文风的影响。

在与北方世族交往中，陆机在对北方风物最早是带有抵触情绪的，如《世说·言语篇》载，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酷，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陆机面对洛阳北方世族的鄙视，运用南方风物——莼羹——敌之。

尔后，陆机进入愍怀太子(司马通)集团，任太子洗马。

在与愍怀太子(司马通)集团的交往中，陆机始尝试着用辞赋创作。

他此时创作了《鳖赋》、《桑赋》。

此二赋实属应景之作，应该属于陆机辞赋创作的练笔之作。

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赋可以说是政治、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借以表明了陆机对西晋王朝的情感认同，以取得西晋王朝的好感，进而博得晋升之资。

《瓜赋》似乎属于此时之作。

不过，《瓜赋》属体物小赋，陆机尝试着运用先秦“比德”之法，开体物小赋之先河，它不同于汉大赋传统，符合“赋体物而浏亮”的审美理想，显得格外清新可爱。

据赋作中“赴广武以长蔓”(广武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南)，可知应是陆机入洛以后的作品。

如果说《鳖赋》、《桑赋》中鳖、桑等，尚纯粹是体物之对象，而《瓜赋》中的瓜已经上升到“比德”高度。

“佳哉瓜之为德，邈众果而莫贤”是对瓜的品德的赞美。

无论是鳖、桑还是瓜，均具北方风物的地域特色。

陆机在《感时赋》中云：“悲夫冬之为气，亦何憯懔以萧索。

天悠悠其弥高，雾郁郁而四暮。

夜绵邈其难终，日晼晚而易落。

夫层云之蒇蕤，坠零雪之挥霍。

冰冽冽而寝兴，风漫漫而妄作。

鸣枯条之泠泠，飞落叶之漠漠。

山崆(山龙)以含瘁，川蜲蛇而抱涸。

望八极以(日党)漭，普宇宙而寥廓。

伊天时之方惨，曷万物之能欢。

鱼微微而求偶，兽岳岳而相攒。

猿长啸于林梢，鸟高鸣于云端。

矧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

历四时之迭感，悲此岁之已寒。

抚伤怀以呜咽，望永路之泛澜。

”北方寒冬，萧瑟肃杀：浓雾四漫，层云叠叠，雨雪飘零，寒冰冽冽，狂风肆虐，落叶漠漠，山瘦水寡。

这一切在南方诗人陆机看来，都是如此新奇。

此赋可以说是他对北方寒冬季节的新奇感的表达。

因而说，《感时赋》是他人洛不久创作的，并在其中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悲：“矧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

”《感丘赋》中云：“泛轻舟于西川，背京室而电飞。

遵伊洛之坻渚，沿黄河之曲湄。

睹墟墓于山梁，托崇山以自绥。

见兆域之蔼蔼，罗魁封之累累。

于是徘徊洛涯，弭节河干，伫盻留心，慨而遗叹。

仰终古以远念，穷万绪乎其端。

伊人生之寄世，犹草木乎山河。

应甄陶于岁改，顺通川而日过。

而乃申舟人以遂往，
横大川而有悲。

伤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几。

虽履信而思顺，曾何足以保兹。

普天壤其弗免，宁吾人之所辞。

愿灵根之晚坠，指岁暮而为期。

”此应是陆机入洛初时，在《感丘赋》中，北方风物激发了陆机的功名意识和生命意识。

陆机入洛之后，情感中纠缠着难以排解的思乡之念。

他进而将自己的故国之思，融入到辞赋创作中，创作出别具一格的《怀土赋》。

《怀土赋·序》中说：“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

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与咏；水泉草木，成足悲矣。

故述斯赋。

”北方洛阳的“丘墟”、“黄川”、“苍林”等风物，激起了陆机对故土的思念。

“留兹情于江介，寄瘁貌于河曲。

玩通川以悠想，抚征辔而踯躅。

伊命驾之徒勤，惨归途之良难。

愍栖乌于南枝，吊离禽于别山。

”他的情思寄予“江介”——南方风物的经典代表。

早在战国时，屈原的《哀郢》即云：“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

”“江介”已成为南方风物的经典意象，而身形居于“河曲”之上，陆机感慨王命“伊命驾之徒勤，惨归途之良难”。

陆机的思土之情思一发不可收，于元康五年(295年)，又创作了《行思赋》。

《行思赋》云：“背洛浦之遥遥，浮黄川之裔裔。

遵河曲以悠远，观通流之所会。

启石门而东萦，沿汴渠其如带。

托飘风之习习，冒沉云之蔼蔼。

商秋肃其发节，玄云霈而垂阴。

凉风凄其薄体，零雨郁而下淫。

睹川禽之遵渚，看山鸟知归林。

挥清波以濯羽，藏绿叶而弄音。

”以上着力铺写洛阳之景。

遥遥之“洛浦”、裔裔之“黄川”、悠远的“河曲”等，尤其是北方深秋时节，肃杀、凛冽，对一个南方吴地的文士来说，这些都是新奇的。

这些北方景致都促发陆机“行弥久而情劳，途愈近而思深”的感情积郁，引发了归宁故土的愿望。

元康六年创作的《思归赋》中云：“节运代序，四时相推。

寒风肃杀，白露沾衣，嗟行迈之弥留，感时逝而怀悲。

彼离思之在人，恒戚戚而无欢。

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

昼辍食而发愤，宵假寐而兴言。

羡归鸿以矫首，挹谷风而如兰。

岁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

风霏霏而人室，音泠泠而愁予。

既遨游乎川沚，亦改驾乎山林。

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深。

叹随风而上逝，涕承缨而下寻。

冀王事之暇豫，庶归宁之有时，候凉风而警策，指孟冬而为期。

愿灵晖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

”此赋中，陆机淡化了对北方风物的新奇感，表达了强烈的思乡情愫：“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

”陆机所谓的“缘情”与“触物”应该是互训的。

先秦《庄子》中就有“物情”之说。

永康元年(300年)创作的《述思赋》云：“情易感于已揽，思难戢于未忘。

嗟伊思之且尔，夫何往而复臧。

骇中心于同气，分戚貌于异方。

寒鸟悲而饶音，衰林愁而寡色。

嗟余情之屡伤，负大悲之无力。

苟彼途之信险，恐此日之行昃。

亮相见之几何，又离居而别域。

观尺景以伤悲，抚寸心耳凄恻。

”“寒鸟”、“衰林”这些普遍的意象，成为伤情、大悲之情的促发因素。

《漏刻赋》沿袭着《瓜赋》的路子，除“比德”之外，无足表彰。

《羽扇赋》十分特别，集中表现了陆机的东吴情结。

作品假托楚襄王会诸侯故事，楚大夫宋玉、唐勒手执白鹤羽扇，遭中原诸侯嗤笑，经过羽扇与中原所流行的方圆二扇优劣之论争，中原诸侯终于放弃方圆二扇而操起吴楚羽扇以归，反映了吴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胜利。

此赋显然是模仿司马相如大赋的模式，通过想象的方式为江东吴楚文化的优越性寻找依据。

随着陆机在洛阳生活时间的长久，北方风物在陆机那里，已经没有了新奇感。

陆机开始在赋作中，将北方风物化为天道迁逝感，来消弭自己的功名焦虑。

在永宁元年创作的《叹逝赋》中，他选择了用天道自然“迁逝”来消弭痛苦。

陆机选择此方式来消弭痛苦，进而促发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陆机受魏晋庄老“贵生”思想的
影响，对个体生命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

《叹逝赋》云：“然后弭节安怀，妙思天造，精浮神沦，忽在世表。

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

指彼日之方除，岂兹情之足搅。

感秋华于衰木。

……将颐天地之大德，遗圣人之洪宝，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

”其情可见。

综上所述，北方风物在陆机入洛后的辞赋中，先由纯粹的体物描摹，达到对西晋王朝的情感认同，取得西晋王朝的好感，如《鳖赋》、《桑赋》；进而运用了传统的“比德”之说，揭示“所体之物”的道德品质，如《瓜赋》；再进而变为抒写一位南方诗人对北方风物的新奇感；又进而激发陆机的思乡之情，表现其“东吴情结”，如《怀土赋》、《行思赋》、《述思赋》、《思归赋》，尤其《羽扇赋》。

最后，北方风物激发了陆机对“天道迁逝”的体认，将其提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借来消解功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