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关系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市场与商品经济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市场与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市场与商品经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不仅是经济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骨缠乎笼罩着一种奇妙的氛围，以及繁盛的商业活动。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历史上市场与商品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
首先，谈到市场，我们不得不提到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
在古代，城市是商品经济最重要的集散地。
城市的功能和繁华程度往往成就了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许多城市兴盛之处，往往也是商品交易所在。
比如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是中国古代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长安拥有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密集的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游客。
在长安的市场中，不仅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商品，还有来自丝绸之路的外国商品。
这使得长安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其次，中国古代市场的繁荣也与交通网络的发展密切相关。
古代的交通条件相对较差，交通的不便会限制商品的流通，从而影响市场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建设并完善了许多的运河和道路网络。
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它不仅作为军事防御的工程，也是贸易和运输的通道。
久而久之，运河和道路的建设使得商品能够快速、便捷地通过整个国家。
通过这些交通网络，商品从生产地到销售地的时间和成本都大大减少，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第三，中国古代市场的发展与商人的作用密不可分。
商人是市场的关键驱动力，他们以经营商品为生，通过买卖来获取利润。
商人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举个例子，宋代的开封，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当时在开封，有很多商人致富，并投资于文化艺术。
他们将文人画和名人书法作品带回家乡，也支持了当地的书院和科举考试。
这就是商人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对当地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最后，古代的市场活动是多样化的。
不仅有物品的交换，还有劳动力的交换和金融活动。
比如，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农产品交换成其他商品，工匠可以通过出租自己的技术来赚取工资。
从盐铁专卖浅析专卖制度
从盐铁专卖浅析专卖制度专卖制度，是指国家对某些特定产品的产运销全过程或部分环节实行垄断经营的制度，简称“专卖”。
作为我国古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专卖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实行专卖制度有何利弊？古代专卖制度可以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本文将主要立足于盐铁专卖制度，着重对以上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专卖制度的源起及其原因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
禁榷，就是禁止私人经营，由官府垄断，利出一孔。
这一制度在我国究竟出现于何时，学者间有过不同的意见和争论。
但目前较为认同的观点是，该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
春秋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统治者对工商业的管理加强。
齐桓公问管仲富国强兵之术，管仲对以盐铁之利。
《管子·海王》载：桓公曰：“然則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
”《管子·轻重甲》又记：管子对曰：“……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征而积之。
”桓公曰：“诺。
”十月始正，至于正月，咸盐三万六千钟。
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
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
若此，则盐必坐长十倍。
”桓公曰：“善。
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
彼尽馈食之国也，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
”桓公曰：“诺。
”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由此，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的专卖制度即起源于此，禁榷制度是由管仲创立。
①吴慧先生在谈到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时分析道：“盐铁两项大宗商品实行专卖政策，所采取的形式可归纳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八字。
这种专卖形式可称为‘直接专卖制’。
中国历史上管仲是盐铁‘直接专卖制’的创始人。
”②但是，专卖制度形式多样，从产生到定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不能将以后专卖制度的模式用春秋齐国“官山海”的具体办法来概括。
古代专卖制度
古代专卖制度古代专卖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特定的法律手段，将某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生产、销售等权益独家授予特定的机构或个人，形成垄断经营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专卖制度是一种常见的经济手段，旨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控制市场和稳定社会秩序。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运行机制以及影响等方面，阐述古代专卖制度的特点和影响。
一、历史背景古代专卖制度可追溯到中国秦代，尤其是始皇帝时期。
当时，始皇帝强调集权统一，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其中之一便是建立了起初的专卖制度，以控制物价和市场。
此后，专卖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在波斯、罗马等古代帝国中，也存在类似的专卖制度。
二、运行机制专卖制度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商品选择、专卖机构和售卖方式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哪些商品实行专卖是由统治者决定的。
通常，统治者会选择对国计民生重要、需求稳定的商品进行专卖。
例如，在古代中国，盐、铁等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常常被专卖。
其次，专卖机构是实施专卖的主体。
在古代，常见的专卖机构有官府、行会等。
专卖机构负责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售卖，并享有独家权益。
他们通过垄断市场来控制价格，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故而，统治者常常选择忠诚可靠的官员或富有影响力的行会来承担专卖任务。
最后，专卖制度的售卖方式也多种多样。
常见的方式包括专店、专柜、官铺等，专卖机构通过限制渠道和销售数量，实现价格控制和市场稳定。
三、影响古代专卖制度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专卖制度为统治者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通过垄断经营，专卖机构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并上缴给国家。
这种收入对于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和加强国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专卖制度影响了商品的价格和质量。
一方面，专卖机构通过控制市场流通途径和销售数量，有效地控制了商品价格，使统治者能够稳定物价，维护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专卖机构为了提高利润，往往通过垄断手段降低商品质量，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古代经济史复习参考
一、名词解释：1.一条鞭法：1581年张居正实行的赋役制度改革。
主要内容是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最后将役银和赋银合并征收。
一条鞭法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赋役一概征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摊丁入亩：清政府实行的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
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是废除人头税，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是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
具体方法是，将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到各州县土地上，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
地银和丁银合一，叫做地丁银。
该制度实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3.井田制：周朝实行的一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
周朝一切土地归周王所有，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候臣下，但臣只有世代享用权，不得转注和自由买卖，还要交纳一定贡赋。
奴隶主贵族则强迫奴隶集体耕种。
耕地阡陌纵横，成井字形状，故称为“井田”。
奴隶社会利用井田制来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
西周后期出现了土地转让或买卖，井田制瓦解。
4.两税法：是唐代后期的税收制度。
依该法规定，国家“量出而制入”，即预计各州县当年开支的总数，按人户土地实际占有状况，将税金分摊给各户分等负担，每年夏秋两次收集。
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过去租庸调法主要按人丁收取税役的办法，为解救当时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5.专卖制度：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某些重要的商品实行专卖的制度。
专卖制度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明清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
在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制度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有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6.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在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不同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个别的少量的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
手工业发展，手工业产品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作为商品大量出售，农业、手工业发展使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
这样，在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古代商业的发展及经济政策
例2. 唐代长安的商业店铺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按规定， “ 诸行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 ” 。南宋都城中的 商业活动散布于城内各处，据记载约有 “ 四百十四行 ” 。 上述材料可以佐证，南宋时期( A.私营商业已居主导地位 B.坊市制度已经瓦解 C.商业发展已超过农业 D.资本主义萌芽已出现 )
答案
D
例11.清前期《望江南百调》唱道：“扬州好，侨寓半官场， 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材 料反映了( )
A.仕商身份界限完全打破 B.商业发展改变社会风气 C.地方商业均由官员经营 D.政府摒弃传统抑商政策
当时(
)
A.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B.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
C.政府重视商业管理并征收商税
D.城市中的坊市界限依然存在
答案
C
3. 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特点: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是一种朝贡贸易,其政治
目的大于经济效益。 （2）表现： ①西汉:开通陆、海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发展。 ②唐朝: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在此设市舶使。
政策因素：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
生产规模，对外推行闭关政策，这都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政治因素：专制集权统治和传统纲常礼教阻滞着社会结构的变革。
例8.太原王氏是明清著名晋商,“以商贾兴,以官宦显”,在 经商做官发财后大兴土木,其王家大院被誉为“中国民间故 宫”发展的影响角度命题。不同时期商业的发展，对 封建统治理念、社会主流思想、科技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 面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商业发展对文学艺术世俗化的影 响尤为重要。解题时注意结合相关史实分析。
史料
王玉茹 中国经济史课后答案
王玉茹中国经济史课后答案第一章古代社会的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一、试述中国古代资源禀赋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总是建立在对一定的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就是不断开发、利用资源的历史。
尤其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里，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
资源禀赋包括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两部分。
1.土地资源的特点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土壤特征各异，植物品种繁多。
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能够为其提供种类繁多的土特产品。
这是中国土地资源的优势所在。
但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在土地资源上并没有优势。
原因在于:(1)中国古代农业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小，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2)中国尽管土壤种类繁多，但具有良好蓄水性和可耕性的土地较少。
(3)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
2.矿产资源的特点我国国土广袤，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自然资源蕴含丰富，属矿产资源富庶国。
由于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的总量大、种类多。
但是我国矿产资源也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富矿少，贫矿多。
二是单一矿少。
另外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矿产资源利用不充分，“风水说”观念对矿产资源开采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古代社会，以耕织结构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
它萌芽于夏商周，在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下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济生产方式被延续下来，并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础。
三、试述影响我国古代小农经济形成的主要因素。
小农经济由小农的生产与生活组成。
生产即是指小农的主业和主要副业——粮食和纺织原料及其成品生产，生活则是小农经济所赖以生存的更多的必要条件。
影响我国古代小农经济形成的主要因素主要有:1、小农家庭的人口规模及其贫困汉代以后，小农经济基本被认为是五口之家而且家庭普遍贫困。
2、农业“低投入——产出”的形成为了维持小农经济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小农除了在生活上尽量减少开支，也必须在农业生产投入上尽量减少开支。
古代茶叶专卖制度：茶叶是如何影响古代经济的？
古代茶叶专卖制度：茶叶是如何影响古代经济的？国人的日常饮食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
如果说前六件物品，乃是做饭的必需之物；那将茶叶和生活必须品相提并论，可见国人对茶的痴迷。
国人的饮茶之风，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颇多繁琐的规矩。
在封建社会成熟之后，茶叶还成为了影响当时经济的一个积极要素。
而古代茶叶专卖制度的演变，也恰好论证了这一现象。
茶叶国人喝茶，起源于上古时期。
传说神农氏尝百草时，便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价值。
到了春秋战国以后，商品经济的萌芽出现，不少商人在茶叶中看到了巨大商机，于是茶叶逐渐传播开来。
根据顾炎武在《日知录》所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便可知在先秦时期，饮茶之风便已经形成了。
一、茶叶专卖制度的由来茶叶历史虽然悠久，但它真正有能力影响到经济，是在唐代中期以后。
在此之前，品茶之风虽然流行，但依旧局限在上层贵族和少数士大夫群体中。
直到唐代以来，茶叶才走进寻常百姓的家中，并逐渐在全国各阶层中普及。
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提到：'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
'《膳夫经手录》到了唐代中后期，有'茶圣'之称的陆羽，经过多年研究编写了一本《茶经》，于是'天下益知饮茶矣'。
茶叶走进千家万户，代表了它的受众群体在不断扩大。
上至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人们已经培养了闲暇时饮茶陶冶情操的乐趣。
既然茶叶有了市场，它自然能带动商品经济。
由此，茶叶的税收也成为了唐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茶叶带来的利润和市场过于庞大，以致于统治者不得不效仿古代的盐铁专卖制度，对茶叶也实施起了专卖制度。
盐铁专卖制度的理论，形成于战国时期，由著名'理财专家'管仲提出。
齐王在听取了他的意见后，将盐铁两大产业收归国有，由官府统一调配和出售，最终使得齐国经济迅猛发展。
古人对商品经济的认知和态度
古人对商品经济的认知和态度
古人对商品经济的认知和态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
1. 分工与交换：古人认识到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他们通过分工将生产劳动进行细分，形成不同的职业和专业。
分工使得不同人可以生产各自擅长的产品，增加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同时，古人也意识到通过交换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品，满足个人或社会的需求。
2. 价值与价格：古人对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和价格有一定的认知。
他们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决定的，而价格则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果。
古人认识到价格会随着供求变化而波动，而价值则更加稳定。
3. 利润和商业：古人对商业和利润也有自己的认知。
商业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知道通过购销物品可以获取利润。
商业活动不仅有助于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也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
古人对商业的态度有的持肯定态度，认为商业是一种正当的职业，也有的持否定态度，认为商业是一种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不符合道德伦理。
4. 物质与精神：古人对商品经济的态度中也存在对物质和精神的思考。
古人认识到物质生活的重要性，通过商品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但他们也提出了精神追求的重要性，认为物质财富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的内在需要。
因此，古代文化中也强调精神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总的来说，古人对商品经济的认知和态度是复杂的。
他们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存在和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其中的利弊和局限性。
他们既看重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经济发展，也注重精神追求和品德修养。
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
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article.php/12425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李晓孙尧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102249)(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山东济宁 272025)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3期在宋朝经济制度史上，和籴、和买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故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
据初步统计，自193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学者共发表直接论述宋朝和籴制度的论文32篇、和买制度的论文7篇，另有8部著作涉及相关问题。
综合分析这些成果，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70年代。
这个时期的研究由日本学者发起并居于主导地位。
森住利直首开其端，《北宋初期的便籴》(《史渊》3，1931年)简要考察了便籴的语义、北宋初期在北部沿边和京师等地实行的便籴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茶、香药专卖制度等。
他的《南宋四川的对籴》(《史渊》10，1934年)认为，对籴就是在税米之外再强制征购与税米数量完全相等的粮食。
日野开三郎随即连刊数文：《宋代的便籴》(《东洋学报》23—1，1935年)考证了便籴的词义和概念，对便籴法实行的地域和演变过程做了简单考察，并以较大篇幅详细论述了河北路的便籴数额以及与便籴制度相关的各官僚机构。
此文虽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也属于北宋便籴制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之一。
《北宋时代的博籴》(《历史学研究》4—3，1936年)认为，所谓博籴就是用现钱以外的物品支付的籴买方法。
《以神宗朝为中心看北宋的结籴》(《史渊》20，1939)认为，所谓结籴法，就是官府让商人承包粮食缴纳的籴买办法，官府向承包者赊贷钱物作为资本并征收利息，其目的是让没有资本的商人也能参加籴买粮草的应募，丰富官府的粮食储备，同时抑制胥吏等的不法行径。
结籴与市易法有密切关系，它是作为市易结揽法的一部分被实行的。
因此考察结籴法不仅是研究北宋时期粮食经济的必要途径，对于研究市易法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商品经济与唐宋专卖制度的变革(1)
商品经济与唐宋专卖制度的变革(1) 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
禁，乃禁止之意；榷，为独木桥。
汉唐之人在注说西汉榷酒之事时作了很好的解释：“如淳曰：‘榷音较。
’应劭曰：‘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
’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
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
’师古曰：‘榷者，步渡桥。
《尔雅》谓之石杠，今之略徇是也。
禁闭其事，总利人官，而下无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
”①禁榷，就是禁止私人经营，由官府垄断，利出一孔，犹如过独木桥，舍此而别无它途。
这样一种制度，根据目前的文献记载，说它源于春秋管仲相齐时的“管山海”政策应该是可信的②。
不过，这时专卖制度尚处于萌发期，它的制度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备。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为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任用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人，实行盐铁官营和榷酒等经济政策，其具体做法，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官府在全国各盐产地和铁产地，设置盐铁官，管理盐铁的生产；从事盐铁生产的盐户和铁户，无生产经营自由，他们被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发给盐户和铁户必要的生产工具，所有产品由官府收购、运输和销售；禁止民间私自生产和运输销售，如有违反，处以重刑重罚。
这样，官府通过控制盐铁等重要商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从而达到了政府垄断利源的目的。
随着这套政策的实施，专卖制度形成体系并趋于定型。
——————————————————①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武帝纪》关于天汉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注文。
②关于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春秋管仲在齐国的“管山海”，但也有学者认为仅只是管理而非专卖，真正意义上的专卖开始于西汉武帝的盐铁官营。
我们认为，讲专卖制度起于管仲的“管山海”，还是有根据的。
在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的支持者与贤良文学辩难，讲桑弘羊所推行的盐铁官营等政策并非其首创，而是“修太公、桓管之术”。
汉朝人距离春秋战国不远，最知悉这项政策的原委，此说应是可信的。
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政策
核
心
问
题
把握主流·辐射多元
重难点一
古代手工业的发展
(一)追根溯源——古代中国手工业没有出现生产领域技术
革命的原因
市场 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具有封闭性，对市场商品的 因素 需求量不大 官营 官营手工业占据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加之其规模 压制 大、技术精，对民营手工业产生了冲击 政策 手工业者社会地位低下，封建政府往往对其征收 限制 重税 社会 民间手工业力量弱小，封建社会的动荡往往对其 动荡 冲击巨大 技术 水平 技术传承具有封闭性，难以得到交流提高
[系统认知] 全面认识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 1．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 (1)从行业和区域上看：产生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
要吃饭，不算工本，自然有
(二)民间手工业 1．生产特点
赢。”反映了古代家庭手工 业生产成本低，自给自足。
(1)家庭手工业 ：作为农户的副业，产品主要用来交纳赋税和
家庭消费，剩余部分作为商品出卖。
(2)民营手工业：由民间私人经营，主要生产供民间消费的产品。
(3)田庄手工业：由田庄经营，涉及纺织、农具、兵器修造等，
影响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因素 (1)政治：结束分裂走向统一，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2)经济：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提供物质基础。 (3)政策：政府开明开放的政策。 (4)交通：水陆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5)金融：纸币的出现和使用的促进。
(三)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表现 (1)西汉：由于开通陆地、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
二史料探史——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史料一 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①。东北半城皆 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②……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 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③。无 主者黎明立桥以待④。
古代中国的商业和经济政策
3．封建土地私有制
(1)形成
①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规定：不论公田、私田，
都要按亩纳税，其他诸侯国也相继进行税制改革，这
实际上承认了
土地的私合有法性。②战国时期，
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
形法式律确立了封建土地
私有制。
(2)评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地 主阶级依靠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造 成社会的两极分化。
第十五讲 古代中国的商业和经济政策
• 清单一 古代商业的发展
• 1．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朝代
概况
商朝
善于经商
春秋战国 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打破，商人地位提高
秦汉至隋唐
经商受到 时间地点 的限制
隋唐 都市商业、农村集市、柜房、飞钱
两宋 元朝
商品种类增加，“ 交子 ”出现，商 税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大都 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
A．徽商文化上的谦虚 B．明清对商人的压制和歧视 C．走官商结合之路 D．徽商虚伪的反映
尝试：选______。(先做后看，效果更佳)
【及时巩固】
1.(2012聊城模拟)《明清商人小说》中指出“三
言”、“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有关商贾的小说作品
是非常多的。清代以后，商人小说就更多，文言小说
里有很多以商人为主体的篇目，白话小说更是比比皆
这两种赋役制度有何区别？各有何影响？
方田均税法： 一条鞭法：1851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 阶级矛盾，改革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 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 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 摊丁入亩：雍正皇帝一上台，就把丁税平均摊 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种办法称之为 “摊丁入亩”。
略论两宋禁榷（专卖）制度发达的原因
略论两宋禁榷（专卖）制度发达的原因专卖，指国家对某种产品的生产、销售，限定由国家设置的专门机构独占经营和管理的一种制度。
有完全专卖和不完全专卖等多种形式。
前者是对产品的生产、收购、运输、销售的整个产销过程，都由专卖机构独占经营；后者只对产销过程的某个环节（如生产环节或收购、销售环节）独占经营。
凡属专卖的产品，都由国家专卖机构严格进行管理。
除国家专卖机构外，任何单位或个人违法经营的，都要受到惩处。
专卖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榷”、“禁榷”。
禁榷制度在两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
宋代禁榷专卖制度发达。
按学者所分，那时大致有食盐专卖、茶叶专卖、酒类专卖（“榷酤”）、矿产（如矾）专卖、舶来品专卖、榷场互市等（见薛梅卿、赵晓耕主编，马志冰、臧杰斌副主编《两宋法制通论》）。
宋朝廷在京师和地方特设有管理专卖事务的机构，称作“榷货务”。
禁榷收益是两宋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宋代禁榷制度发达的原因很多，师、友亦有论述。
笔者也理出几条，略述如下。
一、沿袭前代之制如唐有“榷茶”，宋承其制；五代禁榷制度已颇盛行，宋代继承之。
二、宋代统治者经济意识较强宋代君主、官员经济意识较强，不以言商为耻。
如宋高宗赵构曾对市舶有过颇为经典的正面论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统治者有重商思想是政府专卖制度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三、宋代统治者法律意识较强太祖、太宗皆重法制，于开国之初即召集窦仪、苏晓等人，参照《唐律疏议》，制定出有宋一代基本法典《宋刑统》并诏令刊版印行。
同时，又先后编成《建隆编敕》四卷及《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以补律文之不足。
其后，仁宗、神宗诸帝继承了这一传统，重视法制，关心律例。
如神宗“留意法令，每有司进拟，多所是正。
······又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修书者要当识此。
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交易
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交易在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当时没有像现在的农贸市场或超市那样统一的交易场所，但各个地区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商品买卖，从而构成了繁荣的经济活动。
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展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和结构。
首先，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主要以物质产品为基础。
农产品、手工艺品、纺织品、陶器等各种商品都在当时的市场上交易。
例如，北方的农民们种植谷物、种植蔬菜，而南方的农民们则种植水稻等水产品。
这些农产品成为贸易的重要物质基础，通过经商者的流通和交换，它们在市场中得到了广泛分发。
其次，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涉及到了信息传递和交流。
当时，信息的传递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通过政府官员、商人和旅行者之间的互动传递商业信息。
商人们通过互相交流他们的商品、价格和交易地点，以便在市场上进行更好的交易和竞争。
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虽然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设施那么快捷高效，但它却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在古代中国，市场交易也离不开商队和市集的存在。
商队是一种由商人组成的队伍，他们带着自己的商品和交易所需的物品，走遍各地进行商品交易。
商队的形成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同时也推动了交易活动的发展。
市集则是城镇或乡村中定期举办的集市，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贩和顾客。
这些市集成为人们交流、交易和社交的场所，同时也成为经济交流和信息传递的重要平台。
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还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例如，周朝的贡父制度规定了贡品和税收的交换，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而隋唐时期的均田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政府的税收、贸易关税和货币政策等政策都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总的来说，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丰富多样，有着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结构。
物质产品、信息传递、商队和市集等多种要素相互交织，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场交易的发展。
这种古代的经济和交易模式，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今天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古代中国的经济制度
1.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评述错误的是 D A商鞅变法时明确规定其政策 B是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C安定人心政治稳定 D导致新的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 2.对“市”的严格管理，中国古代主要是通 过什么手段加强控制 A经济手段 B法律手段 C行政手段 D提高人文素质
c
3、“重农抑商”政策之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 重视的根本原因是 D A、商鞅等人的大力宣传 B、封建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 C、政策推动了封建社会的持续进步 D、政策适应了封建小农经济发展的要求 4、下列有关重农抑商政策的表述，不正确的 是 A、是自然经济的产物 D B、它的实行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C、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D、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而被废除
请思考：以上材料反映我国明朝在经济领域出现什么变化？ 反映出在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资本主义：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 用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榨取剩余价 值的社会制度。
主体 关系 实质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雇佣工人向资本家出卖 劳动力，资本家剥削雇 佣工人的劳动 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 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状态。
清朝时期的 广州商馆区
根据以下三段材料结合所学知识， 分析明清实行海禁政策原因。
材料一 永乐二年正月，禁民下海。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舡， 交通外国，因以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 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材料二：1656年六月,顺治帝发布申严海禁敕谕,命令从天 津至广东沿海各地,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与郑氏 等反清势力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不许 片帆入江,一贼登岸。”。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强行将 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 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材料三：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信中说：“天朝 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 天朝所产茶叶、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 加恩体恤。”
古代中国的商业与商品经济
古代中国的商业与商品经济古代中国一直以其独特的文明和文化而闻名于世。
在古代的商业活动中，商品经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古代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商贸方式。
商业与经济环境商业与经济环境对古代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从古代商业史的角度來看，商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科技和政治等因素，这些因素对不同历史时期商业的发展给予了不同的支冲力和制约力。
例如，战国时期的商业法律规范颇为完善，但交通不畅、金属货币缺乏是制约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汉代的商业发展则得益于道路交通的畅通，货币铸造技术的发展以及官府设立的商业市场和交易场所等因素。
唐代则是商业活动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大量的商业组织和商业文化，繁荣的城市和交通运输系统成为商业发展的基础。
嘉靖之后，明代社会因为战乱和内部不安定而发生了经济衰退。
古代的商品经济与商业交易方式在古代商品经济中，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的经济支柱。
种植粮食和棉花等农作物，在民间比较普遍，而且有一定的规模，种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古代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商业活动以贸易为主，而且这种贸易往往依赖于旅行和流动。
商人在国内外流动，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往往也入驻当地，在物资交换的基础上，进行各种社会文化交流、知识交流、政治交流和地域文化传承等。
在物贸方式方面，古代的商业活动主要以货币和直接物品交换为主。
货币的流通与不同时期的金属货币铸造技术相关，货币发行对商品交易的便捷性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有重要影响。
嘉靖时期，铜钱的大量发行，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的繁荣。
而由于金属货币在早期被严格管控，古代的商品交换则主要采用货物直交换的方式进行。
此外，古代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包括市市集和商帮，商人们常常会在这些地方从事交易、互通商情、讨论行情等。
商业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商业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商人和贸易商是重要的经济实体，也是社会中的有钱人。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与商品经济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与商品经济
杨华星;缪坤和
【期刊名称】《盐业史研究》
【年(卷),期】2004(000)003
【摘要】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控制了盐铁的产、运、销,为国家独利的一种直接专卖形式.这种专卖形式控制了大宗商品的流通和生产两个环节而又影响了商品的消费,使大中小商人和小农均退出了商品流通领域,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商品经济发展高峰也因此而结束.
【总页数】7页(P13-19)
【作者】杨华星;缪坤和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4.1
【相关文献】
1.桑弘羊长期主持盐铁专卖的原因分析——以盐铁会议为分界点 [J], 樊静茹
2.浅析汉武帝时期的官营经济——以盐铁为中心的研究 [J], 杨松涛
3.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J], 杨华星;黄小芳
4.略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制度 [J], 万海峰;肖燕
5.试论汉武帝时期的财经政策——读《盐铁论》的一些体会 [J], 吴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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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待我国专卖制度的利与弊
历史地看待我国专卖制度的利与弊[摘要]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卖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评价它的利弊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
从积极方面来说，专卖制度在各个关键时刻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使统治集团渡过了难关；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过一定的贡献；削弱了富商大贾、地方豪强的实力，缓和了贫富差距，巩固了中央政权；保证了市场供应，稳定了物价。
它的消极作用主要有：抑制生产效率、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造成官商假公济私，侵害百姓，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社会福利；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关键词]专卖制度；商品经济；市场效率；历史环境从春秋时齐相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汉代的盐铁专卖，到现在的食盐专营、烟草国家专卖，专卖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距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
长期以来，对于这种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制度，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笔者认为：评价一种制度，应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
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无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妄加评论，将偏失客观公正的标准。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专卖制度的利弊。
1 专卖制度的积极作用11 从政治上来说专卖制度在各个关键时刻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使统治集团渡过了难关。
纵观整个专卖史，统治集团都是在外困内忧、财政状况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推行或加强了专卖制度，专卖制度带来的高收益，也使他们暂时度过了危机，巩固了统治。
春秋管仲相齐，由于推行盐铁专卖等政策，结果齐国财力大增，坐致富强，“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汉书·食货志》）。
汉武帝统治时期，依靠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措施，积累了大量财富，“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盐铁论·轻重》）。
最终打败了匈奴，维护了边疆安宁，而且做到了“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轻重第十四）的好处，成就了大汉帝国的丰功伟业。
唐宋之后，我国财政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来自非农领域的税收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专卖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且已成为政府固定的收入来源。
古代专卖制度对当前的启示
古代专卖制度对当前的启示古代专卖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将特定商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权力划归特定机构或个人，以达到控制市场和获得财政收入的目的。
这一制度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对当前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制定仍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古代专卖制度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权力集中在少数特定的机构或个人手中，以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直接控制。
这一制度的存在使得国家能够更加方便地掌握和管理市场，从而有助于促使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在当今社会，由于市场的自由度较高，政府往往难以全面了解市场的动态，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借鉴古代专卖制度的思想，通过建立必要的监管机制和责任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监测和调节，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和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其次，古代专卖制度通过授予独家特许经营权，提供一种稳定的经营环境，刺激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间的竞争和价格战，使得企业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和资源在产品的研发和提升上，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现代社会中，虽然市场的竞争被广泛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过度的竞争也往往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价格战和恶性竞争。
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兼顾市场的竞争和稳定，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另外，古代专卖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容易滋生官商勾结、扭曲市场价格和消费者利益等问题。
当今社会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市场垄断、价格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
因此，在发展专卖制度时，应注重监管和制约机制的建立，充分考虑各方的权益和利益平衡，确保专卖制度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古代专卖制度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其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
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在维护市场稳定、激励企业创新和提高财政收入等方面借鉴古代专卖制度的思想。
然而，在发展专卖制度时也应注意避免其不足之处，充分考虑各方的权益和利益平衡，确保专卖制度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专卖制度的作用，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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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陈明光(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财政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贯受到重视,先秦诸子关于富国强兵、节用、薄赋敛等议论就是针对财政问题而发的。
自《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以来,有关古代财政活动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从而构成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为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财政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学术史大体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加以评述。
第一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
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
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
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
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
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
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
例如,胡钧9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
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
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
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
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
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
”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
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
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
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
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
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
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 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
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
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
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
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
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
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
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012002年第12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
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
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
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著。
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
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
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
其《余论》对中国财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二,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
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
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987年;下册根据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林宝清续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是一套以我国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各个朝代所发生的财政金融大事为辑录对象的编年资料书。
孙翊刚、徐世钜、左步生等选编的《中国财政资料选编》三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989年)、国家税务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七辑,取材范围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1995年陆续出版。
这些资料选编的出版,对高等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对研究工作更具价值的应是财政史料的考订与整理。
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
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都对该志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
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财政制度的内容。
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
鲁子键编选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二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
作者自述:该书“通过史料的分类排比,于财政运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就一个地区的角度,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
对清代地区财政史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2年)为研究清代财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档案资料。
三,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趋于深入。
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从早先的以赋税、徭役为主,扩展到捐纳、屯田、仓廪、府库、专卖、和 、和买、漕运、俸禄制度、军费、赈恤、财政职官、财11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政机构、财政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会计、审计、财政思想、理财人物、财政改革等多个方面,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全面展开。
其中,除有关财政收入如赋役制度、继续取得突出进展之外,在汉唐之际以至宋代的财务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唐宋的国家预算制度、专卖制度、军费支出、俸禄制度、赈灾制度、仓库制度、财政调度手段(如漕运、和 、折变等)、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