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干部晋升快速通道

储备干部晋升快速通道

原文标题：中共储备干部探秘：多被委以招商与维稳重任

在大陆党委换届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官员，被补充进市县乡领导层。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如此快速晋升，得益于在2009年时，就已经进入了组织部门的一份大名单，即后备干部表。

大陆媒体指出，按照相关规划，中共每5年进行一次后备干部的集中补充调整，其中尤其是省部级后备干部的补充调整，将利用换届后各地党政班子相对稳定的时期。上一波集中补充已在2009年完成，下一次将是在2014年。

在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中，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最初是以领导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名义被写入1982年底修改的党章。

经近三十年演进，后备干部这一被作为“第三梯队”进行培养的群体，其发挥的功能，也已超越了最初设定。在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的运作过程中，时下不少后备干部被陆续派往经济发达地区从事招商引资工作。一些地区还以文件方式，要求后备干部提拔之前，必须在信访维稳一线挂职。在一些征地现场，也出现了后备干部的身影。

后备干部群体被镶嵌进地方这几大紧迫事务中，显示出大陆基层政权近三十年的着力点位移。

三级后备干部数量近五万

干部储备制明确设立的信号是1983年中组部下发《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该文要求，当年7月之前要选定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这其中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后备干部200名，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副省长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后备干部800名。具体到省、市、自治区，每处出20名左右省部级后备干部，共600名；每个部委5名左右，共400名。

后备干部名单被要求保持常数，因提拔和调整而出现的缺额，必须及时补充。名单由组织掌握，培养意图和使用方向都属保密范围。省部级官员如此后备模式，便一直延续至今。

伴随着1990年代中共第三梯队建设的日益完善，省部级以下的后备干部培养管道，也被陆续打开。目前大陆已形成一座形同锥状的后备干部分布图，覆盖了省部、地厅级、县处级三个层次，其中省部级后备干部1000名左右、地厅级6000名、县处级约40000名。加起来接近5万人。

无年龄优势不储备。中组部要求45岁以下的后备干部，部委要有1至2名，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有3至5名。这个年龄要比所在领导班子其他同僚年轻四五岁。

地厅级后备干部的年龄要稍小一些，一般介于40至45岁之间，同时要求储备相应数量的40岁以下干部。县处级后备干部以35岁至40岁的干部为主体，35岁以下的干部要有相应数量。

五年一级的年龄分层，对于中共各级政权主政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级的后备干部想要晋升到同级正职，需要五年左右，而向上一级正职升迁，则大致是十年，与中共五年一次党委换届的政治周期暗合。

中组部文件显示，今明两年，中组部要重点掌握1000名左右省部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人选，其中近期可进领导班子的后备人选300名左右，党政正职后备人选100名左右。

后备干部的培养路径

后备干部的培养，是一个时间跨度极长的过程。

在组织系统内，通常将一个官员的仕途生涯的三个关键时期概括为入口、楼梯口、出口三阶段，入口就是仕途起端，楼梯口即逐级晋升过程中的一道道门槛，出口则是严格按年龄到站退休。依照组织部门的制度设定，目前后备干部的入口，主要来自党内民主推荐。这种运作方式的灵活度更大，同时意味着领导班子和组织部门的选择占主导地位。

其中，正职后备干部，由上级组织部门拟出建议人选名单，报党委研究认定；副职后备干部，则是由所在单位的党委集体研究提出名单，报上级组织部门考察。一般情况下，后备干部的数量按照领导班子职数正职1：2和副职1：1的比例确定。

选拔后备干部工作通常是单独进行的，不过在地方，很多时候与领导班子换届调整双线推进。在公开选拔与竞聘中发现优秀年轻干部，也成为了另一个后备干部的主要来源。后备干部梯队之后，部分地区还发展出了预后备干部梯队，作为后备干部的后备。相比较而言，公开选拔的透明度更高。

尽管中组部并未下文安排，但一些地区在公开选拔后备干部时，已经开始引入心理测试环节，令这一略带神秘色彩的官员选拔更为科学化。如江西九江市的后备干部，就曾在被考察期间接到指令赶往市委党校开会，到达后却突然发现是一场心理测试。近年来，这项接近跨国公司招聘内容的测试，已在后备干部选拔中屡见不鲜。

组织部门对于后备干部的职业规划，在大方向上堪称用心良苦。看似仕途尚浅的后备干部，在地方组织口的分类管理中，细化为党群类、经济类、政法类、教科文卫类、行政监管类五种类型的干部。分口不同，工作锻炼内容也就不尽相同。

不过，缺什么补什么，似乎也是不同类型的后备干部，在晋升之前要完成的共同作业。这一点在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履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实行岗位轮换，安排分管常务工作或者担任其他与培养方向相关的重要职务；分配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选派到基层特别是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地区或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及企业、重点建设工程单位任职、挂职；选调到上级党政机关挂职、任职等。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现代政治学源头——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的被选训历程。

这样安排既能使后备干部在短时间内积累更多领域的管理经验，便于组织对他们做进一步的考察，也可让外界对他们有更多了解，为他们取得社会威望创造条件。

在另一个层面上，无论是上挂下派，还是异地交流，都还不足以见证后备干部的仕途走向。能为后备干部升迁提供指标性参照的动作，被送去各级党校的“中青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可被认为是一个明显信号。

“中青班”的建制最初由中央党校在1980年代初期发端，历经7任校长，依然是中央党校的核心培训班级之一，其主要面向现任地厅级，作为省部级干部培养的后备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任的省委书记中，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福建省委书

记孙春兰、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等至少六人，都曾在中央党校“中青班”脱产受训一年。

党校系统向省市铺开之后，各地党校的“中青班”也承担了相似的后备干部培训任务，只不过受训的后备干部级别逐级降低。

但是越下行，这种后备干部的培训模式，会随着基层党校的水平参差而沦为形式。在彭柯针对基层党校开展多次田野调查之后，他认为所看到的地方党校，似乎是在培养具有文艺复兴气质与列宁主义思想，拥有儒家君子风度，又读过MBA课程的中共干部——比如有关曾国藩家书的课程就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不过丰富的课程以及短暂的学时安排，对于后备干部的能力提振会有多少，需要打一个问号。

不独在培训过程中，上挂下派也是容易激发后备干部负面情绪的安排。有基层后备干部说，其所在地区的大部分后备干部，需要交流到乡镇锻炼。这种下派看起来令后备干部收获了基层经验，但在部分后备干部看来并不美妙。一是乡镇岗位少有空缺，部门超编，后备干部下派之后很难再冒头上调。二是基层组织部门主要领导调整之后，下派政策存在不能延续的风险。

更大的不满来自于“备而不用”，即后备干部在官员调整上并不占据优势的现象，反倒非后备干部后来居上，形成“用而不备”的现实。

这背后的成因复杂而有趣。大陆媒体报道称，不少基层后备干部只接受了简短的理论培训，并没有得到实践锻炼（比如挂职）的机会，而本单位认为后备干部成长只与组织部门有关，形成两不靠局面，使得后备干部的整个仕途发展趋向于自然生长。

后备入口标准相对笼统，入口之后又疏于管理。放羊的结果，自然是后备干部自身质量良莠不齐，备与不备的差别，越往基层越并不明显，间接导致后备干部难以走近“楼梯口”。

后备干部被派往“四个一线”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的后备干部大调整中，中组部已会同各省市，直接掌握一批市县级优秀干部，进行跟踪管理和培养，或许能在小范围内缓解优秀年轻干部“备而不用”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