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文学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

摘要:两宋以来崛起的城市文化与文学,以功利性、世俗性、娱乐性为核心特征,不断侵蚀、瓦解着占主导地位的农耕文化的根基,使中国文化具有近代社会的新质。把古代城市文学引入选修教材,既有助于学生形成文化批评的观念与视野,又有助于构建契合岭南文化精神的地域性教材体系。

关键词:城市文化农耕社会文化视野课程资源

还得从一次以“都市与乡村”为话题的写作指导课说起。那节课的基本设想是,先让学生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自己对都市与乡村的印象,然后回顾阅读过的有关都市与乡村的诗文,梳理其中的情感倾向,最后引导学生在传统与现代的视野框架中来审视与辨析其内涵。

第一个环节进行得很热闹,乡村多是青山绿水、田园牧歌、友善和谐;城市除了高楼林立,物质丰盈外,更多则是负面的形象,如孤独、冷漠、压力大、节奏快,功利、尔虞我诈等等。这种对立的价值取向在后来的学生作文中表现得更鲜明了。第二环节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有关乡村的文学,同学们能背出了很多优秀的山水田园诗;但问到都市文学作品,则一片寂静。课后,与同学们交流,都说一时真想不起什么作品。

这次上课的经历,让我难以忘怀。通过阅读一些关于城市文化的研究文章,逐渐理出一点头绪,认识到学习、了解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了。

一、中国古代城市文化与文学

城市即城(政权)与市(商业)的结合。一般认为中国城市起源自夏代,关于筑城的目的,《吴越春秋》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中国古代城市,就性质而言,始终不曾脱离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特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商品交换,但历代王朝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商业的发展极为艰难,只能成为自然经济的附庸,无关乎整个国计民生。自秦汉至隋唐代,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商业在城市的狭小的空间中潜滋暗长,总体水平不高。

宋元至明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勃兴是其重要体现。宋代都市改变了唐代的坊市区分制度,任何街道都可以开店营业,夜市也开放。坊市制度的崩溃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导致了宋代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形态包含着许多城市文明的特点,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中国有过最辉煌的岁月,而到了公元12-13世纪,情势就有了令人瞩目的扭转。在这4世纪中,发生过急剧的变

化。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取代了。”{1}

商业作为革命性因素全面渗入城市之后,城市职能发生了改变,由少数人的统治工具变为大众谋求金钱与利润的场所,城市由政治中心逐步转向经济、文化的集散地。商业资本追求功利效益的动态运行严重侵蚀着封建社会超稳定的静态社会结构,小农经济受到侵蚀,宗法专制社会的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俭朴的生活观念、尚德重义的价值取向遭到瓦解与颠覆。以功利性、世俗性、娱乐性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文化、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农耕文化尚静,安土重迁。百姓以土地为命根,安土乐天。月是故乡明、叶落归根的恋乡情结根深蒂固,“富贵而归故乡”被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商业文化尚动,求新求变。“商人重利轻别离”,不安于现状,四海为家,乐于冒险。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专制社会有严格尊卑贵贱等级秩序,在传统的观念中,“士、农、工、商”,商居其末。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会促使价值规律作用的扩大,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冲击和否定政治上的等级特权,“卖油郎”也可独占“花魁”了。富商大贾可以以财势傲视官家,冯梦龙的《三言》中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

农耕文化崇尚勤俭节约。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丰年必须想着灾年,要省吃俭用,细水长流。商业文化劲吹奢侈享乐之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

农耕文化重义轻利,追求道德精神的超越;商业文化重利轻义,追求世俗的享乐。君子忧道不忧贫,孔颜乐处体现的正是一种圣贤情怀。《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心追逐财利,正是工商业者的普遍心态。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南宋陈亮、叶适倡导功利之学,明清启蒙思潮倡导自然人性论、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正是对宋代以来市民文化崛起与发展的思想呼应和理论总结。

都市文化的崛起与发展,对古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文学样式如城市笔记、词曲、话本、杂剧、章回小说等兴起,并逐步展现出新的文学趣味和价值取向。

作为都市文化、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并非泛指一切以城市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而是宋元以来,伴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化勃兴而产生的一种文学类型。城市文学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 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 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

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2}

二、学习古代城市文学的意义

学习古代城市文学,首先在于培养学生大文化视野。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理论,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存的意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大文化视野,是借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概念,意思是我们要放宽视野,注意把握较长时段的文化形态,据以透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把握其价值与意义。《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也提出,“阅读与鉴赏”要“努力探索作品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这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宋元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化的勃兴,中国文化中具有了近代社会的新质。不了解这种背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就会出现视野盲点和思维偏执。进一步,把古代城市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联系起来,我们就能发现其间既有特质的变化,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按照台湾学者余英时倡导的“内在理路”研究方法,在城市文化研究中,我们就能走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误区,突破“冲击—反应”的文化模式理论,在芜杂与混沌的文化迷局中就能寻绎出走出困境的阿里阿德涅彩线了。

大文化视野,不仅是知识观念,也是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宜乎众矣”的牡丹之爱,正是市民追求富贵的象征。作者既不愿随波逐流,又不甘心退隐山林。不同于“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孔颜乐处,作为理学先驱,周敦颐追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境界,其实正是面对商业文化、都市文化巨大的物质压力的悲壮回应与心灵固守。进一步,不难理解宋元理学为何要高扬道德主体精神了;当然,这也说明,他们全然不了解时代文化中蕴含着的历史进步因素。

又如余光中对朱自清散文的批判:

就凭了这样的一二十篇散文,朱自清能称为散文大家吗?我的评断是否定的……他的观察颇为精细,宜于静态的描述,可是想象不够充沛,所以写景之文近于工笔,欠缺开阖吞吐之势。他的节奏慢,调门平,情绪稳,境界是和风细雨,不是苏海韩潮。他的章法有条不紊,堪称扎实,可是大致平起平落,顺序发展,很少采用逆序和旁敲侧击柳暗花明的手法。他的句法变化少,有时嫌太俚俗繁琐,且带点欧化。他的譬喻过分明显,形象的取材过分狭隘,至于感性,则仍停留在农业时代,太软太旧。他的创作岁月,无论写诗或是散文,都很短暂,产量不丰,变化不多。(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

余光中是站在现代文化的角度,批判朱自清散文所体现的农耕文化的那种和谐、宁静、自然的审美风尚和理想境界。他的评判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令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