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县名考辨

福鼎县名考辩林振秋

福鼎置县取名于福鼎山，是历史事实。《福建通志》总卷三《地理志》中述：福鼎“本霞浦县东北路地……乾隆四年奏析劝儒乡之望海、育仁、遥香、廉江四里置县，取名于二十都之福鼎山”。这在行政区划上已很明确。又在该书总卷五《山经》中述：“福鼎山，在县东，《闽书》云：一名北顶，自平阳赤阳而来，远数十里犹在望中。道光志：高大为群山冠，县命名以此。”进一步从方位和地理位置上作详细的阐明。乾隆二十七年郡守李拔主纂的《福宁府志》载：“福鼎山……县命名以此。”嘉庆间，福鼎县令谭抡主纂的《福鼎县志》载：“福鼎山，一名北顶，《闽书》：自平阳赤阳（迤逦）而来，峰最高，数十里犹在望中。府志：县命名以此。中有合掌岩、米岩。”《方舆纪要简览》载：“福鼎县在府东北一百五十里，乾隆十三年（按：应为四年），分霞浦县治福鼎山名。”至于县内的历史记载尤多，如乾隆五年庠生王凤翔为福鼎山题词：“福鼎初开县，嘉名肇此山，千年埋旧迹，圣世表新颜；覆餗应无虑，调羹自可攀，即今翘首处，瑞蔼满烟鬟。”乾隆间拔贡夏嘉梁在《县记》中写道：“福鼎者，闽浙之界山也……”。乾隆三十六年县令王应鲸在《重修福鼎城东石坝记》中述：“福鼎原福宁郡霞浦境也，自乾隆四年分霞置鼎，因闽浙界福鼎山为名……”。嘉庆十年县令谭抡主纂《福鼎县志》示：“兹查邑县以山名，隶于福宁，分自霞浦……”。如此等等。

以上所述，本来是十分明确的历史记载，而在民国间，周梦虞先生编纂的《福鼎县志》(初稿)和《福鼎县名辩讹唱和集》却提出不同见解。纵观该诗集，大都是七律诗和五言古，内容除了嘲笑讽刺的字眼以外，空虚泛谈，没有引证一点的历史资料，其不同观点的论据，归纳为周先生诗：“他山借助果何缘，讹以传讹二百年，取义羲经犹近理，谐声鹤顶太从权，此疆彼界须分别，李戴张冠笑倒颠，记得前修曾告我，定名原在姥峰巅。”由于周先生是清光绪副贡，民国时任省第三中学校长，福鼎县北岭初级中学名誉校长，名望较高，学生多。因此，受他的论点影响较大，造成许多人对福鼎县名的由来，产生了错觉。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民政科拟文之《福鼎县要览》，就有一段错误记载（现藏我县档案馆中），文述：“本县诸山以太姥为著名，太姥诸峰以摩霄为最高，摩霄顶状如覆鼎，覆与福同音，因取福鼎县名。”一九八二年《福鼎文史资料》第一辑，有两篇文章，以周梦虞论点为据，认定县名是太姥山覆鼎峰谐音而来。在《福建青年》、《太姥山》等杂志上，也有登载尖似的错误文章。因此，当今在编辑县地名录和撰写新县志之际，对县名由来澄清是非，以免贻误后代，是很必要的。根据周先生的观点和社会上的质疑，概括为四个方面，现分别阐述如下：

一、福鼎县有名山——太姥山，为什么要取彼界之福鼎山定名呢？当然，福鼎如果是现在立县是绝不会取福鼎山名的，因为福鼎山现在已隶属于浙江省苍南县，并已改名为覆鼎山，亦称鹤顶山。但乾隆四年时，福鼎山是属于福建的，有清代两份地图为据。一是《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这份大型的全国性图志，是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主纂的。它始编于乾隆五十三年，完稿于嘉庆八年，历时十六年。该志图文都肯定了福鼎山归属于福鼎。文载：“福鼎县冲繁西南至府一百五十里……乾隆十三年（按：应为四年）分霞浦县置以县治福鼎山得名”；一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重印之《福建全省舆图》，该图把“福鼎山”三字及其山峰符号，醒目地标在福鼎县境内。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绝不能把疆界的变更，说成当时的福鼎山为“此疆彼界”。为什么选福鼎山作为县名？据《福建通志》：“福鼎山高大为群山冠，县命名以此”。

二、有人质疑，现在地图注的分明是鹤顶山，怎能谐音为福鼎呢？我们懂得，福鼎山的名称起源很早，自古以来就称福鼎山，至今群众仍称福鼎山。我没有专门为它搜集历史记载资料，而根据我所知道的资料，可以断定它起码在明嘉靖以前，就有“福鼎山”之称。因为《闽书》是明嘉靖间编纂的，记载的是明嘉靖以前的山川名称，至少到现在有五百年的历史，而“鹤鼎山”（或覆鼎山），则在民国二十三年始出世，距今只五十年时间。福鼎山的名称，不但是国家地理志、福建地理志以及清代以前出版的有关地图一概称福鼎山，就是浙江出版的《浙江通志》、《温州府志》、《平阳县志》（乾隆二十三年张南英主纂的）也一致记载是福

鼎山。有人拿着近代地图出现的鹤顶山，来指责人家“他山借助”、“李戴张冠”、“谐声鹤顶”，否定福鼎山的名称，我们感到有些委曲，这或许是他们未见到历史文献记载而产生的误解吧！

为什么民国二十三年把“福鼎山”改名为“覆鼎山”（一名鹤顶山）呢？什么原因要改？怎样改？其依据是什么？根本原因是民国二十三年编纂《平阳县志》作者刘绍宽等看了《福建通志》关于福鼎县取名于福鼎山的记载后，误认为福鼎山有二个（一个在福鼎县境内，一个在平阳县境中）为了区别所谓两个“福鼎山”，把实际只有一个福鼎山改名为覆鼎山（一名鹤顶山）。据民国二十三年编纂的《平阳县志》原文说法是这样的：福鼎山，“在鸣山西北，当赤阳山之西为另一福鼎山，而此山《蒲门志》、金以峻、朱阳、林天培诗，并作覆鼎山，今从之，以便区别。”并正式在新纂的县志上记载：“赤阳山东微南为覆鼎山，一名鹤顶山。”从此，鹤顶山的名称诞生了，福鼎山的原名被改掉了。经查金、朱、林三人诗，对福鼎山纯系形容诗句，如乾隆间平阳县令金以峻为首的代表作，诗云：“周鼎商饌状若何，命名象意却难磨，岘山千古羊公在，为政当时惠爱多。”前二句是对福鼎山形象之描述，后二句是对当政者的歌颂，并非更改山名之意。至于鹤顶名称的来源，经探讨是这样的：明、清时，大批闽南人迁浙江省蒲门、马站及福鼎山周围一带村庄，讲闽南话，“福鼎”与“鹤顶”闽南话谐音，这是一名鹤顶的由来。这些情况也是民国版《平阳县志》更名覆鼎山（一名鹤顶山）的来源依据。

三、福鼎县是否有第二个福鼎山呢？没有。自民国二十三年《平阳新编县志》出版后，对福鼎县名由来认识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有的人就在“太姥山”寻找“福鼎山的替身”。可是，它们之间有许多明显区别，是混淆不了的：⑴行政辖属不同。福鼎山，《福建通志》明确指出属福鼎县二十都，而太姥山在福鼎县八都；⑵方位不同，福鼎山，《福建通志》明确指出在县东，而太姥山在县南；⑶所处山脉不同。福鼎山，《闽书》指出“自平阳赤阳而来”，属雁荡山脉；而太姥山，自柘荣县东狮山而来，属太姥山脉；⑷地理位置不同。福鼎山，福鼎《县记》等明确记载是闽浙界山，而太姥山，地处福鼎县境内，不在边界。有的人萦绕着太姥山是否历史上曾称过福鼎山的构思，做了许多猜想。根据明万历间谢肇淛主纂的《太姥山志》载，太姥山，相传古时称才山，尧时因山中有老母种兰为业，修炼成仙，故以太母名之。汉武帝时，封太姥山为三十六名山之首，命东方朔授天下第一名山，乃改母为姥，却从没称过福鼎山。

四、福鼎县取名于太姥山覆鼎峰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站不住脚的。笔者还未见到民国初及其以前，太姥山有个覆鼎峰的历史记载。在民国以前，有四部太姥山著作。第一部是明万历间谢肇淛主编的《太姥山志》，称最高峰为新月峰。第二部是清咸丰间邱古园主编的《太姥山指掌》，称最高峰为望日台。为了使读者更明确该峰位置，作者还用细笔注上：“望日台原称新月峰”。第三部是清光绪二十七年王孙恭编纂的《太姥山续志》，既称最高峰为新月峰，亦称望日台。第四部是卓剑舟在民国间编纂的《太姥山全志》。该志在卷一写的五十四峰中，仍称最高峰为新月峰，而在卷十、卷十一、卷十三、卷十五等艺文中，收集了十九篇和韵周梦虞先生关于“福鼎县名辩讹唱和诗”，这才孕育着“覆鼎峰”这一名称的胚胎，但还未见到给“覆鼎峰”定名的记载。真正“覆鼎峰”名字的出现，始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后出版的省、县地图上。这样，新月峰名称被改掉了，“覆鼎峰”名称诞生了。在三十年代以前，想找出“覆鼎峰”名称，的确是很难的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有清一代许多名人游太姥时写的艺文中，也找不到“覆鼎峰”的痕迹。比如福鼎县第一任县令傅维祖，在乾隆六年游太姥山时，写下《太姥山记》，述道：“……其上有新月峰，可以望日出，爰命僧人明晨须寓目焉……”。为什么他不称覆鼎峰，而称新月峰，难道时隔开县仅二年，傅维祖就把有开县意义的“覆鼎峰”名字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吗？为什么那么多知府、县令和知名人士，如清知府李拔、县令萧克昌、岳廷元、徐德峻、谭抡等游太姥时，写的游记和赋诗中，都不称“覆鼎峰”，也不为有开县意义的“覆鼎峰”题词作赋呢？相反，庠生王凤翔却为“福鼎